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十年裡，對江青的宣傳，大概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即1966年至1967年，這次以宣傳江青關於京劇改革和「文藝革命」為標志，大講江青在文藝和文化方面的貢獻﹔第二次，從1968年3月「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開始，大講江青是毛澤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路線的代表，除了已有的「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號外，甚至喊出了「誓死保衛江青同志」的口號﹔第三次，是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後，「四人幫」利用公開1966年7月８日毛澤東致江青的信，廣泛組織學習討論，大肆宣傳江青和毛澤東在政治和生活方面的特殊關系，把江青打扮成反林英雄。其後，對江青的宣傳一直還有，但說不上掀起什麼高潮了。

江青在黨內、軍內都有職務，地位確實非常顯赫

眾所周知，在「文革」前，江青除了名義上擔任毛澤東的秘書（所謂「五大秘書」之一）外，並沒有其他什麼實際職務。「文革」開始後就不同了。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設立「隸屬於政治局常委領導」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江青被任命為副組長，排第二位，在中央委員、中南局書記王任重之前。同年８月30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宣佈：「陳伯達同志因病經中央批准休息。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同年10月，中共中央軍委決定江青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文化工作顧問。1967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改革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徐向前，顧問江青。到這時，江青在黨內、軍內都有了實際職務，而且不是一般的職務。當時，陳伯達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第五位，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江青擔任第一副組長，並且在陳伯達缺位元時她可以代理﹔在全軍文革小組，江青和元帥徐向前齊名。

由此可以看到，江青的地位不可謂不高，不可謂不重。在政府內，江青還沒擔任什麼職務。據曾志說，陶鑄（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排第四位）曾和周總理商量，說：江青在黨政機關沒有正式職務，不如建議讓她擔任文化部副部長，以便有個名義聯系工作。誰知江青聽了此議氣得要命，竟說什麼「你們碰到鬼了，我怎麼能做這種事情」！在當時，江青對文化部副部長的職務不屑一顧，那是很自然的。她甚至認為，這是陶鑄對她的貶損，因而種下了對陶鑄的不滿和仇恨（當然，原因不止這一點）。

林彪、陳伯達等公開吹棒，江青成了「藝術上的內行」

1966年1月，林彪「委託」江青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於1月22日給總政治部下指示：

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並且要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今後部隊關於文藝方面的檔，要送給她看，有什麼消息，隨時可以同她聯系，使她瞭解部隊文藝工作情況，徵求她的意見，使部隊文藝工作能夠有所改進。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也多次吹捧江青，茲舉幾例：

1966年7月2４日，陳伯達在廣播學院講話時就稱江青為「中央負責同志」，在駁斥一個「誹謗」江青的條子時說：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變後參加革命的，有35年的鬥爭歷史。江青同志是我黨的好黨員，為黨做了很多工作，從不出頭露面，全心全意為黨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戰友，很多敵人都誹謗她。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變後入黨，我認識江青同志的入黨介紹人。

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京劇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開端，外國人也承認這一點。好人宣揚這一點，壞人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而京劇改革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創者……現在文化革命是從京劇改革打開缺口的。包括我在內，都感激江青同志。

《人民日報》、《紅旗》的宣傳，使江青成為全國令人矚目的人物

1966年８月1８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翌日，《人民日報》所載「新華社十八日訊」中，江青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簡直高於總理以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訊中說：「有1500名學生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同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大會。毛主席和林彪、周恩來、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見了他們，同他們談了話，並且在一起照了相。」接著是這樣寫的：「慶祝大會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同志主持。」最後是：「參加群眾大會的各方面的負責人還有：陶鑄、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董必武……」在這篇通訊中，江青不僅被置於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行列，而且排位很靠前、很突出。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是偶然的、無意的，還是按當時新任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宣傳部部長陶鑄的指示做的？還是有其他什麼人授意或安排的？均不得而知。這在當時看報沒注意，而在今日看倒成了一個解不開的謎。但這至少反映了一點，即當時江青的地位——實際地位——是很顯赫的。

1966年８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50萬紅衛兵和革命師生的大會是江青主持的。主持這樣大規模的會議，對江青來說是第一次。大會情況，除了次日公開見報外，還由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和八一電影製片廠聯合攝製成大型文獻紀錄片在全國上映。這樣，江青就進一步名聞九州，聲震寰宇了。她成為舉國上下十分令人矚目的人物。就拿群眾給她來信一事說，不僅每天都有，而且雪片似地飛來，有時達兩千多封，用麻袋裝，並成立了專門組織——江青辦信組替她處理。這個辦信組由我負責，這是我親身經歷的。

還有一件事，似也應提一下，那就是1964年7月江青在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人員座談會上的講話。這個講話，後以《談京劇革命》為題，在1967年5月８日出版的《紅旗》第六期和5月10日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上同時發表。可以看到，當時對江青的宣傳和贊揚，僅限於當時的中央負責人和中央的報刊——《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的一部分材料，至於其他人、其他報刊都沒有涉及，因為那樣做不僅不勝其煩，也缺乏應有的權威性。

江青地位在林彪叛逃後由盛轉衰

江青地位的鼎盛時期大約是在1971年9月林彪叛逃後至1973年8月黨的十大前。

林彪叛逃後，康生也很少在釣魚臺露面了，大部分時間，康生都呆在北京舊鼓樓大街西側的小石橋胡同自己的家裏，對外則稱有病在家休養。

事實上，康生當年確實也有點病，但還不至於不能工作。老謀深算的康生大概是從陳伯達、林彪的垮臺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經歷了一次又一次黨內鬥爭、整人無數的康生深知急流勇退的道理，面對江青的步步上升，他選擇了「生病」。   這樣，九•一三之後，林彪死了，陳伯達倒了、康生病了，江青實際上已邁入了第三號人物的地位——僅次於毛澤東和周恩來了。

1972年1月11日《人民日報》的所載《首都隆重舉行追悼陳毅同志大會，偉大領袖毛主席參加了追悼會》的報導就清楚地顯示了江青的政治地位。報導在提及「偉大領袖毛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之後，緊接著提到的便是「政治局委員江青」。

《人民日報》的報導已明明白白地把江青排在了第三號人物的地位。 不過，江青的這種名單上的第四，實際上的「三號人物」位置並沒有維持多久。在1973年8月31日中共十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中共中央機構中，江青的地位大大地降低了！她從原先的三號人物變成了二十一名政治委員中的一個，排名不僅遠遠落後于王洪文，還位列她一手提拔起來的張春橋之後。而在此之前公佈的十大主席團名單中，她的名次就已經落後了。

十屆一中全會後，位列這張名單第一行的毛澤東成為中共中央主席；位列第二行的五人都成為副主席；位列第三行的張春橋成為政治局常委，而江青還是和九大一樣，只是一名政治局委員。而且排名遠不如九大。

排名順序的變化，已清楚無誤的表明：十大以後，江青的地位已經開始下降。隨著「中央文革」這一機構逐漸被人淡忘，江青不僅「組閣」無望，而且幾乎無事可做。

（閻長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