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改革者進，唯創新者強，唯改革創新者勝。」在中國40年改革開放歷程中，可以說，對外開放，是最大的改革，最大的創新，因為它既打開了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密切聯繫之門，從而使中國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又衝開了國內改革的瓶頸，形成了中國的開放型經濟。今天，人們對這個基本國策已不陌生，但回顧歷大可知，它的確定和發展，並不簡單。
翻開幾千年中國史冊，有張騫出使西域的「鑿空之旅」，有班超打通西域交往通道的赫赫功績，有被學者余秋雨稱為中國與外國經濟文化聯繫「第一通道」的絲綢之路，也有閉關鎖國，夜郎自大的時候。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想擴大與世界各國的交往，但是帝國主義不允許，被封鎖了幾十年。粉碎「四人幫」後，中國想要發展經濟時，才驚訝地發現，中國與世界的差距是那麼大。
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團訪問法國、瑞士等西歐五國。臨行前，鄧小平特意約談並叮囑谷牧：很需要出去看看，瞭解一下我們與人家的發展差距，也看看他們的經濟工作是怎麼管的，資本主義的先進經驗、好的經驗我們應當把它學回來。同年10月10日，鄧小平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新聞代表團時說了一段實際上是針對中國人的話：現在是我們向世界先進國家學習的時候了。我們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麼面貌。
「開放」一詞，也是鄧小平首提。就是在上面提到的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新聞代表閉時，鄧小平說，「關起門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發達不起來的。」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善於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設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他明確說，中國要「實行開放政策」。
1978年10月的一天，在日本東京去京都的「光-81號」新幹線上，鄧小平沉穩地坐在靠窗子的一個座位上看著窗外一閃而過的山水深思。一位元敏感的記者看到這個情景，大膽上前問鄧小平對乘坐新幹線有什麼想法？鄧小平直率回答：「就感覺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所以我們現在正合適坐這樣的車。這就是現在我們需要的速度。」「我們現在很需要跑。」他還說，「這次訪日，我明白什麼叫現代化了。」鄧小平的話，說明他這次訪問日本，是對現代化認識的一次提升。鄧小平訪日，原定就是出席互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儀式，但行前他腦子裏正在思考著中國如何儘快富強的問題，因此，在簽訂條約之外，他很想看看當時亞洲發展最快的國家日本是怎麼搞的。按此想法，經外交管道溝通，鄧小平此次訪問先後參觀了新日鐵公司、日產汽車公司和松下電器公司等三個大企業，體驗到了什麼是真正的現代化，形成了中國搞四個現代化一定要對外開放的思想。就是在這次訪問日本時，鄧小平明確表示中國必須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他說：「要有正確的政策，就是要善於學習，要以現在國際先進的技術、先進的管理方法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首先承認我們的落後，老老實實承認落後就有希望。這次到日本來，就是要向日本請教。我們向一切發達國家請教，向第三世界窮朋友中的好經驗請教。相信本著這樣的態度、政策、方針，我們是有希望的。”他還風趣地說，「長得很醜卻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樣，那是不行的。」
提升認識的良藥，是事實，是人們對事物本質的探尋。鄧小平訪日形成的中國必須對外開放的主張，很快就在中共中央形成了共識。三中全會公報裏雖然沒有「對外開放」一詞，但全會公報寫的「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中，已經包含了對外開放思路。三中全會閉會不久的1979年3月，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完整提出「對外開放」一詞，並且在字裏行間顯示出，對外開放已經成為黨的既定方針。他說：「我們將會一步一步地採取更加開放的政策……對外開放的政策，我們要繼續貫徹下去。」1980年1月7日，他又指出，「開放政策完全符合中國的實際：也符合中國人民的長遠利益，中國人民是贊成的。」
「開放」一詞古已有之，可以用來表達很多意思。將這個辭彙作為黨在新時期的一項基本國策，是鄧小平的創造。正如1984年10月6日鄧小平所說：「中國的經濟開放政策，這是我提出來的。」1984年11月1日，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座談會上講話，對「開放」的含義作了進一步闡述：一個對外經濟開放，一個對內經濟搞活。對外開放，我們是三個方面的開放，一個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一個是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開放，還有一個是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開放，這些國家都有自己的特點和長處。經過鄧小平的解釋，「開放」一詞的含義已經得到了昇華，具有了我們今天所指的特定含義。
把改革和開放兩個詞連起來，形成「改革開放」一詞，還是鄧小平。他1984年2月9日考察廈門時第一次提「改革開放」。這是一個重要標誌，證明「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騰飛的秘訣這一點，已成為全黨共識。「改革開放」一詞也在黨和國家政策、制度層面得到確認，作為固定辭彙被使用至今。
突破妨礙對外開放的障礙
圍繞是不是對外開放、怎樣對外開放，始終存在爭議和干擾。
來自「左」的干擾，是有人提出對外開放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這明顯是上「綱」上「線」，把問題尖銳化。鄧小平的高明，就在於他並不直接反駁，而是用著名的「鄧小平之問」和「鄧小平之答」來化解這個問題。1992年2月10日鄧小平視察上海貝嶺公司，彙報人向鄧小平介紹儀器，鄧小平出人意外地打斷介紹，指著這些設備問陪同者：「你們看，這些設備是姓資，還是姓社？」時任上海市負責人吳邦國立即回答：「姓社。」鄧小平接話回答：「它們姓社。資本主義國家的設備、技術、管理，拿來為我們社會主義所用，那就是姓社了。」「鄧小平之問」緊接「鄧小平之答」，用最簡潔的語言點出了要害：對外開放，引進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與國家制度無關。先進機器，資本主義國家可以利用，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利用。
來自右的干擾，是主張對外開放就要一切照搬西方，包括接受資本主義制度。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在對外開放中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提出”要人權」口號，甚至無恥地要求美國總統「關懷」中國人權。西方反華勢力正好利用這些人鬧事。上海有個所謂「民主討論會」，其中有些人認為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中國應當實行「社會變革」。對外開放後，隨著西方一些東西進來，一部分青年人產生了盲目羡慕、追求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思想，甚至不顧自己的國格和人格。在對外開放過程中，也有不少幹部被西方腐朽思想所腐蝕，理想信念動搖，貪污受賄，涉足大量經濟犯罪活動。用鄧小平的話說，「這股風來得很猛」。鄧小平對此做出堅決回擊。他強調，對外開放「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要搬用那一套，非亂不可。」他明確提出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指出：「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他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強調，這四個堅持的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這個原則是不能動搖的；動搖了中國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亂：就不可能實現現代化。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強調，對於那些明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要使周專政手段處理，不怕引起波浪。
在排除主要來自「左」和右兩方面干擾的過程中，對外開放作為黨的基本路線的重要內容，先後寫入黨章和國家憲法，作為基本國策被確定下來。在這之前，鄧小平在對外開放問題上的決心、明確表態、深刻闡述，為中國排除干擾、成功走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新路，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指導。正是在鄧小平的主導下，黨和國家在改革進程中突破一切妨礙對外開放的障礙，將其確立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國策。這個偉大的戰略決策，是對新中國搞經濟建設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對外開放理論正確理解和發展的結果。它作為改革開放偉大戰略決策的一個支點，撬動了中國僵化體制的巨石。
是尋找與境外企業合作的可能性。考察組回到境內，先到了廣州，向廣東省領導人習仲勳建議，把廣東寶安、珠海兩縣改為兩個省轄市，兩地從「以糧食為主」逐步轉到「以經營出口副食品為主」，積極發展建築材料工業和加工工業，開辟遊覽區，辦好商業、服務業和文化娛樂場所。這個建議恰好與習仲勳想法相合。習仲勳思路大開，很快就提出了在毗鄰港澳的地方建立試驗區的建議，請考察組帶到中央。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聽取考察組彙報後立即拍板：「總的同意」，「說幹就幹，把它辦起來」。鄧小平隨即批示：「這種事，我看廣東可以放手幹。」考察組、廣東省、中央三者意見相合，並且用這樣快的速度作出決策說明：對外開放得人心，是大勢所趨。
廣東省決心放手大幹。習仲勳後來回憶這一段歷史時說當時我們在思考「從廣東的實際出發，把廣東的四化建設搞得快一些。」「我和楊尚昆同志以及省委其他同志經過認真討論，確認根本的出路還是希望中央給廣東放權，抓緊當前有利的國際形勢，讓廣東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在四化建設中先走一步。」
廣東省放手大幹，前提是中央放權；中央放權，也乾脆俐落。由此，中央把辦經濟特區作為國家一項重大政策確定下來。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廣東和福建兩省的報告，也就是廣東和福建幹部群眾盼望已久的「中發[1979]50號文件」。中央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主要內容，包括：外匯收入和財政實行定額包乾，一定五年不變；在國家計畫指導下，物資、商業實行新的經濟體制，適當利用市場調節；在計畫、物價、勞動工資、企業管理和對外經濟活動等方面，擴大地方管理許可權；試辦深圳、珠海汕頭三個出口特區，積極吸收僑資、外資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福建試辦廈門特區。特區內允許華僑、港澳商人直接投資開工廠，也允許某些外國廠商投資開工廠，或同他們興辦合營企業和旅遊事業。檔也明確特區的管理原則是「既要維護我國的主權，執行中國的法律、法令，遵守我國的外匯管理和海關制度；又要在經濟上實行開放政策」。接著，中央顯示出辦經濟特區更明確的態度和更堅定的決心。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紀要》，將特區的名稱正式定為「經濟特區」。1980年8月26日，歷經13次修改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由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批准通過，標誌著中國辦經濟特區合法化。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相繼興建。
經濟特區興辦不久，就顯示出強大活力，確定，辦特區的四個地方，當年就創造出比非特區高出幾倍的經濟效益，外商開始紛紛進入中國，引進外資的數量一年上一個臺階，建設速度更是驚人。在內地往往需要幾年時間才能建起來的大樓，在深圳特區幾個月就建成投入使用了，被譽為「深圳速度」。「拿事實說話」，是鄧小平經常講的話，實際上，鄧小平這個話，就是從特區建設實踐中來的。特區，就是在很多人的質疑中，在以前沒有任何先例的情況下，靠特區人民的聰明智慧和實幹精神，拿開動腦筋、實事求是、艱苦奮鬥創造出來的經濟奇跡說話的。有人把特區建設者們的楕神比喻為「拓荒牛」精神。這個比喻很恰當，被特區人所接受。在特區，很多地方都樹立了拓荒牛的雕塑。
經濟特區取得的成績使鄧小平更加堅定了擴大對外開放的信心。1983年7月8日，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要擴大對外開放，現在開放得不夠。中國是一個大的市場，許多國家都想同我們搞點合作，做點買賣。我們要很好利用。這是一個戰略問題。
特區辦起來了，但有些人仍然心存疑慮，各種議論不絕於耳。在此情況下，1984年1月鄧小平去特區考察。到了特區，一向寡言的鄧小平更是很少說話，他一路上只是看，沒有肯定和讚揚。在全程考察後鄧小平也沒說話，但他卻揮筆寫下了這樣兩幅比千言萬語還要有力量的題詞：一是「珠海經濟特區好」，二是「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這兩幅題詞，是對辦經濟特區更完整、更明確、更有力的肯定。1984年，鄧小平對於辦經濟特區，說過兩段更富哲理、更直截了當、更有說服力的話，一段是：”特區是個視窗，是技術的視窗，管理的視窗，知識的視窗，也是對外政策的視窗。從特區可以引進技術，獲得知識，學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識。特區成為開放的基地，不僅在經濟方面、培養人才方面使我們得到好處，而且會擴大我國的對外影響。」這是他對經濟特區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精闢概括，深刻揭示了創辦經濟特區的目的和意義。一段是：「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這段話表明，中國辦經濟特區、搞對外開放，不是收而是放。1985年鄧小平把辦經濟特區和對外開放聯繫起來說：深圳是個試驗，經濟特區還是一個試驗，「我們的整個開放政策也是一個試驗，從世界的角度來講，也是一個大試驗」。
到1992年，雖然在對外開放問題上仍然有爭議，但鄧小平的決心卻更堅定。這一年，他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專門談到辦特區的問題：「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羊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他要求經濟特區「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准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接著，他講了那段流傳後世的「三個有利於」：「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
開拓者的成功實踐，必定積累可貴經驗。中國在對外開放中積累的主要經驗是：把中國經濟定位於市場經濟，在市場競爭中才能增強經濟活力；破除體制障礙，以改革保障開放，以開放促改革；積極穩步推進對外開放，拿事實說話以改革促進發展和促進穩定，在穩定中推進改革和發展；始終堅持中國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增強國家的統籌協調力量。
逐步形成全面對外開放格局
創辦經濟特區取得成功後，中央決定，把中國沿海城市全部打開，擁抱世界。1984年5月，黨中央、國務院批轉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紀要》，決定全部開放中國沿海港口城市，從北到南包括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和北海共14個大中港口城市。開放14個大中港口城市，就是新辦14個經濟特區，而且採取的開放政策，要超過原來的4個經濟特區。這是非常有氣魄的決定。1990年4月，在鄧小平提議下，黨中央、國務院正式公佈了開發開放上海浦東的重大決策，這實際上是在上海這個中國重要金融、貿易、經濟中心，建立一個對外開放大特區，直接把中國的大上海納入對外開放格局之中，使上海迅速成為國際金融、貿易、經濟中心。沿海14個開放城市，加上原來的4個經濟特區，再加上浦東開放，19個城市和地區，形成了國內經濟與世界經濟的結合部和交匯點，直接推動全國改革開放的發展。這是一個非常有氣魄的大手筆。這樣大氣魄、大手筆的事情，只有中國共產黨敢幹，能幹。
在開放沿海14個城市基礎上，中央緊接著作出了更大的對外開放決策——建立沿海經濟開放區。1985年2月，黨中央、國務院批准了《長江、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座談會紀要》，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三角區劃為沿海經濟開放區。1988年初，中央又決定將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全部對外開放，同已經開放的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等連成一片，形成環渤海開放區。接著，中央又決定把對外開放向內地延伸，開放長江沿岸5個城市，把17個省會定為內陸開放城市，同時開放十幾個內陸邊境城市。
到1993年，中國的對外開放由南到北、由東到西層層推進，基本上形成了「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沿江和內陸開放城市——沿邊開放城市」這樣一個寬領域、多層次、有重點、點線面結合的全方面對外開放新格局。至此，我國的對外開放城市已遍佈全國，我國真正進入了改革開放新時代，中國經濟也真正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
黨的十八大後，中國從過去的主要引進來，改變為主要走出去，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擁抱世界，形成了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開放新格局。中國的「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已經把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緊密聯繫在一起。中國經濟不僅已經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而且在對外開放中已經進入世界經濟核心圈。從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領導人聚首北京雁棲湖畔到20國集團首腦相約杭州西子湖邊，從共建「一帶一路」嬴得沿線國家紛紛點贊到中韓、中澳自貿協定落地生效，從上海、廣東、天津、福建自貿試驗區如火如荼到北京開展服務業擴大開放試點，從人民幣納入IMF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正式投入運轉……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中國經濟在對外開放中，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再上新臺階。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滿懷自信地說：中國要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這些話，是中國的底氣，中國的自信，更是中國人的自豪。今日的中國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
（陳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