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蘇聯交涉、與美國談判，都少不了他的身影；與韓國建交、與朝鮮溝通，他都起了極為關鍵的作用；處理港澳回歸、應對臺灣事項，一系列紛繁問題也在他的處理之下逐一解決。據南方網報導，不少外媒稱其為中國的「外交教父」，稱他是「極強悍的對手」，在外交舞臺上運籌帷幄。

據新華社5月10日報導，原國務委員，國務院原副總理錢其琛，因病於2017年5月9日22時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新華社的電文中，稱錢其琛為我國外交戰線的傑出領導人。自從蘇聯中央團校畢業進入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工作後，錢其琛的一生都奔走於外交問題與涉港澳臺事項的第一線。

不過，在錢其琛看來，外交是「謀和平，交朋友」——他曾如此概括處理外交與地區問題的要旨。

學術世家的「地下黨員」

上海市嘉定區外岡鎮嘉松北路633號，有一座已有200多年歷史的清代墓地，「清代史家第一人」錢大昕即安葬於此。墓園大門口，「清竹園」三字懸掛在石門之上——錢大昕號「竹汀先生」，「清竹園」的墓園名稱由此而來，

而題寫這個墓園名稱的就是錢其琛。

生於1928年1月的錢其琛出自清代學者錢大昕弟弟錢大昭的一支，是錢大昭的六世孫。

嘉定錢家曾是江南赫赫有名的學術世家，錢大昕和錢大昭都是代表人物；再加上嘉定開埠較早，人們接受了西方文化的薰陶，成為了孕育外交家的搖籃。

錢其琛幼時本在天津生活，父親是李鴻章創辦的天津電報局的工程師，收入頗高，一家人過得還算安穩與隨心。可是1937年父親病逝，為了更好地撫育子女，錢其琛的母親在1938年帶著四位子女遷回上海嘉定。在母親的苦心培養下，錢其琛於1942年考入了上海名校大同大學附屬中學。

在學校裏，錢其琛學業出眾，而也是在那年10月，他加入了共產黨。2003年出版的回憶錄中，錢其琛稱，「大同中學的三年，不僅樹立了自己的人生觀和確定了自己的政治方向，而且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影響到自己的愛好、習慣，甚至性格的養成。」

中學畢業後，錢其琛在上海《大公報》工作，並積極參加上海地下黨的革命活動，曾任中學區委委員，徐龍區學生區委副書記等職。

共和國建國後，錢其琛曾在共青團上海市委工作五年，1954年，錢其琛被選派到蘇聯中央團校學習。自1955年畢業後，他進入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工作，自此一生，與外交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

「盯梢」、帶路、「哈拉索」

在錢其琛整個外交生涯中，對蘇聯/俄羅斯關係的調整是比重相當大的部分。

1972年初，他奉命赴蘇，到中國駐蘇使館擔任政務參贊。當時的使館在列寧山上，占地12公頃，中蘇之間的交往已經很少，使館的工作人員大大縮減。蘇聯方面設了好幾個員警崗哨，對使館進行嚴密「保護」，也是嚴格監控。

錢其琛利用一切機會到蘇聯各地旅行，去瞭解情況，蘇聯方面對他們的出行格外注意，採取嚴密的監控措施，被「盯梢」是家常便飯。

「只是這種『盯梢』太容易被發現了，有時把他們甩掉，有時也開開他們的玩笑。」錢其琛回憶道，一次旅途中，他乾脆就直接跟「盯梢」的人說，「你跟在後面太辛苦了，我們正好不認識路，還是請你到前面來，給我們帶路吧。」對方則被弄得哭笑不得。

而在1982年3月24日那天，中蘇關係似乎迎來轉機。

那天，時任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來到蘇聯的中亞地區，在烏茲別克共和國首府塔什干發表了長篇講話，其中，雖然仍充滿對中國的攻擊，但明確承認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強調中國對臺灣的主權，並表示願意改善對華關係，建議雙方磋商，採取一些兩國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求改善兩國關係。

當時，中美兩國關係的新框架已經基本確立，著手改善中蘇關係的時機正在成熟。鄧小平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講話中所傳遞的資訊，他打電話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對勃列日涅夫的講話做出反應。

「那時，外交部還沒有正式的新聞發佈會制度。我仍在新聞司司長的任上，正在考慮設立新聞發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發言人制度的契機。」錢其琛回憶。

兩天後，當時外交部東四舊址主樓門廳處，七八十位元中外記者受邀出席，錢其琛站在中央，發表講話——

「我們注意到了3月24日蘇聯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發表的關於中蘇關係的講話。我們堅決拒絕講話中對中國的攻擊。在中蘇兩國關係和國際事務中，我們重視的是蘇聯的實際行動。」聲明念完，只有三句，記者就站在錢其琛的周圍，沒有座椅。

「奧慶哈拉索！」（俄語的「很好」) 出席發佈會的蘇聯記者當場豎起大拇指，雖說錢其琛表態謹慎而含蓄，但蘊含中國對蘇關係可能發生重大轉折的資訊。據錢自己分析道，三句話裏有兩個詞，一個是「注意」，一個是「重視」，也就是「聽其言，觀其行」之意，一改往日的全面批判。

那是外交部歷史上第一次發佈會，中國的新聞發言人也首次進入媒體視野，外交部的新聞發佈會從此成了慣例。

此後，錢其琛作為中國政府特使，多次參加中蘇兩國政府就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磋商的有關會議。

1983年，次輪磋商中，錢其琛更是讓號稱「不倒翁」的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一時語塞。

葛羅米柯有著一副西方文人所說的「撲克牌面孔」，面無表情，又十分好鬥，因而得了「說‘不’先生」的綽號。他在磋商中大罵一通美國人，然後「教訓」中國應該同蘇聯還是美國建立何種關係。對此，錢其琛回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同美國進行過長期的較量，比任何人都有資格知道如何同美國打交道。」

類似的「扯皮」式磋商進行到第十二輪，兩國終於在1989年舉行高級會晤，從而結束了幾十年來的不正常狀態，錢其琛在其中的作用可見一斑。

「系、解」間的插曲

從1988年正式擔任外交部長到2003年3月從國務院副總理之職退下來，錢其琛的外交生涯正是中國外交風雲變幻的時期。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錢其琛曾在書中提到，國內的氣氛變得緊張，國際的形勢也開始變得嚴峻，中美關係一波三折，制裁中國的喊聲甚囂塵上，此時美國多次派來密使與中方談話。

1989年7月1日，布希派時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將軍來京與鄧小平會談，希望取得中國對白宮相關舉動的諒解。

後來，斯考克羅夫特在與老布希合著的《變革的世界》一書中描述說，自己乘坐專機進入中國領空後差點被中國軍方打下來。對此，錢其琛在自己的書中糾正，那不過是密使先生的「人為想像」，此前中美雙方對於這次密訪已作了充分溝通，空中通道一路綠燈。

鄧小平在該次對談中提及，「解鈴還須系鈴人」，但在這個鈴的「系與解」之間卻充滿了多次進退與反復。中方提出一攬子解決中美關係糾葛的建議，並由錢其琛負責在斯考克羅夫特將軍公開二次訪華期間進行交流。

對此，2002年，斯考克羅夫特再次見到錢其琛時，則稱「你們可把我整苦了」，他提到，雙方舉杯祝酒的畫面被美國媒體大肆炒作，使得他十分狼狽。

待到1991年11月15日，時任美國國務卿貝克正式訪華，在出行前一再向中方表示，他訪華是為了討論和解決問題，希望新聞媒體最好播發他與中國領導人會談的照片，而不要拍攝宴會上碰杯的鏡頭。

貝克經商多年，還曾任財政部長，無論辦什麼事情都如同做生意，喜歡說「做個交易」。

在他眼中，身為國務卿正式出訪已經意味著禁止高層往來的禁令解除，「裝滿了中國的籃子」，當時的「交易」是中國需要給他的「籃子」裏裝滿東西帶回去。

最後一輪談判便從中午談到了下午五點半，以至於美方專機離京時間不得不七次推遲，原有的安排全部被打亂。雙方激烈較量，沒有任何人離開談判現場。

貝克要求的「籃子」中，需要裝滿「防止武器擴散」、「經貿合作」與「人權問題」，在最後一個問題上，中方堅持內政不得干涉的原則，貝克則拿出一份長長的被拘押的「不同政見者」的名單，名單中有「吳建民」其人，錢其琛向貝克說，我們的新聞司司長叫吳建民，正在現場。此時，吳建民答道：「在。」貝克見狀，馬上說：「噢，你放出來了。」引起哄堂大笑。

而有關防止武器擴散，提到導彈及其技術控制制度時，美方要求中國給出指導方針，當時中方並沒有準備。美方卻堅持要中國承諾，錢其琛一開始表示不同意，對方就急了。

「貝克把檔夾收起來，站起來說不談了。這就等於談崩了，當時錢副總理坐在那裏紋絲不動，就這麼看著對方。看到領導沒動，我們也沒動。當時美國人沒想到這個局面，他們有的人站起來了，有的人似站非站，最後他們又只好坐下來。」時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長的馬振崗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依然對當時的細節記憶猶新。

最後錢其琛表態說，你們不就是要個方針嗎？我同意！

「你可以看得出錢副總理表現得非常沉著，他也不發怒，要一般美國人一拍桌子站起來，我也該火起來。錢副總理坐在那裏紋絲不動，我簡直佩服極了。」馬振崗說。

那次訪問結束後，美國和西方各國對中國持續兩年多的制裁，開始打破。馬振崗稱這是錢其琛親自抓外交，不到兩年時間就扭轉了當時中國的外交局面，「在錢其琛領導中國外交的十幾年，是我國外交比較主動的時期。」

公開訪韓，密訪朝鮮

1992年7月15日清晨，錢其琛坐上了飛往平壤的飛機。

「這不是一次輕鬆的外交訪問。」錢其琛回憶道，當時，他受江澤民委託，為最大限度體現對朝方的尊重，親自去往平壤，通報中方已決定同韓國建交的立場。

中韓建交問題，對緩和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和維護亞太地區穩定，有著積極的影響。為此，在與韓國接觸時，錢其琛與同事一直注意及時向朝方通報情況，爭取理解。

1992年4月，中韓還未接觸之前，適逢國家主席楊尚昆前往平壤參加主席金日成80壽辰慶祝活動，楊尚昆告訴金日成，中方正在考慮與韓國建交問題，同時強調我們將一如既往支持朝鮮的統一事業。金日成在聽後表示，現在朝鮮半島處於微妙時期，希望中國能協調中韓關係和朝美關係，請中方再多做考慮。

實際上，早在一年之前，1991年11月，錢其琛就曾參加在韓國漢城（今首爾，編者注）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第三屆部長級會議，實現中韓「破冰之旅」。這次會議期間，韓國青少年體育部長朴哲彥曾來到錢其琛的房間，提出他願意建立秘密聯絡管道，為實現兩國建交而努力，錢其琛在回憶錄中寫道，樸哲彥給錢其琛一大一小兩把金鑰匙，說是送給他和他的弟弟，說希望用它來開啟兩國關係的大門。

「我告訴他，中韓兩國雖未建交，但官方已有接觸，不需建立什麼秘密管道。」錢其琛說，回國後，他讓工作人員將兩把金鑰匙送中國人民銀行鑒定，倒是足赤真金，如今放在外交部登記保存。

而這一次赴平壤，錢其琛也有些忐忑，「雖然金主席答應見我，但不知朝方會做何反應」。

以前每次到朝鮮訪問，朝方都在機場組織群眾歡迎，氣氛熱烈。這次，飛機卻停在機場一隅，來迎接的只有金永南外長。握手寒暄後，金永南帶錢其琛和同事登上了一架直升機，後在一個偌大的湖邊降落——這裏有金日成的別墅。

寒暄過後，錢其琛向金日成轉達了江澤民的口信，他稱，我們認為中國與韓國進行建交談判的時機已經成熟。我們的考慮和決定，相信會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

金日成沉思片刻，說江總書記的口信聽清楚了。「我們理解中國獨立、自主、平等地決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我們仍將繼續努力增進與中國的友好關係。」

「這次會見是金主席歷次會見中國代表團中時間最短的，會見後，也沒有按過去的慣例舉行宴會招待。」錢其琛回憶道，金日成看了看帶來的禮品，九龍戲珠玉雕和新鮮荔枝，就送客告別了。

錢其琛當日回到北京，已近下午5點，他們一行直接驅車去了中南海江總書記的辦公室進行彙報。一個多月後，1992年8月24日上午9時，錢其琛與韓國外長李相玉在釣魚臺國賓館芳菲園正式簽署了中韓建交公報。

全憑記憶、「可以奉告」

「老幹部退下來本身，就可以看做對革命事業的一種貢獻。」

2003年10月，錢其琛的《外交十記》面世，在常人眼中「無小事」的外交，他是「可以奉告」的，甚至在任期間他就建議外交官儘量少說「無可奉告」，因為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此前不到7個月，2003年3月18日，錢其琛從國務院副總理的崗位上退了下來。當時，他也並沒有馬上寫書的念頭。時任世界知識出版社社長王成家則多次找他遊說出書事宜，終於答應。

但從開始寫到出書，只有短短6個月時間，據錢其琛的安排，他擬于當年11月出訪美國，《外交十記》將作為禮品送給老布希。

這本書裏不僅提到了與美俄（蘇）等大國恢復外交關係，也涉及了有關港澳臺等地區問題。錢其琛先後於1996年與1998年出任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並在此之前就已參與到談判工作中。

對於1995年臺灣領導人李登輝訪美，錢其琛寫道，美方宣佈此消息前一個月，時任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夫才向他承諾過不會讓李登輝訪美，因此最終結果讓他感到「震驚」，而中美雙方的高層往來也一度停擺。

書中內容涵蓋甚豐，不禁感慨錢其琛記憶力超群，可他並沒有記日記的習慣，「這是年輕時七年地下黨工作養成的習慣，不留片紙隻字，一切只憑記憶。」

「現在將自己親身經歷的一些事件，平實白描地寫下來，不求面面俱到，只求真實準確，非史非論，故稱之為《外交十記》。」錢其琛在自序中說。而起名為此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錢其琛很喜歡沈復的《浮生六記》以及楊絳的《幹校六記》。

這本書的封面設計也頗費思量——錢其琛不希望將自己的頭像放在書的封面上，封面以國旗色，即紅黃二色為基本色調，《外交十記》四字書名頂天，象徵著國家利益高於一切。

《外交十記》正式出版之後，其暢銷引發了國人前所未有的外交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