與世界其他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頗顯「另類」：在大灣區內部，不僅有「一國兩制」框架下的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還有深圳、珠海兩個經濟特區，廣東自貿區的南沙、前海蛇口和橫琴三個片區。

不同的地區特質與制度環境，使得粵港澳大灣區的多元化特色凸顯。這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優勢，也給灣區帶來挑戰。

「最強大腦」和「最強工匠」

「港澳是粵港澳大灣區區別於京津冀、滬杭甬城市群的最大特徵，也是最大優勢。」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員譚銳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港澳是成熟的國際化大都市，對珠三角有多方面的輻射帶動作用。」

港澳是廣東省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有數據表明，廣東吸納的外商直接投資，有76%來自香港。港澳資本已經滲透到珠三角的各類產業中，成為推動當地經濟增長不可或缺的力量。

事實上，過去近40年時間裡，經港澳入廣東，向內地輸入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被視作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港澳有良好的高等教育體系，教育質量在全球名列前茅，為粵港澳大灣區培養輸送大批優秀人才具備條件。

港澳已經形成了成熟社會治理體系，如公務員制度、公屋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養老服務等。「這些經驗正是珠三角地區提高軟實力所亟需的。」譚銳說。

放眼世界，粵港澳的多元化亦帶來了獨一無二的優勢。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陳廣漢認為，在「一國兩制」背景下，制度的多樣性和互補性可為區域合作提供優勢。自由港、特別行政區、經濟特區、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在大灣區的制度疊加效應，可擴大貿易和產業合作的選擇面。

香港與深圳，是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中心和科創中心。深圳強大的科創能力可以點燃香港的經濟發展勢頭，香港則可以補齊深圳的高等教育、醫療短板。

在科研、人才、對外平台等方面頗具優勢的廣州，與擁有雄厚製造業基礎的佛山，堪稱「最強大腦」和「最強工匠」組合。

東莞的製造業基礎，加上香港現代服務業的優勢，廣深的創新能力，三者互補整合將迸發出巨大能量。

「兩者相互配合，就可以形成體制和生產要素的更優組合。」陳廣漢說。

港珠澳大橋的價值

不過，粵港澳大灣區的這一特點，也對灣區的發展提出了諸多挑戰。

「要對標世界上的高水平灣區，粵港澳大灣區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生產要素能否自由高效地流動，是重點和難點所在。」陳廣漢說。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莫道明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與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以及東京灣區不同的是，粵港澳大灣區並不是在同一個政治經濟體制下運行。在粵港澳大灣區內，首先存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內地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而香港、澳門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其次存在不同的法律體系，內地和澳門屬於大陸法系，香港則屬於英美法系，這之間有很大的不同；再次是行政體系不同。這些因素決定了粵港澳大灣區是一種新的探索，不能照搬既有的三大灣區建設的經驗。」

當前，大灣區各地正掀起一陣涵蓋要素流動、基礎設施連通、貿易投資自由、文化融合等領域的建設熱潮，旨在改善大區域的軟硬發展環境，加速形成利益共同體。

2017年7月1日，《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在香港簽署。

協議發布的六大重點工作中，「著力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位列第一。交通網絡是灣區資源融合集聚的重要基礎。

在此之前，2017年7月7日，世界上最長的海底隧道港珠澳大橋海底隧道貫通，標誌著先後經歷13年論證、設計、施工的「世紀工程」港珠澳大橋主體工程全線貫通。

港珠澳大橋之難，不僅在於工程技術方面的挑戰。

據參與港珠澳大橋工程調研與論證的南京大學工程管理學院教授盛昭瀚介紹，港珠澳大橋在整體上面臨兩大方面的複雜性挑戰：港珠澳大橋是典型的「一國兩制」背景下的重大跨境工程。粵港澳三地在工程建設領域所涉及的社會文化、法律法規、技術標準、程序等方面存在著差異，導致工程前期諸多重要決策呈現複雜局面；另一方面，港澳兩地擁有充分的自治權，中央政府無法對其直接干預和命令。三地政府則傾向於從各自社會經濟利益出發，進行工程方案、融資方式、管理模式等選擇，使協調難度劇增，且缺乏可借鑑經驗。

因此，這一聯通香港、澳門、內地的超級工程的順利竣工，為不同制度下的深度合作探索了寶貴經驗。

競合未來

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看來，過去也有港深、港粵合作，但目前合作之所以仍然存在瓶頸，關鍵是合作「僅僅限於或者主要限於經濟和貿易層面，而社會層面的整合做得不夠，行政和公共服務方面的整合也不夠」。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日益深入，三地合作將從經濟領域延展至社會、民生等諸多領域，多部門、多地區將面對更複雜、更多樣的挑戰，而其關鍵，就是要解決融合的問題。

「總體來說，中國正變得越來越開放，但也有評論認為『大門開了，小門沒開』。比如，港澳與廣東在具體政策、法規、標準上存在差異，實際操作中往往會遇到問題。」陳廣漢以人才引進為例說，目前，大量高端人才進入珠三角後，還會面對一系列就業、就學、醫療、養老問題，這需要政策創新予以解決。

融合面臨的挑戰，甚至不僅是在港澳和內地之間。

鄭永年認為，儘管港澳和珠三角9市各有各的優勢，但由於一些制度壁壘，資源融合的優勢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

「有時候，在內部，不僅僅是『一國兩制』，而是『一國十一制』，珠三角包括港澳這些城市各自分頭干、重複建設，城市融合度不高。」鄭永年說。

「目前，粵港澳內部的合作分工層次還相對較低，9市之間各自為政、招商引資競爭激烈。」譚銳說。

2017年7月，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發布《以「雙轉型」引領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研究報告。報告指出，「城市單打獨鬥、各自發展的時代業已結束，都市群發展不僅是單一城市發展的依託，也是國家、區域、城市競爭力和影響力提升及發揮作用的重要平台。」

「粵港澳三地政府應該建立常態的協調機制。」騰訊董事會主席馬化騰此前曾提出建議，「以往可能會覺得『你發展好了，我就受影響了』，我們應該把這種競爭的心態轉變為合作心態，我們向海外、全球要人才和市場。」

「要實現突破，最根本的還是要靠體制機制的創新。在互利共贏的前提下，最大程度深化合作，消除不同制度下的邊界屏蔽效應，最大程度地發揮整個大灣區的聚集效應、分工效應、協作效應、規模效應，形成區域利益共同體，實現區域利益最大化，儘快打造成國際一流大灣區。」陳廣漢說。

（李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