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事件後，毛澤東出人意料地保留了鄧小平的黨籍。從大歷史的角度看，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特殊歷史淵源，鄧小平在長期的革命、建設過程中表現出的卓越才能，都讓毛澤東對其抱有好感，再加上毛澤東晚年對身後事的擔憂，都在無形中推動著毛澤東做出保留鄧小平黨籍的決策。而從最直接的角度看，正是江青開除鄧小平黨籍的主張，引起了毛澤東的警惕，使他最終做出了在撤銷鄧小平黨內外職務的同時，保留其黨籍的決定。
「文革」開始後不久，劉少奇、鄧小平先後被打倒。毛澤東雖然認為鄧小平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是並不想把他徹底打倒，「他還是有自己的考慮的」，因而在私下和公開場合對鄧小平採取了鼓勵和保護的態度。1966年10月22日，毛澤東在鄧小平送審的檢討稿上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講。但在第九頁第一行‘補過自新’之後，是否加幾句積極振奮的話，例如說，在自己的積極努力和同志們的積極幫助之下，我相信錯誤會得到改正的。請同志們給我以時間，我會站起來的。幹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就一蹶不振了嗎？」1967年5月，毛澤東派人向鄧小平轉告三點意見：第一，要忍，不要著急；第二，劉、鄧可以分開；第三，有事可以給他寫信。同月，應鄧小平的請求，毛澤東同他有過一次談話。鄧小平後來回憶說：「他還想保我，找我談了話，也沒有保住。」由此可見，毛澤東對鄧小平態度是非常溫和的。從1967年9月至1973年3月鄧小平複出，毛澤東在公開場合或者檔中為鄧小平「辯護」有19次之多。毛澤東在這些「辯護」中認為鄧小平與劉少奇應區別對待，鄧小平問題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不同意開除鄧小平的黨籍。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閉幕會上，毛澤東發表講話時提到鄧小平，說：「鄧小平，大家要開除他，我對這一點還有一點保留。我覺得這個人，總要使他跟劉少奇有點區別，事實上是有些區別。我這個人的思想恐怕有點保守，不合你們的口味，替鄧小平講幾句好話。」早在1967年9月19日和20日的談話中，他還希望鄧小平能當選中共九大的中央委員。最能反映毛澤東這種態度的是1967年7月16日同王力的談話，毛澤東說：「小平，文可以和少奇、恩來相比，武可以與林彪、彭德懷相比。指揮兩個野戰軍的只有一個鄧小平。小平舉重若輕，善於決斷。他的毛病是性子太急了點，決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緊。他不專權，會用人。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還是要小平出來，至少是常委。」
林彪事件後，鄧小平複出迎來轉機。1972年8月，根據毛澤東對鄧小平來信的批示，鄧小平複出開始提上日程。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做出決定，恢復鄧小平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毛澤東對複出後的鄧小平寄予厚望。毛澤東曾經在公開場合對鄧小平說「我是喜歡你這個人的」。1974年12月，毛澤東當著周恩來和王洪文的面讚揚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1975年1月，鄧小平被先後任命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毛澤東重新把鄧小平放在了接班人團隊中。
雖然後來毛澤東不滿鄧小平的全面整頓，進而發動「批鄧」，鄧小平又逐漸「靠邊站」了，直至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又被打倒，但毛澤東還是出人意料地保留了鄧小平的黨籍。放寬歷史的視界，不難發現，毛澤東對鄧小平長期的全面的瞭解，以及建立在這種基礎上的對鄧小平才能的愛惜，對在打倒鄧小平的同時又保留其黨籍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毛澤東對身後事的擔憂
林彪事件後，接班人的問題顯露出來。同時，毛澤東的身體狀況急劇惡化，使得接班人問題變得更加急迫和複雜，並最終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毛澤東，使得他在打倒鄧小平的同時，又保留了其黨籍。
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希望選擇一個既年輕又能繼承「文革」路線的人做自己的接班人。1972年7月24日，毛澤東說：「外國人說我們現在年紀大了，寄希望于年輕人，說是我們死了就會變修。怎麼辦？我的意見就是要搞一點年輕人來當共產黨的副主席、軍委副主席。所謂年輕人，就是年齡在三十至四十之間，要工人和農民。」早在1967年5月，毛澤東就說過：「本想在知識份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知識份子從來是轉變、覺察問題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徹底的革命性，往往帶有投機性。」按照這個標準，毛澤東選擇了時任中央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的王洪文。1932年出生的王洪文，做過農民，當過工人，當過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頭頭。選擇王洪文這樣年輕的在「文革」中發跡的人做接班人，在毛澤東看來可以堅定地繼承和堅持「文革」路線。
1972年9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王洪文參加中央工作。1973年5月，經毛澤東提議，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宣佈王洪文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並參加政治局的工作。遵照毛澤東的指示精神，為了培養王洪文，1973年8月上中旬，中央政治局商議成立以王洪文為主任、周恩來等為副主任的十大選舉準備委員會。在中共十大上，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做修改黨章的報告。在隨後的十屆一中全會上，王洪文同周恩來、康生、葉劍英、李德生一起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五個副主席中排名第二，僅次於周恩來。十大後，周恩來寫給毛澤東的重要報告，都由周恩來起草並和王洪文共同署名。在十大後陪同毛澤東會見外賓時，除周恩來外，增加了王洪文。所以，王洪文為將來接班人的意味是顯而易見的。
1974年6月周恩來病重住院後，王洪文開始負責中央日常工作。參加聯合國大會後回國的鄧小平開始分管外交工作。就在6月中旬，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再次出現問題，中央為毛澤東專門成立了醫療組。健康狀況的惡化讓毛澤東加劇了對後事的擔憂。早在1966年10月，毛澤東曾經提到，「文革」前中央分一二線，是為了讓第一線的同志在群眾中樹立威信，「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候，國家不那麼震動」。現在「去見馬克思」則是擺在眼前的緊迫問題。周恩來等人不是重病在身，就是年老體弱，在這種情況下，他內心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此時自己「去見馬克思」了，如果沒有一個有威信的中央，特別是有威望的領導人，很可能會出現很大的「國家震動」，甚至是國家動亂的局面。早在1973年底，八大軍區司令員的對調，說明毛澤東就有這方面的擔心。他說：「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1974年6月，他的身體狀況再次惡化後，這種擔憂更加明顯地表現出來。1974年9月16日，毛澤東同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得志談話時說：「你們這些老同志，老資格，現在掌握大權，可要小心謹慎。要分析問題。我要是不在了，你們要謹慎、小心。還有一二年也不一定，閻王請我喝燒酒。」也就在這個時期，毛澤東發出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的號召。
為了防止自己身後國家出現動亂的局面，毛澤東需要組建一個有威望的中央領導班子。此時毛澤東雖然把王洪文放在了接班人的位置上，但是他清楚王洪文缺少治國理政的經驗，尤其缺少帶兵打仗的經歷，資歷欠缺，威望不高。在老資格的各大軍區司令員、政委面前，壓不住台。在中共十大前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根據毛澤東的設想，提議王洪文為副主席人選時，中央政治局委員許世友表示了不同意見。隨後周恩來主持召開的中央黨政軍直屬機關和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會議，傳達毛澤東重視青年幹部的指示精神以打通思想，但到會的許世友仍不服氣，多次插話陳述自己的意見。以上這些跡象表明，王洪文等人儘管受到毛澤東的賞識，但不孚眾望。除此之外，王洪文搞經濟、外交工作更是缺少經驗。相比較而言，複出不久的鄧小平文武雙全，威望很高，這讓毛澤東有了可以應對身後「領導危機」的人選。1973年12月，毛澤東接受葉劍英的提議，讓鄧小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12月21日，毛澤東在接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全體成員時說：「鄧小平現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了。他呢，我喜歡他，有些人有點怕他。打起仗來呢，此人還是一個好人啊。」
1974年3月，毛澤東提議由鄧小平擔任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團長。6月，周恩來病重住院後，毛澤東開始考慮由誰來主持國務院工作。10月，身處「風慶輪」風波中的鄧小平經毛澤東提議擬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毛澤東還特別指出，總參謀長「戰時有事，平時無事，掛個名」，「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總參謀長沒有事做，但出了危險，就有事做了」。12月，毛澤東在聽取周恩來和王洪文關於四屆人大籌備工作的彙報時，再次表露他的擔憂和應對這種擔憂的方案。他對周恩來說：「你的身體不行了，我也不行了，葉帥也不行了，康老也不行了，劉伯承也不行了，朱德也不行了，難啊」，「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開二中全會補他為常委、副主席，並擔任軍委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總參謀長三個職務」。需要強調的是，毛澤東提議鄧小平任總參謀長，並在此前後多次提到鄧小平會打仗，與他對世界形勢的判斷不無關係。從1973年底到1975年9月毛澤東多次提到世界不安寧，要準備打仗的問題，但更擔心的是自己身後的國內問題。1976年4月30日，毛澤東和華國鋒談話時，說：「國際上的事，大局已定，問題不大。國內的事要注意。」
毛澤東原本設想的人事佈局是由王洪文和鄧小平搭班。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出意外的話，在毛澤東身後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以繼續堅持「文革」路線。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負責接替病重的周恩來並主持國務院全面工作。鄧小平任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協助葉劍英主持軍委工作，以防止將來「天下大亂，軍閥割據」。儘管自1974年7月至12月底，毛澤東曾經多次批評王洪文，讓他不要參與搞「四人幫」，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不要跟在江青後邊批東西，甚至在「風慶輪」事件後要求王洪文寫書面檢查。但此時毛澤東對王洪文尚未完全放棄，還特別要求他「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團結」，「中央就這麼多人，要團結」。
三
毛澤東在選擇以王洪文和鄧小平為主要領導人搭班的同時，還做了一番綜合平衡的佈局。在王洪文主持的中共中央核心機構中增加鄧小平任中央副主席；在政府機構中，毛澤東在提議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的同時，提議張春橋任第二副總理；在1975年2月新成立的中央軍委常委會機構中，除葉劍英、鄧小平等老資格的軍隊領導任軍委常委外，王洪文和張春橋也赫然在列；毛澤東提議鄧小平任總參謀長的同時，提議張春橋兼任總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閉幕。1月17日，四屆人大閉幕。2月5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出成立中央軍委常委會的通知。至此，毛澤東設想的人事佈局得到落實。在毛澤東看來，這是一個在他「去見馬克思」後，既能堅持「文革」路線，又有實際工作能力和威望的中央領導班子。所以，他希望這個班子能夠保持團結，首先是政治局內部的安定團結，然後才能有全國局面乃至自己「去見馬克思」後的國家安定團結。但是，他的願望很快就被現實打破了。
2月，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後，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很快拉開了全面整頓的序幕。與此同時，政治局內部也開始傳出了不和諧的音符。
同月，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學習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的通知》。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等人利用掌握的輿論宣傳工具，在學習無產階級理論運動中借機提出了反「經驗主義」的問題，影射以周恩來、鄧小平為代表的老幹部。4月14日，毛澤東結束了南方之行，回到北京。4月18日，鄧小平陪同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金日成後，向毛澤東反映了自3月初以來，張春橋、江青等大反「經驗主義」的問題，並表示不同意關於「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說法。毛澤東聽後，表示同意鄧小平的意見，開始覺察到反「經驗主義」背後政治局內部的團結問題。為此，毛澤東提議召開政治局會議批評「四人幫」來實現路線上的一致，但是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並沒有達到解決問題的目標。在這種情況下，1975年5月3日，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批評「四人幫」，強調要安定團結。為貫徹毛澤東的指示，鄧小平於5月27日和6月3日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批評「四人幫」，王、張、江、姚諸人被迫做了檢討。
此後，毛澤東逐漸放棄了讓王洪文做接班人的打算，鄧小平成為接班的第一人選。早在1974年12月，周恩來、王洪文在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四屆人大籌備工作，毛澤東高度評價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並對王洪文說：「比你強。」1975年6月7日，在會見外賓後，毛澤東同鄧小平談話提到王洪文時說：「他威望不高。」針對「四人幫」，毛澤東對鄧小平說：「他們幾個人現在不行了，反總理、反你、反葉帥。現在政治局的風向快要轉了。你要把工作幹起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6月下旬，原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被派往浙江「幫助」工作，以後再未主持中央日常工作。7月1日，經葉劍英提議，毛澤東批准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對毛澤東來說，此時的鄧小平無疑是他的最佳的接班人。9月24日，毛澤東同外賓談話提到領導層的「凋謝」狀況時說：「我們現在有領導危機。總理身體不好，一年開過四次刀，危險。康生身體也不好，葉劍英身體也不好，第四是我。我八十二了！只有他（指鄧小平）算一個壯丁。」可以說，以鄧小平這一「壯丁」的才能、資歷足以消除毛澤東對身後國家形勢的擔憂。
毛澤東所希望的安定團結是建立在堅持「文革」路線的基礎上的。當他認為鄧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頓要否定「文革」時，再一次讓鄧小平「靠邊站」了，並最終撤銷了其黨內外一切職務。毛澤東希望「文革」路線能夠在自己身後得以延續，但也並不是不要安定團結，他尤其擔心自己身後的國家出現動盪的局面。所以，在打倒鄧小平之後，毛澤東沒有選擇能堅持「文革」路線但不孚眾望的王洪文等人，而是選擇了華國鋒。毛澤東在1976年4月和6月，對華國鋒兩次提到要注意國內問題。王洪文得知這一指示之後，致信毛澤東，認為國內問題還是要「批鄧」。對此，毛澤東沒有做任何的答復。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同時又保留其黨籍，或許是毛澤東擔心將來一旦「天下大亂」而寄希望於鄧小平能力挽狂瀾而做出的選擇。
「保留黨籍，以觀後效」的直接原因
毛澤東對鄧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頓開始是支持的。但是到1975年的9、10月，毛澤東對鄧小平所做工作的判斷開始發生變化。
1975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鄧小平兩次轉交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給毛澤東的信，反映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和副書記謝靜宜工作作風以及搞非法組織活動等問題。在這兩封來信中間，9月27日，毛遠新向毛澤東彙報遼寧省的情況和自己對形勢的看法，認為有一股反對「文革」的風。這兩封信以及毛遠新的彙報對毛澤東產生了較大的影響。10月19日，毛澤東會見外賓後，同李先念、汪東興談話時認為，來信動機不純，「矛頭是對著我的」，並說「你們告訴小平注意，不要上當。小平偏袒劉冰」。11月2日，毛澤東再次與毛遠新談話，毛遠新說：自己感到社會上有股風，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是肯定還是否定，成績是七個指頭還是錯誤是七個指頭，有分歧。他還說：「這股風似乎比七二年批極左還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我擔心中央，怕出反復。」毛澤東說：「有兩種態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他要求毛遠新、鄧小平、汪東興、陳錫聯開四人會議，「幫助」鄧小平。
1976年11月2日晚，毛遠新按照毛澤東的要求召集四人會議，批評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和中央工作以來，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鄧小平進行了反駁。但是鄧小平知道，作為聯絡員的毛遠新執行的是毛澤東的意圖，所以他在反駁毛遠新的同時，也表示願意做自我批評。11月3日，毛澤東聽取毛遠新對四人會議的彙報。當他得知鄧小平願做自我批評後，很高興，說：「他要有個轉彎，他開始轉彎了，小平同志態度很好。」毛澤東之所以感到高興，是因為他感覺到，經過批評和幫助，鄧小平會逐漸認識到自己的「錯誤」，進而回到堅持和維護「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上來。而當時毛澤東擔心的正是人們對於「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特別是鄧小平的態度。
於是，毛澤東在11月3日的談話中還提議將原來的四人會議擴大成八人會議，討論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八人會議11月4日、7日兩次開會討論「文化大革命」問題。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開會，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提出由鄧小平主持做一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總的看法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毛澤東此舉用意深遠。首先，鄧小平當時主持國務院和中央日常工作，由他來主持做這個決議順理成章。其次，如果在鄧小平主持下，按照毛澤東定下的基調對「文化大革命」做出了決議，表明他對「文化大革命」是認同的，或者說他不認同，但是在他主持下做出了決議，將來也不好翻案。這個意見被鄧小平拒絕。這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信任。
由於毛澤東對鄧小平1975年12月20日和1976年1月3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兩次檢討不滿意，鄧小平已經不能正常工作。1976年1月20日，鄧小平再次檢討後致信毛澤東，主動提出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1日，毛澤東認為，關於鄧小平的工作問題，「我意可減少工作，但不脫離工作，即不應一棍子打死」。「減少工作」，事實上就是解除鄧小平接班人的角色，這是由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決定的。同時指定「華國鋒牽頭負責國務院的工作」，「小平專管外事」。但毛澤東還認為，鄧小平的問題「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去」。顯然，毛澤東並沒有要打倒鄧小平的意思。
1月28日，毛澤東正式提議華國鋒主持中央日常工作。31日，他在審閱毛遠新關於傳達華國鋒、陳錫聯工作安排的請示報告後，還做出了一個讓人意外的批示：「已閱，同意。還應同小平同志談一下。」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
為了反擊「右傾翻案風」以維護和繼續開展「文化大革命」，2月下旬，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打招呼會議，深入批判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錯誤。為更好地實現思想上的轉彎，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將《毛主席重要指示》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發至縣團級黨組織，「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正式在全黨展開。在《重要指示》中，雖然點名批評了鄧小平，但仍留有餘地，指示中說：「他還是人民內部矛盾」，「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要互相幫助，改正錯誤，搞好團結，搞好工作」。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開展，最終引發了天安門事件，迫使毛澤東撤銷鄧小平的黨內外一切職務。3月底4月初，北京市民自發聚集到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牌周圍，舉行悼念周恩來和抗議「四人幫」的活動，並通過各種形式來表達對「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不滿。4月4日，清明節，到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達到幾十萬人，天安門廣場的悼念活動達到高潮。中央政治局認定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事情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鄧小平搞了很長時間的準備形成的」，「這樣大量的在天安門前集中那麼多群眾的場合下，公開發表反革命演說，直接攻擊毛主席，是建國以來沒有的」，並將這些情況于5日淩晨報送毛澤東。4月5日，在天安門聚集的群眾同民兵、員警、部隊戰士發生衝突。4月6日淩晨，中央政治局認為4月5日發生在天安門的暴力衝突是「反革命暴亂性質」。會後，毛遠新向毛澤東做了報告。4月7日上午，毛澤東聽取毛遠新關於中央政治局處理天安門事件情況的彙報後，認為：「這次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這三件好，性質變了。」據此「開除鄧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當天中午，毛澤東做出指示，提議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文革」以來，黨內很多幹部被打倒的同時並不立即牽涉黨籍問題，往往是在被打倒以後，立案審查，並最終做出組織處理的時候，才會牽涉保留或者開除黨籍的問題。那麼，毛澤東為何在撤銷鄧小平職務的決定中赫然提出「保留黨籍」的問題呢？
事實是，江青力主開除鄧小平黨籍的主張引起了毛澤東的警惕。毛澤東是在1976年4月7日做出「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的決定的。此前，4月6日下午，江青向毛澤東報告天安門事件的經過，稱鄧小平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並建議開除鄧小平的黨籍。毛澤東沒有表態。很明顯，毛澤東並不贊同江青要求開除鄧小平黨籍的建議，所以在第二天的決定中特別指出：「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保留黨籍」是一種強調，這種強調是對江青建議開除鄧小平黨籍的一種回應，也展現出毛澤東對鄧小平仍留有餘地、寄有某種希望的心態，而這一心態的形成則源自40年來形成的對鄧小平的認識。毛澤東的這一神來之筆，為後來鄧小平的第三次複出埋下了伏筆。1976年4月8日夜，鄧小平通過汪東興致信毛澤東說：「我對於主席和中央能夠允許我留在黨內」，「表示衷心的感激」。而江青也看到了「保留黨籍」決定的「危險性」，但毛澤東在世時她無可奈何，所以在9月9日毛澤東逝世的當天下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要求開除鄧小平的黨籍，這一主張遭到中央政治局的拒絕。
多年以後，鄧小平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使得毛澤東當年「保留黨籍，以觀後效」的決策變得更富神秘色彩。今天，我們重新審視這一決策，就會清楚地看到，正是江青力主開除鄧小平黨籍的主張從反方向直接催生了這一決策。而從大歷史的眼光看，不難發現，在歷史的風雲際會中造就的兩人的特殊歷史淵源，鄧小平在長期的革命、建設過程中表現出的卓越才能，都讓毛澤東對鄧小平抱有極大的好感，再加上晚年對國家前途的擔憂，都在無形中推動著毛澤東做出保留鄧小平黨籍的決定。
（毛尚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