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時序和程序，這幾天應是今年度「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主辦國家巴布亞新幾內亞向台灣當局遞送出席邀請函的時間。但蔡政府今年將會派遣何人出席，一直沒有消息，只有宋楚瑜曾經在不久前透過親民黨籍台北市議員表示，宋楚瑜因為得不到蔡英文的充分授權，因而無法在「APEC」峰會上與東南亞水利技術較落後的國家多做交流。宋楚瑜在感到無力之下，再度擔任「APEC」代表的意願已經打折。
昨日，《中國時報》報道說，台灣「外交部」內部已排除由宋楚瑜再次擔任代表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可能性，幷非是出於宋楚瑜無意願出任，而是蔡政府高層對宋楚瑜去年的表現不甚滿意。目前最有可能性的人選是前「行政院長」林全，幷有退席準備，以示抗議。
該消息當即遭到蔡政府和宋楚瑜兩方面的否認。宋楚瑜更是吶喊，「請把放話的人名字公布出來！」並說明決定代表是蔡英文的權限，他也想請蔡英文或「總統府」公開說明是誰在放話，但若真的要換，他也會表達尊重與祝福。
顯然，蔡政府決定不再委請宋楚瑜代為出席「APEC」峰會，已經定局。但宋楚瑜則希望，這個決定的公佈內容，是他自己主動「請辭」，並非是遭到「撤換」。這是關乎「面子」的問題。
其實，要說是「不滿意」，應當是蔡政府和宋楚瑜本人都互不滿意對方。在宋楚瑜方面，正如親民黨籍台北市議員所指，宋楚瑜希望能利用出席「APEC」峰會的難得機會，多與出席峰會的各國領袖接觸交流，並在協助東南亞水利技術教落後的國家提高技術方面，有所作為。但卻因蔡英文的授權有限，而導致他未能充分展現「外交情才」，而讓他「有志難申」，這與他對在官場待際遇抱有強烈的「懷才不遇」情結，基本一樣。
而在蔡政府方面，對宋楚瑜的表現不滿，早在去年「APEC」峰會後，就透過各種渠道透露出來。各種「爆料」歸結為一點，就是宋楚瑜過於自我表現，而忘記了自己只不過是蔡英文的代表，並由蔡英文授權，才有機會出席峰會。但宋楚瑜的表現，儼然自己就是台灣當局的「領導人」。而且，為了能與習近平握上手，在會場上「走位」頻仍，從而在客觀上造成蔡政府「有求於」習近平的形象。
就此，在互相不滿的性質及程度上，應是蔡政府不滿宋楚瑜，多於宋楚瑜不滿蔡政府。在此情況下，蔡政府就索性不再使用宋楚瑜，而是由「自己人」林全出席。其實，早在去年的越南峴港「APEC」峰會召開前，蔡英文就已經打算改由剛卸任「行政院長」的林全出席，但因為時間緊迫，來不及辦理手續，而只好「趨易避難」，讓已經出席過一次的宋楚瑜繼續「連任」。
而現在，授權林全出席辦理相關手續的時間充裕，而且也可凸顯蔡政府「有所突破」，因而早就已經決定放棄宋楚瑜。但蔡政府也擔心，由林全代表台灣當局出席「APEC」峰會，可能會遭到主辦國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反對，因而就索性「破罐子破摔」，做好倘林全不獲邀請出席，就乾脆不派代表出席的準備，寧可缺席。
這就折射出，其實是蔡政府和宋楚瑜雙方都已得悉，無論是「APEC」的秘書處，還是北京，都有重新回到「西雅圖模式」的計劃。因而就有宋楚瑜主動透露「倦勤」之意，及蔡政府作好林全將會被拒絕接納的思想準備，從而寫好了「退席抗議」的劇本。
所謂「西雅圖模式」，是時任美國總統的克林頓，建議於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在美國西雅圖首次召開「APEC」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為了遵守一個中國政策，形成了不邀請臺灣領導人參與該會議，及此後不在台灣地區舉行「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共識。而作為「APEC」會員體的「中華台北」，則由負責經濟工作的部長級官員與會。李登輝委派「經建會主任」蕭萬長，以「經建會主任」的身份參加。而大會規定，蕭萬長不得以李登輝的「代表」或「特使」的頭銜，也不得使用「行政院政務委員」的頭銜。臺灣參加「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西雅圖模式」就此誕生，其意義在於，在「APEC」的最高級別的會議實踐中，進一步把台灣當局限定在「地區經濟體」上，「APEC」的「MOU」得到全面的維護和遵守。
「APEC」首次領導人會議之後，台灣當局一直想方設法做一些小動作，試圖突破「西雅圖模式」限制，李登輝還不遺餘力地爭取自己親自出席，以凸顯臺灣是一個「主權國家」。但在北京的堅決鬥爭下,這些圖謀都遭到失敗，並使「西雅圖模式」固定了下來，成為台灣當局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慣例。
二零零一年中國作為東道主在上海舉辦第九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陳水扁企圖籍此以此作為打破「西雅圖模式」，爭取由自己親自出席。在中國大陸明確拒絕陳水扁與會後，陳水扁要求改由「總統府資政」李元簇代表他參加。他的如意算盤是，一方面李元簇曾任「副總統」，可以突破「部長級官員」的層級限制，另一方面李元簇是台灣地區的刑法權威，曾任「法務部長」，也可擺脫只限於財經技術官僚領域的困境。但陳水扁的做法遭到大陸的嚴厲批判和堅決拒絕，臺灣當局最後宣佈缺席上海「AO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據說，事後陳水扁後悔不已。因為剛參加「雙部長會議」的「經濟部長」林信義尚未離開上海，正是出席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適當人選。但由於自己的意氣用事，決定缺席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就形成自一九九三年「APEC」舉辦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以來，台灣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缺席的記錄，而且更是缺席在中國大陸召開，對台灣當局來說具有一定政治意義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而民進黨內也是埋怨聲連連，因為中國大陸沒有任何損失，受損失的倒是台灣自己。更令民進黨難受的是，此後台灣方面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人選，即使是經濟領域的部長級官員的人選也被「打回頭」，只能由無官方背景的企業界人代表出席，包括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宏碁計算機董事長施振榮等人。只是在二零零八年之後，由於馬英九承認「九二共識」及其「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核心內涵，台灣方面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人選的位階及背景，才發生了大突破，先後由曾任「副總統」的連戰、蕭萬長參加，而且連戰並非是經濟領域的官員，而是政治領域。
去年蔡英文決定委派宋楚瑜出席在秘魯舉行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按道理，宋楚瑜的官職最高是台灣省長，與部長平級，並沒有突破西雅圖「模式」；但他並不是經濟領域出身，而是政治型，而且還是政黨的領袖，因而可說是有所突破。北京可能是考慮到，宋楚瑜承認一個中國原則，而且曾經以親民黨主席的身份訪問大陸，進行了「胡宋會」，其政治意義與「胡連會」相同，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做出了貢獻。而且，在「太陽花學運」後，習近平會見的第一位台灣客人，就是宋楚瑜。因而北京沒有反對，而且在峰會期間，習近平也與他進行了短時間的交談。
現在，由於蔡政府不但是拒絕承認「九二共識」，而且還要在國際社會上大搞「台獨」活動，因而嚴厲堵截台灣當局的「國際空間」。因而在「APEC」峰會的領域內，要求回到「西雅圖模式」。但蔡政府明知如此，卻偏要派遣林全出席，可能又會像二零零一年那樣，台灣當局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當然，這可能也是其玩弄「苦肉計」的圖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