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由鄧小平、胡耀邦主持，經過長時間的、廣泛而深刻的黨內外討論後，由胡喬木負責帶領起草小組完成的。它是一部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對建國以來重要歷史問題做出評價的政治性文件。它是否出臺、何時出臺、如何出臺都事關黨和國家戰略全局，不能不慎重考量。
鄧小平、陳雲是對《歷史決議》的出臺思考較全面深刻的中央領導人。他們在「文革」結束後就在如何對待過去及開創未來問題上達成了共識和默契，二人同心同德，攜手於1978年秋、1978年12月、1979年10月和1981年5月四次對《歷史決議》的出臺做出關鍵考量和重要貢獻。
1978年秋：像延安做的決議一樣，儘快把歷史問題定下來
毛澤東逝世後，鄧小平曾多次公開對毛澤東功過評價和毛澤東思想的地位表明看法，批駁全盤肯定和全面否定兩種思潮。鄧小平在尚未恢復職務的境遇下就對「兩個凡是」提出異議，認為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表示「兩個凡是」不行。他還致信黨中央，提出「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前進。他提出要學習毛澤東，勇於承認並改正錯誤，重新樹立起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認為「實事求是是毛主席講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在葉劍英、陳雲等領導人的努力下，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了鄧小平的職務。復出後的鄧小平提出「我們要真正地領會毛澤東思想」，「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談到「文革」期間毛澤東保護了他和一些老同志，提出毛澤東與林彪、江青集團性質不同，無論如何必須維護毛澤東的崇高地位；要求「恢復和發揚毛主席為我們黨樹立」的群眾路線、實事求是、民主集中制等優良傳統和作風；認為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精髓就是實事求是，大力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鄧小平既批評教條化和庸俗化的做法，又堅決反對貶低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傾向。
1977年下半年，陳雲多次在談話中反思黨史，號召學習毛澤東著作及其哲學。1977年6月22日，他在杭州評彈座談會上提出要特別注意學習馬列著作、毛澤東著作。8月13日，他在討論十一大政治報告時指出要恢復毛澤東歷來宣導的民主集中制，創造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防止不正之風的橫行。8月23日，他向遵義會議紀念館來訪人員回顧了遵義會議、長征、毛澤東的關鍵作用等歷史問題。9月28日，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紀念毛澤東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文中提出，「我們要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堅持毛澤東思想，就必須堅持實事求是」，「是否堅持實事求是，是區別真假馬列主義、真假毛澤東思想的根本標誌之一」。
鄧小平、陳雲對歷史問題和大政方針的看法存在許多相通和相同之處，這為此後二人對出臺《歷史決議》密切合作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鄧、陳首次明確提出要像在延安一樣，通過決議把一些重要問題敲定下來是在1978年秋的一次談話中。鄧小平在談話中說：「該拿個東西出來了」，「毛澤東思想還是不能丟」。陳雲贊同道：「丟不得。這項工作要細」，「蘇聯丟了，結果吃了虧」。鄧小平繼續說道：「要像延安時搞的決議一樣，一次性把一些問題定下來」，「關於毛澤東的評價要慎重。有些事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但關鍵問題在林彪、江青這些人起了壞作用」。接著，鄧小平、陳雲還對林彪、江青集團等問題交換了看法。鄧小平說：「這些事只有靠我們來做了。不能拖。」他望著陳雲說：「你是老同志，出來把一些歷史問題理一理怎麼樣?」陳雲說：「延安時期，把許多問題弄清了，定下了，全黨統一了思想。這個東西非搞不可。林彪、江青一夥民憤很大，許多老同志受了整，弄清楚是必要的。」這次談話，鄧、陳明確了要學習延安做法，儘快以歷史決議的方式對建國以來重要歷史問題和毛澤東功過評價問題做出定論。至於出臺決議的時間，雙方都意識到要因時因勢而定。這既確立了儘快做出決議的基調，又留下了彈性調控的空間，體現了髙超的政治藝術。
上述談話來源於圖們的著作，書中標注的時間是「1978年秋」，但具體是哪個月、哪一天，沒有說明。筆者査閱鄧小平和陳雲的傳記、文選、文集和年譜，都沒有記載這次談話內容。根據傳記、年譜所交代的鄧小平和陳雲的行程，談話時間應該是8月。9月8日至20日，鄧小平赴平壤參加朝鮮國慶30周年慶祝活動，回國途中到了東北、唐山和天津視察。9月19日至11月6日，陳雲在杭州、上海休養，11月7日回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而鄧小平從11月5日至14日出訪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由此可知，從9月8日至11月14日，鄧小平和陳雲要麼一個在國外，一個在國內；要麼一個在北京，一個在杭州、上海，沒有見面交談過。談話時間在8月的可能性更大。陳雲從9月開始休養，幾乎不出席會議和重要活動，連文件也不批示了。陳雲曾在中央會議上坦稱：「我的身體是很差的」，「我只能做最必要的工作」，「只能量力而行」。《鄧小平年譜》記載，8月底之後的兩個多月，鄧小平在上報的文件中做的批示由原先的「批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改為「批送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常委獨缺陳雲。又鑒於鄧小平於1978年8月19日同黃鎮、劉復之談到了實踐標準問題和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這與陳雲談話的主題相似，鄧、陳談話時間應該是在19日前後。因此，上述談話時間很可能是在8月中下旬。
1978年三中全會：適當的時候總結歷史是必要的，但「不必匆忙去做」
1978年，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根據此前與鄧小平談話達成的共識鄭重建議黨中央對歷史遺留問題考慮做出決議，起到扭轉會議風向和解放思想的作用。華國鋒在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為中央工作會議設定了三個議題：討論關於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如何儘快把農業搞上去及有關文件，商定1979年和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認識總結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接下來分成華北、東北、華東、中南、西南、西北六個組進行討論。11月12日，陳雲在東北組的發言突破原定議題，揭開了討論歷史遺留問題的蓋子，衝擊力和影響力最大。陳雲建議「對有些遺留的問題，影響大或者涉及面很廣的問題，是需要由中央考慮和作出決定的」。具體包括多個問題：要肯定天安門事件，要肯定彭德懷、薄一波、陶鑄的革命貢獻，要為「文革」被錯定為「叛徒」的人平反，要批判康生。此後，陳雲還就恢復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和民主作風，搞清「文革」等歷史舊賬問題發表看法。陳雲的系列發言，引發強烈反響和共鳴。聶榮臻、鄧穎超、胡耀邦、萬里、康克清、蕭克等代表也紛紛附議陳雲的建議，要求弄清長期「左」傾和毛澤東功過問題。25日，華國鋒表態接受陳雲等提出的平反意見，宣佈為天安門事件、「反擊右傾翻案風」以及一些重大錯案平反；還鼓勵代表各抒己見，暢所欲言。他說：「這樣敞開思想討論問題，是很好的。」在上下合力作用下，會議氣氛民主，討論熱烈，對儘快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和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做出科學評價問題，進行了認真討論，使原本帶有「左」傾痕跡的會議變成了批判「左」傾錯誤的會議。
但是，揭開功過評價的蓋子給長期受「左」傾思想影響的部分黨員千部和群眾造成了混亂。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經黨中央同意，11月14日，北京市委宣佈：1976年廣大群眾沉痛悼念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15日，《北京日報》率先刊登了這個消息。次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題為《中共北京市委宣佈：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的文章。《光明日報》也做了相應報導。一些群眾受這一事件及此前解放思想風氣的鼓舞，開始對歷史和現實問題大加議論。在北京，西單民主牆貼出各種大小字報，有的要求追究阻撓平反冤假錯案的領導人的責任；有的提出要全盤否定毛澤東，揭批「四人幫」要連同毛澤東一起批；有的甚至到天安門廣場自發集會、演講，散佈極端言論。在上海，發生了群眾衝擊報社和部分青年組織起來創建社團、報紙的舉動。其他城市也發生了類似的事件。在此情況下，中央工作會議後期，有的代表認為議論的口子不能開得太大，有的則認為應該繼續解放思想，廣開言論。會場外的分歧反映到了會場內，場面陷入僵局。
值此危急關頭，鄧小平勇於擔當，從安定和團結大局出發，提出「不爭論」「不糾纏」的方針，提出評價問題「宜粗不宜細」「不必匆忙去做」的原則。自11月15日始，出訪回國的鄧小平出席中央工作會議。鄧小平得知黨內外的嚴重分歧後，強調要團結一致向前看，處理歷史遺留問題不能急。25日，鄧小平在聽取中共北京市委和團中央負責人情況彙報時指出：「有些歷史問題，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不能勉強去解決。有些事件我們這一代人解決不了的，讓下代人去解決，時間越遠看得越清楚。有些問題可以講清楚，有些問題一下子不容易講清楚，硬要去扯，分散黨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講問題，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後果。邁過一步，真理就變成謬誤了」，「我們處理任何問題，都要從大局著眼，小局服從大局，小道理服從大道理」，「要引導群眾向前看」。26日、27日、29日，鄧小平會見外國友人時，再次強調清理一下歷史問題要有一個過程，目前首要的是安定團結，一心一意搞建設。12月1日，鄧小平在召集部分大軍區司令員和省委第一書記打招呼會議上講話指出：「歷史問題只能搞粗，不能搞細。一搞細就要延長時間，這就不利。要以大局為重」，「對文化大革命問題，現在也要回避」。鄧小平還為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稿列了包括七個問題的提綱，其中第三點寫道：「解決遺留問題要快，要乾淨俐落，時間不宜長。安定團結十分重要，要大局為重。」13日，鄧小平在閉幕會上做重要講話。講話濃縮為四個問題，論述更集中，主題更鮮明，針對性更強。講話指出：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對一些歷史遺留問題，不很重要的問題，不要糾纏不放，要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要大處著眼，可以粗一點，毎個細節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比如「文革」等歷史問題，將來「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做出科學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加之「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做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鄧小平的講話獲得包括陳雲在內的中央領導人的贊同與支持。
在鄧小平、陳雲的推動下，中央工作會議接近尾聲的時候，中共中央確定了「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大局」的指導方針。胡喬木認為：「這個方針完全正確，非常必要」，「安定團結，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歷史的必然」。可以說，經過中央工作會議的討論，中央領導集體基本達成共識，即防止擴大黨內外的分歧和激化社會矛盾，盡量回避影響安定團結和四個現代化建設的事情。因此，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宣告：適當的時候對歷史經驗教訓加以總結是必要的，「但是不應匆忙地進行」。當然，不急著做決議並不意味著不去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而是準備先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完成政治上、思想上的撥亂反正，以有錯必糾的原則平反一切冤假錯案，完成組織上的撥亂反正，然後再對「文革」、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等正式做出統一定論。
1979年國慶講話後：立即著手起草，以中央決議的方式做出定論
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主題發言，逐步推動思想解放的春天的到來。全國理論界、知識界對建國以來歷史問題和毛澤東功過評價進行著思考和討論。與此同時，社會上充斥著各種錯誤言論，給黨和國家的宣傳工作和意識形態工作造成困擾。為進一步加強和明確宣傳工作，經中宣部提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批准，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於1979年1月18日正式召開，4月3日結束。
其間，代表們多次討論到”文革」問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問題、個別中央領導人的責任問題、平反冤假錯案、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毛澤東功過和毛澤東思想評價等一系列問題。會上要求黨中央做出歷史決議的呼聲很高。第一組的代表認為：「毛澤東同志作為一位偉大的馬列主義者，一位歷史人物，是可以評價的，是應該評價的。事實上，現在國內外、黨內外都在評價他。我們黨不主動做出正確的評價，很被動。這件大事，已經擺在黨的議事日程上，不能全部留給後人去解決」，「總結我黨三十年的歷史經驗不能不涉及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批評毛澤東同志的錯誤和反對毛澤東絕不能混為一談。全面地正確地評價毛澤東同志的功績和錯誤是很有必要的」。會議第二階段，鄧小平做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批駁了會上的一些錯誤言論，改變了主題比較零散的情況，加強了會議主題的集中和思想的統一。但各個省的代表在到底什麼才叫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能否一分為二問題上爭論不休。他們分別從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正確與錯誤、個人與集體的角度提出不同看法，還建議中央：「毛澤東思想旗幟的主要內容是什麼，怎樣才算真高舉，需要結合實際，從理論上進一步加以闡述。」有的建議要像六屆七中全會那樣，做一個建國以來的歷史決議，全面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意在遏制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遏制無政府主義抬頭的現象，而不是為了壓制思想解放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理論務虛會上，吉林省代表就擔心：「現在已經有了一種否定前一段務虛會的苗頭，發展起來就要否定剛剛開始的思想解放運動。」鄧小平始終希望能繼續解放思想，恢復優良傳統和作風，抵制教條主義、官僚主義和封建主義。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黨內過激言論後，鄧小平即要求軍隊和地方要就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進行「補課」。1979年5月21日，《解放軍報》發表評論員文章煙定不移地貫徹三中全會精神》。22日，《人民日報》以《重新學習三中全會文件，補上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一課）的標題加以轉載，強調要好好學習三中全會檔，繼續解放思想。之後，全國未認真開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地區和部門進行了「補課」。「補課」運動繼續推動著思想的解放和作風的扭轉，同時也進一步加深了對建國以來歷史問題的反思。
理論工作務虛會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補課」，促使中共中央將歷史問題的評價提到議斟日程上來。6月，鄧小平、陳雲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致決定：由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在建國30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講話，對建國以來的歷史做初步總結；還決定要把講話提交到9月底召開的四中全會上通過。鄧小平指導國慶講話稿的起草工作，先後四次找胡耀邦、胡喬木等談話。正式起草之前，鄧小平就說過：這個講話要有一些新的內容，要能講出一個新的水準。7月至8月，寫作小組夜以繼日，形成初稿。起草講話稿時主要圍繞三個問題存在爭論：一是涉不涉及「文革」歷史；二是列哪些重要人物以示紀念；三是講不講毛澤東晚年的錯誤。8月下旬，鄧小平點評講話稿說：「講理論的東西多了，概念的東西多了」，「在第一部分，對歷史是應該做點回顧的」；「在第二部分，對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概括成為幾個特點，很好。但最重要的是要從中得出幾條基本的教訓」。9月4日，鄧小平繼續提出意見：講稿要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旗幟，「要使人看了這個講話以後得出一個總的印象，我們的黨和人民現在是真正堅持毛澤東思想，是完整、準確地學習、運用毛澤東思想，是真正將毛主席為我們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付之實現，不是搞片言隻語”。此後，陳雲也對國慶講話第四稿提出了修改意見。28日，四中全會討論並通過了《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鄧小平、陳雲等領導人在四中全會上對講話稿予以高度評價。
29日，葉劍英在國慶講話中對毛澤東的突出貢獻和歷史地位，對毛澤東思想的性質內涵做了論述。《講話》雖對毛澤東沒有直接的批評，不過也暗含著一定批評；還對建國以來30年的經驗教訓做了基本總結，對「文革」和林彪、「四人幫」做了概要分析，至於具體細節問題，是準備放到以後再說。因為這是基本總結，並非全面的總結；是初步定調，並非最終定論。正如胡喬木所說：「這是一個慶祝講話，不是對過去三十年作全面的總結」，「那樣的總結只能在另外的時間經過另外的會議，經過詳細討論，作出正式的專門的檔」。這裏雖未指明「另外的時間」和「另外的會議」具體是什麼，但反映出中央已經考慮到下一步要儘快做出一個正式的決議。
鄧小平、陳雲的意見和葉劍英的講話表明了中共中央主動回應社會呼聲，對建國以來的歷史問題和經驗教訓做出反思的態度。國慶講話後，各界感到既滿意又不滿足。國慶講話有很強的問題意識，說出了群眾的心聲，但講話出於時機考量，採取「點到為止」的寫法，對有些問題沒有講透，留下了探討的空間。這又掀起了討論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討論「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幫」的熱潮。人們普遍希望中央有個更加正式的、明確的說法。為此，在10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經充分討論，做出決定：立即著手起草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中央決議的方式對一些重要問題做出評價。隨後，鄧小平召集胡耀邦、姚依林、鄧力群談1980年工作安排時指出：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研究，準備工作有四：修改黨章、修改憲法、抓經濟工作、起草《歷史決議》；決議起草工作，「現在著手，明年六中全會討論通過」。他還提出：有了國慶講話，《歷史決議》就好寫了。以講話為綱要，考慮具體化、深化。1980年1月，鄧小平還在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正式向黨員幹部打招呼：「可能年內我們還要對若干歷史問題作出正式的決議。」他在之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回顧這段歷史時說：「這個決議，過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於搞？不行，都在等。」因此，儘管黨內外也有少部分聲音反對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但出於儘快走出困境、開創新局面的考量，鄧小平、陳雲因勢利導，鄭重做出起草《歷史決議》的決定。
1981年5月：決議可以通過，「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國慶講話為總結歷史問題提供了輿論上、思想上的準備。國慶講話後，《歷史決議》的起草工作就開始了。決議自1979年10月底開始，至1981年6月定稿，經歷了10多次草稿和6次大的集體討論，在博采眾議的基礎上又力排錯議，在充分民主的基礎上充分集中。
鄧小平指導決議起草工作，要求通過決議儘快結束黨內外對歷史問題的爭論，將主要精力集中到「四化」建設上來。1980年11月6日，胡喬木就此前「四千人大討論」的綜合意見給鄧小平寫信：「少數同志認為現在做決議時機還不成熟，須待十二大或十二大以後」，寫作小組的意見是「現在不做決議，則黨內思想將更難統一，十二大也不好開」。鄧小平表示贊同。1980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歷史決議》在次年的政治局討論並原則通過的「時機已經成熟，不宜再行延遲」，要求起草小組「參照討論中提出的意見進行改寫」，最後「提交六中全會討論通過」。1981年3月9日，鄧小平同鄧力群談話時指出：「爭取早一點修改好，早一點召開六中全會。對歷史問題的評價定下來了，有了統一的認識，就可以集中精力向前看。」4月18日，鄧小平在同金日成談話時說道：「最近幾年，一談就是歷史問題，對毛主席的評價問題，這不利」；不應該過多糾纏歷史，「天天糾纏幹什麼」。他還提出召開中央全會來表決通過決議，「這個問題不能再推遲了」。鄧小平認為，決議通過後，可能有些同志思想上還是轉不過彎來，所以要採取「思想不通，組織服從」的辦法來停止爭論，來引導黨內團結一致向前看。5月19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總結指出：「這個文件
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經過不曉得多少稿」，是合乎1980年3月提出的”三項基本要求」的，可以通過了，黨內黨外、國內國外，都在等，「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6月22日，鄧小平對《歷史決議》草案做了充分肯定：「總的來說，這個決議是個好決議，現在這個稿子是個好稿子」，「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6月29日，在十一屆六中全會的閉幕會上，鄧小平再次高度評價說：決議”真正是達到了我們原來的要求。這對我們統一黨內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相信這個決議能夠經得住歷史考驗」。
陳雲為決議提出了多個關鍵性的修改建議。比如：主張在「反復推敲，反復斟酌」和「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的原則下，把毛澤東的功過「一錘子敲定」；又如：建議「增加回顧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的段落」，使決議主旨「有了全面的根據」；再如：提出通過「學馬列著作，特別是學哲學」和學習「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來提高對毛澤東思想內容和活的靈魂的認識。此外，在歷史責任問題上，他建議應著重寫毛澤東破壞民主集中制，「其他的可以少說」。他認為除毛澤東外，其他同志也要”把自己的責任承擔起來」。陳雲的建議為決議的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個《歷史決議》反駁了「左」、右兩種極端思潮，辯證分析了毛澤東的功過是非，肯定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充分論述了毛澤東思想的主體內容和活的靈魂，維護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可謂是一部由大智、大仁、大勇之人主持起草的大智、大仁、大勇之作，是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以及建國以來歷史問題的典範之作。
在推動決議做出的過程中，鄧小平起著決定性作用。這主要表現在：其一，他提出了維護決議的「三項基本要求」，確立了起草的指導思想和具體原則。其二，自始至終主持起草並先後10多次提出修改方針和意見。其三，很好地處理了博與約、通與專的關係，既吸收和整合了黨內外的有利建議，又忽略和抵制了一些不那麼重要或錯誤的意見。其四，主持數次大的集體討論，力求決議能照顧到黨內外的訴求，能處理好歷史、理論與現實的關係。
陳雲對《歷史決議》起著不可或缺的指導和參謀的作用。這主要表現在：其_，他曾多次公開支持和贊同鄧小平的一系列指導意見。比如，他在中央紀檢委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說「鄧小平同志對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概括得很清楚」。其二，較早地呼籲對歷史問題做出決議。比如，他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高度評價了延安整風期間形成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表達了在新形勢下再做歷史決議的願望。其三，要求貫徹落實實事求是這一「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根本思想路線」，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為此還總結出做到實事求是的「十五字訣」，「除了『全面、比較、反復』這六個字以外，他還歸納了九個字，就是：『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其四，全力支持《歷史決議》起草工作。不但提出多個關鍵性建議，而且勉勵起草工作者。比如，他看了決議6月26日印發稿後，要求秘書轉告胡喬木：改得很好，氣勢很壯。
鄧小平和陳雲以高深的理論修養和政治智慧，於1978年秋達成儘快把歷史問題敲定下來的共識。該年底考慮到各界爭議太大，為避免擴大分歧和對立，做出「不必匆忙去做」的決策；國慶講話後根據黨內外的積極反響和強烈請求，決定立即著手起草決議；決議基本成型後，有的懷疑做決議的時機是否成熟，鄧小平當機立斷：「不能再晚了。」這四次考量儘管存在調整和反復，但都是根據黨情和國情的變化對出臺《歷史決議》進行的策略調整，並非沒有定力或出爾反爾。通過鄧小平、陳雲等的政治謀略，最終以恰當的時機和方式做出了決議，從而維護了毛澤東崇高的歷史地位，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穩定和凝聚了黨心、軍心、民心，為黨和國家提供了前進的動力和方向。
（消建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