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27年初到1949年底，中共地下黨與國民黨特務機關在隱蔽戰線鬥爭中各有勝負，但隨著革命的深入，國民黨在隱蔽戰線上全盤盡輸。軍統保密局電訊處處長、無線電專家魏大銘曾評論道長江天塹，中共無海空軍，竟可滲透江陰等要塞，而以帆船渡江，進軍江南，任令共諜橫行，我想戴先生地下有知，必怒發沖冠，目眥盡裂矣。」然而不曾預料的是，1949年至1950年，臺灣的地下黨組織「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竟被國民黨特務機關全部破壞。
早在1945年8月，中共中央在延安開會，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指定臺灣籍幹部蔡孝乾為負責人（蔡孝乾此時使用化名「蔡乾」）。初期的中共臺灣省工委幹部包括簡吉、謝雪紅、陳福星、張伯顯、廖瑞發、林梁材等人。
1947年2月28日，臺灣爆發了反獨裁、反專制、爭民主的群眾運動，即著名的「二二八」事件。這場運動前夕，中共臺灣省工委已在台灣發展了70多位同志。除此之外，中共福建省委、閩粵邊區和閩南特委分別派遣幹部，在台灣設立支部，也發展了20餘名黨員。為了迎接臺灣解放，1948年5月，中共臺灣省工委在香港召開會議，據蔡孝乾的報告顯示，全臺灣正式黨員已有285人。而從1948年5月到1949年4月，臺灣地下黨組織迅速發展，正式黨員增加到了1300多人。
1949年春天，中共臺灣省工委向各級地下黨組織下達工作方針：「各級黨的組織，必須將每個黨員、積極分子動員起來，在一切為了配台解放軍作戰的總口號下，立即轉人戰時體制，建立必要的戰時相構丨949年4月6日發動的「四六學潮」使省工委的實力充分展現，也使台灣地下黨組織有所暴露。學潮事件發生三個月後，中共地下黨的機關刊物《光明報》在臺灣大學校園裏流傳，特務將一份《光明報》呈給臺灣「省主席」兼警備司令陳誠。數日之後，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在陽明山官邸召開會議，當面訓斥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內政部調査局局長季源溥和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由於彭孟緝稍早時候還曾向蔣介石報告說臺灣的中共地下黨根本不成氣候，蔣介石異常氣惱，當即訓令克日查出「反動報紙」的來源。
陽明山緊急會議三天後，保密局特務抓到在台大校園內散發《光明報》的4名學生。其中一個叫戴傳李的台大學生供出報紙是妹妹戴芷芳給的，而把報紙交給戴芷芳的是基隆中學校長鐘浩東。1949年8月14日淸晨3點半，保密局派出3個行動小組的特務，荷槍實彈進人基隆中學校長寓所逮捕了鐘浩東，同時搜出了印製《光明報》的印刷器材及大量共產黨宣傳資料。
「歷經三天三夜連番審訊，鐘浩東始終表現出堅強的一面，卻因一句不經意的話，把線索串連到更高層級的地下黨幹部。日以繼夜的訊問使得鐘浩東精疲力竭，他忽然反問審訊他的特務頭子谷正文：「老鄭怎麼樣了？」特務頭子谷正文忙問老鄭是誰？」鐘浩東才知道「老鄭」並沒有暴露，後來無論特務怎樣嚴刑逼問，他都再不肯說起「老鄭」。這也是保密局特務第一次聽到「老鄭」這個名字。特務根據先前散發《光明報》的台大學生戴傳李的供訴，得知鐘浩東是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書記。於是推論，鐘浩東口中的「老鄭」，應該是比鐘浩東層級更高的人，可能是中共地下黨的負責幹部。鐘浩東夫婦被捕之後，保密局陸續又抓捕了44名地下黨員。鐘浩東、蔣碧玉及部屬羅卓才、張奕明等7人英勇就義，其他人等按情節輕重分別被判刑。
不久，高雄市地下黨工作委員會負責工運的李汾參加完秘密會議後，不慎被保密局特務逮捕。身份是高雄鐵工廠工人的李汾，經過一番審訊，為了身家性命，心理上已經屈服，負責全案的保密局谷正文上校決定釋放李汾，放長線釣大魚。果然在1949年10月中旬，釋放不久後的李汾悄悄回到保密局高雄站通風報信，以換取國民黨日後能對他從輕發落。谷正文連忙趕到高雄，聽取李汾的彙報，說上級和他約好於10月31日在高雄市農會前碰面。穀便利用這一情報，將高雄市工作委員會負責人兼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副書記陳澤民逮捕。保密局特務在陳澤民隨身的筆記簿裏，再次發現了「老鄭」兩字。陳澤民起初不願意供出「老鄭」，只說見過幾面，但終究熬不住殘酷的刑訊，說出了「老鄭」的落腳處：臺北市泉州街26號。
保密局特務立刻派出人員埋伏了整整一個多月，卻不見任何人來到這幢日式木造平房。逮捕「老鄭」的行動雖然暫時落空，但保密局特務逮獲臺灣省工委武裝部部長張志忠（化名楊春霖，臺灣嘉義人）。1949年12月29日，張志忠一個人騎著自行車，在臺北萬華區老松公園外被保密局特務逮捕，關押在臺北市南昌街保密局黑牢裏長達4年多。
隨著解放戰爭的結束，解放臺灣的工作也開始著手進行。因此，臺灣地下黨連續召開了秘密會議。1949年12月，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發出了題為「怎樣配合解放軍作戰」的指示，指明「臺灣的解放更接近了，臺灣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是為期不遠的。臺灣的解放主要依靠人民解放軍從外面打進來……臺灣組織的任務是很迅速很切實的來準備力量配合解放軍作戰。」指示中還提出了六項配合解放軍作戰的具體任務。然而，就在這項指示發出不久，「老鄭」在臺北市泉州街26號那幢日式平房裏被保密局特務帶走。
1950年1月1日深夜，「老鄭」被保密局特務在臺北泉州街26號逮捕時，即使負責抓他的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也不知道「老鄭」就是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共在臺灣地下黨的最高負責人蔡孝乾。谷正文在回憶錄中坦承：「我直覺他若不是台共的頭號領導人，至少也是領導人的左右副手。」保密局真正發覺「老鄭」真實身份是以後的事。
化名「老鄭」的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1908年生，臺灣省彰化縣花壇鄉人。他是唯一參加過中央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征的臺灣人。根據國民黨「內政部調查局」的檔案資料顯示，台灣共產黨組織於1928年4月在上海成立，初期主要成員以旅滬青年為骨幹。1928年8月，日本殖民當局瘋狂搜捕臺灣共產黨，蔡孝乾等人在島內無以容身。8月下旬的一個夜晚，他和洪朝宗、潘欽信、謝玉葉在臺灣北部後龍港秘密乘船偷渡到福建漳州。起初，蔡孝乾在石碼中學和龍溪女中教書。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林彪率領的紅軍東路軍進入漳州。中共地下黨員李文堂在漳州找到蔡孝乾，邀請他一塊去江西蘇區。蔡孝乾回憶說，那時與中共中央只有橫的聯繫，在組織工作上直接受上海的台共總部領導。1932年6月中旬，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在福建汀州見了蔡孝乾。在他們共處的那段日子裏，周恩來交代蔡孝乾翻譯了兩本日文書，一本關於列寧的，一本是日本人左野學的書。1945年9月，蔡孝乾從陝西延安出發，長途跋涉三個多月抵達江蘇淮安，與中共華東局書記張鼎丞、組織部長曾山見面後，商調台灣籍幹部張志忠等人一同赴台。臺灣的地下黨領導機構「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於1946年3月正式成立，蔡孝乾擔任書i己。下轄的單位有臺灣學生工委會、基隆市工委會、臺灣省山地工委會、臺灣郵電職工工委會、蘭陽地區工委會、臺北市工委會、北峰地區工委會、高雄工委等組織。
1950年1月1日深夜，「老鄭」第一次被保密局特務在臺北泉州街速捕。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等進行了一連串審訊，「老鄭」總是不著邊際地兜圈子。1950年1月初的一天，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臨時接到保密局高雄站主任黃昭明的電話，請他協助在高雄佈置一個大搜捕行動。臨行前，他把審訊「老鄭」的任務移交給手下的特務牛樹坤等人。谷正文南下走後的一天中午，「老鄭」吵著想吃延平北路波麗露西餐廳的牛排。牛樹坤一肚子惱火，可上司臨走交代要滿足「老鄭」需求，無奈之下只好買來牛排，讓「老鄭」飽餐一頓。吃完牛排，「老鄭」湊近牛樹坤耳根旁邊說：「為了感謝你買牛排給我吃，我要對你投桃報李，抓到人保你升官」。「老鄭」向牛樹坤稱，有一施姓聯絡人在臺北博愛路電信總局供職，如果抓住這姓施的，地下黨在臺灣的組織就連根瓦解了。牛樹坤深信不疑，趕緊和另外3個特務帶著「老鄭」前往電信總局抓人。
快到電信總局時，「老鄭」告訴牛樹坤，一會兒去櫃檯指認施某的時候，離他遠一點，以免讓姓施的有所警覺。牛樹坤信以為真，任「老鄭」單獨行動走到櫃檯邊上。哪知「老鄭」趁牛樹坤注意力鬆懈時，一個急轉身就往電信局側門狂奔。牛樹坤緊跟「老鄭」身後邊喊邊追:「鄭先生，你要去哪？」「老鄭」見跑不了，只得止步，說碰到一個熟人需要躲避。牛樹坤、張西林等幾個特務急功近利，繼續要他帶著去電信局。「老鄭」進去後，轉了一圈，說那個姓施的聯繫人不在。幾個特務便要他帶著前往台北市武昌街，去找所謂的施姓聯絡人的住家。一夥人沿著武昌街櫛比鱗次的木材行，逐一找尋「老鄭」聲稱的施姓人住處。走到一處黑暗的轉角，「老鄭」冷不防跑進家黑漆漆的木材行。牛樹坤等人趕忙沖進去追捕，「老鄭」早已在暗夜中逃得無影無蹤。
谷正文得到「老鄭」逃走的消息，從高雄火速趕回臺北。保密局局長毛人鳳責令谷正文督導不周，要給他記兩次大過處分，並說如果抓回「老鄭」，這兩大記過處分可免。谷正文連忙佈署再抓「老鄭」。但是，接連一兩禮拜過去了，「老鄭」仍不見蹤跡。
1950年3月9日，保密局特務張淸杉坐車到嘉義之後，喬裝成農夫模樣換騎一部破舊腳踏車，沿著鄉間小路顛簸逡巡，四處尋覓可疑人。張清杉發現遠處有個穿西裝的身影迎面而來，正納悶貧困的臺灣南部農村哪來穿西裝的闊佬時，兩人四目對望，「老鄭」說了一句怎麼又是你！」張清杉一把揪住「老鄭」，銬上手銬，道：「這次不會再讓你跑掉了！」「老鄭」二度被捕，經不起殘酷的刑訊，向保密局特務供出自己的身份和地下黨在臺灣的全盤組織，成為可恥叛徒。
1950年3月，是臺灣地下黨最黑暗的一個月份。林英傑、洪幼樵、簡吉、張明顯、呂煥章、季沄、計梅真等中共臺灣省工委重要幹部幾乎全部被捕。據不完全統計，蔡孝乾投靠國民黨後，共有400多人按「匪諜」罪名被抓捕，造成中共臺灣省工委會組織幾乎全部遭到破壞。
據保密局偵防組長谷正文表示，張志忠是被逮捕的地下黨負責人中，被特務們評價最高的一位，因為他威武不屈。據「二二八」事變後離開臺灣前往大陸的地下黨臺北學委會書記吳克泰在回憶文章中描述，張志忠是臺灣地下黨最傑出的代表，並稱張志忠是臺灣地下黨的鐵漢。吳克泰回憶文章中，弓丨述昔日同志的回憶道：
張志忠被關進保密局黑牢後，只要看見有同志被抓捕進來，他就大叫：「早說早死，晚說晚死，不說不死！」蔣經國親自到南昌街保密局監牢勸降，張志忠依舊不為所動。蔣經國問張志忠：「張先生，你有什麼地方需要我幫助的嗎？」張志忠回答：「你如果想幫助我，就讓我快死！」隔一陣子，蔣經國又來勸降，張志忠還是那句話：「讓我快死，就是對我最大的幫助！」
1954年3月16日，張志忠被特務綁赴台馬場町，英勇就義。
1950年5月的一次會議上，蔣經國向與會幹部們宣稱，從1949年8月到1950年3月初，保密局一共破獲了80餘件「共諜」案。由於蔡孝乾投靠國民黨，被抓捕訊問、清查的關係人就多達1800多人。蔡孝乾投靠國民黨後，任職於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國防部情報局」等情報單位。後來還加人了國民黨，任臺灣當局「國防部」保密局設計委員會委員。1956年任臺灣當局「國防部情報部」研究室少將銜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副局長。他秉承特務機關的旨意，寫有《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臺灣》《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等。1982年10月在臺灣病死。
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地下黨組織成員吳石，原名萃文，字虞薰，號湛然，福州螺洲吳厝村人。1911年，吳石與少年好友吳仲禧一道在福州參加福建北伐學生軍，積極投身於辛亥革命浪潮。後人選武昌第二預備軍官學校和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炮科，前後受訓4年，與白崇禧為同期同學。1924年歷任第十四師軍械處處長、北伐軍總參謀部作戰科科長等職。北伐結束，方聲濤回閩主政，委任吳石為軍事廳參謀長。1929年，他由福建省政府派往日本留學，先後在日本炮兵學校、日本陸軍大學學習。1935年秋回國，任參謀本部第二廳處長，專事日本情報研究。1936年2月被授予陸軍少將。抗戰中任大本營第一部第二組副組長、軍事委員會委員、桂林行營參謀處長、柳州第四戰區參謀長、軍政部主任參謀兼部長辦公室主任等要職。1942年1月，吳石任國民黨軍政部主任參謀兼部長辦公室主任。1946年任國民黨國防部史政局局長。1948年春夏之間通過吳仲禧介紹參加「民聯」，投身革命陣線，直接受何遂（新中國成立後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司法部長）領導，與之單線聯繫。1948年，吳石任國民黨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元旦前後，吳石頻繁地往來于福州、廣州兩地，多次秘密前往香港，與李濟深策劃起義。
1948年，中共中央社會部在福州設置工作站，派遣謝筱迺（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委會副主任）到福州領導福州站情報工作。中共中央社會部秘密電臺設在中共地下黨員蔡訓忠家中，開闢了聯繫中共中央、華東局的空中秘密通道。按黨的指示，吳石通過何遂與謝筱迺接上了關係，單線聯繫。吳石向謝筱迺提供了許多重要軍事情報，他的工作成績得到中央和華東局的高度肯定。
1948年秋，中國人民解放軍揮師逼近南京，國民黨國防部尚保存有500多箱軍事機要檔案資料。國防部長白崇禧、參謀總長陳誠主張直運臺灣，而吳石則以福州「進則返京容易，退則轉臺便捷」為由，建議暫移福州。國民黨當局採納了他的意見。吳石之所以要將這批機要檔案轉移到福州，是因為他得悉自己將出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時機成熟就在福州起義，將這批軍事機要檔案獻給中國人民解放軍。不久，臺灣的國民黨當局又電促「速將檔案運台」。吳石則以「軍運緊，調船難」為藉口，僅以百餘箱參考資料、軍事圖書列為第一批，權充絕密檔案，派人先運往臺灣。緊接著，吳石又下達「死命令」，當晚將檔案全部轉移到位於倉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書庫保藏，並向研究院院長黃覺民（黃是吳的摯友、民主人士）作好交代。1949年8月14日，吳石接蔣介石急電，令其即日赴台。15日上午，他密召親信參謀王強到公館，作了簡要而嚴肅的而示：「我奉命明天即飛臺北，這裏的事情就交給你了，你要盡到軍人天職，‘人在檔案在’。下一步怎麼辦，想必你自己懂得。為萬無一失，可徵求黃院長和劉通先生（原國民黨立法院立法委員）意見而行。」次日凌晨，吳石即攜眷飛台。兩天後，福州解放。王強即在黃、劉兩位前輩認可下，將298箱保存無損的國民黨軍事絕密檔案如數交給了解放軍。
吳石去臺灣之前與吳仲禧見了最後一面。吳仲禧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他告訴我，福建綏靖公署使命已經結束，他已被調任國民黨國防部次長，要到臺灣去任職。我曾請他考慮，到臺灣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以就此留下，轉赴解放區。他堅決表示，自己的決心已經下得太晚了，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現在既然還有機會，個人風險算不了什麼。他接著說，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王碧奎和兩個小兒女也要去臺灣。留下大兒子韶成、大女兒蘭成在大陸，雖已作了安排，還請我在必要時給予照顧……」赴台前，中共華東局給他的代號是「密使一號」。赴台後，他很快升任「國防部參謀次長」，被授予中將軍銜。
朱楓，又名朱湛之，作為吳石與華東局的交通聯絡員，在臺灣期間，6次與吳石將軍秘密會晤，陸續送回一些重要軍事情報。就在她再次準備返回大陸之際，朱楓的上級「老鄭」被捕，供出了她。臺灣國民黨當局當即封鎖了台灣所有出島的空中和海上航線。危急關頭，吳石冒險為朱楓簽發《特別通行證》，送她乘機飛往國民黨還佔據的舟山。可是，「老鄭」不僅供出朱楓，還供出吳石。蔣介石震怒，下令逮捕吳石，並在其寓所搜出他親筆簽發給朱楓前往舟山的《特別通行證》和有關書面材料。
這樣，臺灣當局不但摸清了失蹤多日的朱楓的去向，也拿到了吳石「叛逆罪」的重要證據。吳石被關押，朱楓也被國民黨軍警從舟山抓回臺灣。受該案牽連的人有：吳石的妻子王碧奎、某長官公署總務處交際科長聶曦上校、原「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中將、某公署主管人事的中校參謀方克華、某處主管補給的參謀江愛訓、吳石的副官王正均等人。在多次勸降未果的情況下，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曝等人被臺灣特別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吳石在臨刑前寫下了一首絕筆詩：「天意茫茫未可窺，悠悠世事更難知。平生殫力唯忠善，如此收場亦太悲。五十七年一夢中，聲名志業總成空。憑將一掏丹心在，泉下嗟堪對我翁。」他還遙望大陸，深情地說：「臺灣大陸都是一家人，這是血脈民心。兒十年後，我會回到故裏的。」
1950年6月10日，吳石、朱楓等人被押往臺北馬場町刑場。臨刑前，朱梘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新中國萬歲！」她身中7顆子彈，英勇就義，時年45歲。他們的遺體被埋在臺北市北郊一個地名叫「六張犁」的亂墳崗。
1990年6月29日，「朱楓烈士犧牲40周年紀念座談會」在北京隆重舉行，她被稱為「臺灣的江姐」。朱楓烈士故居位於寧波市鎮海區鎮海中學旁邊，1995年，該校體育場擴建，故居被圈入校園中。學校對這座曾走出一代女英雄的二層小樓房十分重視，予以重新維修和整理，辟置為「朱楓烈士紀念樓」。現已成為寧波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楓家屬頒發了《革命烈士光榮證書》。1973年，為了表彰吳石將軍為祖國統一大業作出的特殊貢獻，國務院追認吳石將軍為革命烈士。1975年12月20日，周恩來總理在病危之際曾說，我黨不會忘記在臺灣的老朋友。其中特別提到兩位，一位是當時還健在的張學良將軍，另一位就是已經犧牲的吳石將軍。吳石的夫人後來獲釋出獄，定居美國。她病逝後，其子女將父母骨灰遺骸一起奉回大陸，合葬於京郊福田公墓。
2013年12月，為紀念我黨在臺灣犧牲的隱蔽戰線上的無名英雄，在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內落成無名英雄紀念廣場。廣場因山勢而建，占地約3000平方米，坐西面東，視界開闊，氣勢雄偉。廣場迎面是一堵巨幅景觀牆，以黑白兩色曲線隱喻海峽兩岸，上有毛澤東主席題詩：「驚濤拍孤島，碧波映天曉。虎穴藏忠魂，曙光迎來早。」沿著景觀牆左右臺階拾級而上，兩邊的花崗岩牆壁上刻著846個犧牲於臺灣的烈士英名。名字以陰文素鐫，若隱若現，暗合了隱蔽戰線的鬥爭特質，也彰顯了英雄們默默無聞、淡泊名利的高尚品格。其中更有許多留白和空格，以便未來發現新的英烈名字可以隨時增補。
（石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