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申紀蘭剛抵達山西團駐地，北京萬壽莊賓館，就被媒體包圍了。

這位全國唯一從第一屆到本屆連任的老代表，89歲了。64年間，她已連任13屆，被幾代國家領導人稱為「鳳毛麟角」、「申大姐」、「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見證者、參與者」。

兩天前，山西平順縣委書記吳小華前往她家「歡送」赴京履職，希望她「給黨中央、給習總書記帶去老區人民的問候」，而女兒張李珍寫給母親申紀蘭的一封家書，題為《媽媽，加油！》也在山西當地的媒體整版發表。

與申紀蘭同批的1226位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大多已不在世了。迄今還活著，最年輕的也已83歲。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開幕，制定國家第一部憲法，這是1949年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確定《共同綱領》後，共和國政治生活制度化的重要一步。

當年的一屆人大代表，覆蓋了中國共產黨從建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到抗美援朝各階段的領導及骨幹。許多代表還是工農兵勞動模範，他們中有郵遞員、紡織工、車工；也有戰士、中醫、畫家；還有烈士親屬代表，特級英雄黃繼光的母親、四川農婦鄧紡芝就在發言時表示：要像兒子一樣愛護這個國家。

14天的會期裏，1226位代表主要聽取了毛澤東所致的開幕詞、劉少奇作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作的《政府工作報告》。那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了第一部憲法，選舉毛澤東為主席，朱德為副主席，劉少奇為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他們的得票率，都是100%。

歷史進程與個人命運

2018年3月5日上午，北京市萬壽路的家中，田富達正在觀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的電視直播。88歲的老人視力已經減退，語速也慢，卻仍能非常明確地辯駁所謂「橡皮圖章」的論調。

在他看來，這是從美國、從國民黨傳來攻擊共產黨、攻擊中國人民的錯誤說法，「實際上為什麼到現在我們國家發展很快，我們是協商民主，大家共同發表意見，哪一個最好，選擇哪一個，然後大家共同同意。他們是：我這個黨派說了算，你那個黨派我就反對，一概反對，好壞也都是反對」。

這是田代表多年學習、履職的心得。1954年，25歲的他當選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由此連任八屆、橫跨44年，並成為臺盟中央副主席。

田富達是臺灣泰雅人，本名是尤明•巴都（Yumi-Badu）。16歲，在窘迫生活的懵懂中，他被3000塊舊台幣薪水吸引，離開臺灣新竹關西鎮的馬武督部落，成為國民黨軍一員；17歲，他隨國民黨整編第70師第140旅從基隆港來山東參加內戰，一槍未打，就被劉伯承、鄧小平轄下的晉冀魯豫野戰軍俘虜，編入第17旅51團，成為一名解放軍戰士。

在劉鄧的親自指示下，他和其他160多位臺灣籍戰士一道被調入晉冀魯豫軍政大學（即後來的華北軍政大學）學習，被稱為「臺灣隊」。在頗不情願離開前線的氛圍中，田富達走進了後方，也走進了政治。

1949年，在經歷語言、歷史和政治補習後，20歲的田富達，以高山族代表身份，在「臺灣隊」16位少數民族同胞中被推舉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參與國旗方案的制定討論；與陸定一、喬冠華、郭沫若等名人一道，成為大會宣言《中國人民大團結》53人起草委員會的一員。這個被毛澤東稱為「小個子高山族青年」的委員，還做了關於民族政策的體會發言。

20歲受邀站在天安門城樓領袖們的身後見證共和國誕生，25歲作為全國人大代表開始履行國家政治生活正常化後的職責，直至成為匹配副部級規格的高級幹部。田富達親歷了中國政治發展歷程，也跨越了民族、個人命運交融的坎坷路徑。

類似這樣慨當以慷的經歷，在第一屆人大代表中並不少見。農婦申紀蘭在六十多年前的農村實踐中落實「男女同工同酬」而被選為代表，這一做法被寫入憲法，她也在漫長的履職生涯中為家鄉老區發展作出了貢獻。

而在田富達的履職經歷中，他提出的關於改善民族同胞福利的倡議，也基本得到落實。孩童時期，高山族的地位很低，日占期間，侵略者憚于高山族的反抗，把他們趕到山裏，用鐵絲網隔離起來。

周恩來曾向他瞭解在大陸生活的高山族同胞狀況，並提出要給予他們學習文化的機會，田富達起草報告，遞交中央，得到鄧小平的親自批示。1957年，中央民族大學武漢中南分院政治系設立高山族研究班，向經挑選的52名學員發放工資，並准許他們攜帶家屬，在當時，這是相當的照顧。

後來，針對下一代教育問題，田富達再向中央建議，「如果文化程度較低，還可以先上預科班補習，再進大學」，受惠子弟超過80人。

1980年，臺灣賽德克族針對日本侵略者的「霧社起義」（即電影《賽德克•巴萊》講述的故事）發生50周年，在田富達的倡議下，得到時任台辦主任鄧穎超的批示支持，全國政協撥款在廈門大學舉辦紀念活動。

在大陸生活的臺灣高山族同胞不過數千人，如此對待，令他感動。

積極參政是自覺選擇

履職充分，嚴肅認真是代表們回憶當年的共同印象。

積極參政，在當時，是代表們的自覺選擇。他們中不少人像田富達一樣，提出了對應各自群體需求的有效想法，並很快得到落實。

曾在抗美援朝戰場率領一個連孤軍奮戰一天，用手榴彈和石頭擊退敵人六次進攻，用手雷摧毀敵軍一輛坦克的戰鬥英雄黃醜和，曾被寫入戰鬥歌曲《智勇雙全的黃連長》。戰爭結束後，他被選為人大代表，兩項建議被採納。

開完一屆人大一次會議後，他去遼寧丹東農村走訪軍烈屬、傷殘軍人、復員軍人，看到他們多數生活非常困難；在火車站，看到軍人荷槍實彈與群眾一起擠著候車，當時連隊一般不設武器庫，軍械隨身攜帶現象很常見。結合兩種情況，他向人大提出建議：一、優撫軍烈屬，安置復員軍人；二、火車站設軍人候車室。

兩項履職建議受到重視，解放軍分組組長賀龍指示秘書組將意見記錄整理匯總至大會。後來，全國多地落實專用候車室，彭德懷親自打電話監督落實情況。國務院也組織了大規模的擁軍活動。

1949年到1954年，是熱心建設的黃金五年，許多人在成為代表前已經在崗位上積極履職，以對新中國的熱情和忠誠投身其中。

主導黃河、長江、淮河、海河等流域諸多大型水利工程建設，論證過三峽工程可行性，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水利部部長的錢正英在一屆人大一次會議期間生下一子。

她曾向媒體回憶：1954年9月8日，正在北京飯店參加預備會，但腹痛難耐，趕往北京醫院後，她對醫生說：「馬上要開人大會議了，我是代表，現在我的預產期還沒到，能不能先把胎給穩住，讓我開完會再生」，雖然孩子已經進入骨盆，在她的堅持下，醫院還是打了一針。當晚，孩子依舊出生，母子平安。鄧穎超還曾托人帶話，建議孩子可以叫「憲生」來紀念國家的第一部憲法。

參加一屆會議的女代表不少也是老革命，她們講黨性、奉獻，願意將小我、小家置於身後。曾任雲南省人大常委會主任，也是新中國第一位女性省級人大常委會主任、第一位女性彝族縣長的李桂英，1954年當選時，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縱隊政工隊隊員，涼山工作隊隊長。

1957年一屆人大第四次會議在盛夏開幕，她的小孩三個多月，儘管人大會務配備有托兒所，女代表開會時保育員會將孩子抱走，但這位打過遊擊的女戰士覺得帶著個孩子不像話。她請醫生打回奶針，半個月不見效，於是一路帶吸奶器，坐燒木炭的汽車、換火車、渡輪到達北京，開完人代會，又赴青島開民族工作會議，「等我回來，孩子都半歲了」。

信賴的目光

已經100歲高齡的全國總工會原副主席安力夫身在醫院，他的兒子安仰東向南方週末分享了由他主筆的老人傳記，其中詳細記錄了老人參政議政的諸多內容。

抗戰、解放戰爭中長期在山西及華北地區工作的全國搬運工會主席安力夫，1952年開始就在工作崗位上提出建議，例如，提出改善瀝青包裝方法，推動出臺《關於防止瀝青中毒的辦法》，保證生產、裝卸、搬運和使用瀝青工人的安全。並推動解決搬運工群體流傳多年的「生前不孝二爹娘，今生落在搬運行，吃了多少對時飯，睡了一輩子沒腳床」現狀，得到中央指示，要求各省、市根據具體情況，協助搬運工會逐漸加以解決。

一屆人大代表中的多數，文化水準有限，年紀較輕，跟共和國一起成長，比如申紀蘭，也包括當時22歲的貴州豐貞縣婦聯主任蒙素芬，17歲那年，這位布依族少女喝開呼吠的狗群，把陌生的解放軍迎入村子，自此成為一名農民幹部。

蒙素芬向媒體回憶：「那時財政收入、各項支出等我聽不太明白。另一位紅軍老大姐代表危秀英就會給我講，像建醫院、修公路、建學校等用錢用得多，用於社會建設的支出多，說明我們國家是好的。」

安力夫回憶：當時，各界人士，把共產黨作為自己的依靠，作為民族的中流砥柱。黨員代表，特別是披著戰火硝煙走進人民代表大會的黨員代表，就成為了這種中流砥柱的化身。

一屆人大一次會議期間，安力夫與丁玲鄰座。毛澤東曾親自作詞《臨江仙》：「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贈予這位著名左派女作家。

安立夫記得，當時丁玲慷慨激昂，發言時幾乎是對著安力夫講的，那種信賴的目光，他終生難忘。

（徐佳鳴、吳欣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