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進入新時代，世界正在大變革。當今世界無論對於東方還是西方的概念來說都很陌生。希拉蕊•克林頓慨歎自己越來越看不僅今天的美國，歐洲沒想到英國要脫歐，揚言要「斬首」的特朗普忽然同金正恩會晤……這個世界變動很快，充滿了不確定性。能不能看得消楚一點，行動上穩當一些，盡可能不發生大災難，這是大家都在思考的大問題。

資本主義不知路在何方

資本主義經過500年的演變，現在已到了晚年，弊病叢生，但尚不到壽終正寢的時候。它的倫理基礎是個人主義，經濟上是唯利是圖，政治上是各種政治集團的鬥爭與妥協。經濟尚好時，這種鬥爭與妥協還顧及體面，唱唱普世高調；經濟不好時，往往顧不得臉面，兇相畢露。現在資本主義各國精英都承認弊病很多，說要改革，但正如英國前首淚托尼•布雷爾所說：「憤怒很容易但找到戰略卻很難。」英國《泰晤士報》網站發表的亞曆克斯•梅本的文章《民主可能沒有瀕於死亡，但病了》說：「應該改革資本主義，應該讓普通人獲得公平的機會。應該復興公民精神和民主參與。應該這，應該那。但是，在這些漂亮的空談背後，那個煩人的問題仍舊不變：『怎麼做？』除非能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否則歐洲的信任和身份危機只會惡化。」今天，西方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對別人頤指氣使的底氣不足了，不得不比以前收斂了一些。

資本主義從血汗資本主義發展到工業資本主義（其間伴隨著殖民主義），今天又變成了金融資本主義。1901年希歐多爾•羅斯福努力將「野蠻資本主義」改革成「進步資本主義」；1929年大蕭條後，富蘭克林，羅斯福推行新政，奉行凱恩斯主義；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新保守主義興起，實際上是又要回到「野蠻資本主義」，今天少數人暴富，多數人不滿.這種局面，逼著要改革，但不知路在何方。

這種形勢在一定程度上給社會主義發展提供了較好的外部條件，懷疑資本主義的人多了，嚮往社會主義的人也多了。但決不能說，資本主義衰落，社會主義就一定興旺。事在人為。現在要比的是各國的治理能力。到各國看看，其實大家面臨的問題差不多：人民要生存，要吃飯，要住房，要工作，要有一個安定、公正、宜居的社會環境。哪個國家做得好，那個國家就會贏得本國人民的擁護和世界的讚譽。

貿易戰反映美「戰略焦慮」

高喊變革的奧巴馬幹了兩任，似乎沒改變什麼。特朗普高喊「美國優先」「讓美國再次偉大」贏得了頗為失落的「鏽帶」白人產業工人的擁護，但上臺後推行減稅，讓大部分利益落入大資本家的腰包。工人們尚未完全失望，還在等待奇跡，恐怕是要落空的。

特朗普不是羅斯福，沒有像他們那樣針對弊病真的拿起手術刀，比如限制壟斷資本家的利益。為了多賺錢，他成了軍火業的最好推銷商，到哪兒都要賣軍火。另一個賺錢的辦法是向中國要錢。明明是美國賺了中國的錢，可是經他一宣傳，只拿貿易逆差說事，讓人相信是中國占了美國的便宜。

當前的貿易戰實質上反映的是美國的「戰略焦慮」。眼看著中國快速發展，美國覺得自己的霸權地位動搖了，已到了不能不對中國採取強硬措施的時候了。美國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在年初宣佈國防戰略時稱：「大國競爭，而非恐怖主義，現在是美國國家安全的主要焦點。」

把國內危機說成是外部挑戰引起的，最符合美國統治階層的政治需要，因此，同善於討價還價的特朗普還得耐心打交道，這是無法回避的挑戰。

美國的前途如何？應該說美國是一個很特殊的國家。開國元老都繼承歐洲啟蒙運動的理念，在宗教熱忱的支配下，寫了一部史無前例、追求平等的憲法。200年後，人們批評當代美國人忘記了這部憲法精神，呼籲「不忘初心」。當代大部分美國人是拓荒者的後代，相信窮人能依靠自身擺脫貧困。正如作家約翰•斯坦貝克所寫：「社會主義從未在美國紮根，因為窮人並不認為自己是被剝削的無產階級，而是暫時窘迫的百萬富翁。」當今美國社會流動性變得越來越差，相信這句話的人在減少。一個社會如果願意奮鬥、創業的人多，經濟就會發展。相反，如果等著政府救濟的人多，經濟就會垮臺。美國不像歐洲那樣熱心社會福利，是有歷史背景的。

總的來說，美國的家底還很厚，經濟、科技、軍力、教育、軟實力都還頗有實力，幾十年內還難有從總體上超過它的國家，但已經大大今不如昔的美國不得不變。特朗普知道美國必須變，但他是一頭被關在制度籠子裏的老虎，要麼衝破籠子大幹一場，要麼只能在籠子裏修修補補。

同美國打交道要有耐心

40年前，中國決定改革開放，西方持歡迎的態度，那個時候西方有「戰略自信」，那就是：一旦把中國引入市場經濟，中國沒有別的路好走，必然是「融入世界主流」，經濟上成為西方的附庸，政治上向西方看齊。40年過去，西方落空了，失望了，覺得虧大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西方不想看到的，反思的結果是：西方犯了一個戰略上的大錯誤，現在唯一的補救辦法是要遏制住中國的發展勢頭，雖然為時已晚，但也還有手段，至少可以延緩中國的發展速度，保住自己的霸權。

對於中國快速發展的原因，西方看不懂。有西方經濟學家說人們用所有理論嘗試理解，目前卻沒有一個理論能收穫共識。」以《大趨勢》一書聞名的世界著名未來學家奈斯比特夫婦說：「西方不願看到正在發生的事情。它以為中國會繼續是世界工廠，而自己會繼續大賺特賺。」很多美國戰略家認為，最可怕的是中國創造了一種與西方迴然不同的思想、道路和制度。如果中國成功了，不但「歷史的終結」成了笑柄，而且國內外懷疑本國制度的人會越來越多，日子會越來越難過，更不要說霸權了。美國想扶助印度來比垮中國，以證明西方民主的正確，效果卻很差。

那麼，中美的矛盾是否僅僅是制度之爭呢？其實也不是。因為今天美國用來對付中國的經濟、軍事手段，也用來對付同美國制度一樣的國家。美囯的核心戰略是不容許世界上出現可以挑戰它的國家，不管它是什麼制度。它對日本、歐盟同樣霸氣凌人，不講情面。

美國只有保持霸權，才能保住美元的印鈔權，才能在世界上賺最多的錢。一旦中國強大了，經濟繁榮了，高科技領先了，軍備上有優勢了，人民幣國際化了，美國的霸權就喪失了，印鈔權也就不保了。美國不能想像在那種條件下如何生存下去。因此，中美的矛盾也是利益之爭，在美國看來是生死存亡之爭。為了這種鬥爭的勝利，美國可以採取一切手段。對此我們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修昔底德陷阱」的說法就是這麼來的。那麼，中美矛盾是否一定很可怕，一定會走向大災難呢？也不二定，還有別的可能性。首先，我們不認為中美關係是「修昔底德陷阱」，因為「修昔底德陷阱」的結局是一個戰勝另一個，消滅另一個。而我們並不想打倒実國，消滅美國。我們對霸權沒有興趣。美國如何變，由美國自己決定，不取決於我們。而如若美國想打倒我們，消滅我們，根本做不到，除非雙方都在核災難後共同滅亡。因此，現在的中美關係是一個強大而走下坡路的老大，要正在不斷強大起來的老二，盡可能照顧它的利益，不要觸動它的命根子。我們也可以劃出我們的紅線，爭取至少讓關係過得下去，並向互利共窳的方向努力。這要經過幾代人的交鋒、交流、交融。在這個過程中創造一種既對雙方有利又對世界有利的新關係。

生意人特朗普最關心做生意，他不會讓生意做不下去，我們要繼續耐心地同他打交道。

西方企圖修改全球規則

蘇聯解體已近30年，現在西方學者對當前的一個問題百思不得其解：按說資本主義的頭號敵人垮臺了.，「歷史終結了」，為什麼資本主義反而日子不好過了？英國《泰晤士報》文章描寫道眼下是暗淡的時代。如果說歐洲的燈火沒有熄滅，它們至少是在搖曳。」

其實這是歷史的辯證法。一旦制約資本主義的對立物大大削弱了，資本主義便膽大妄為起來。經濟上搞新自由主義，用「金融創新」來裝點金融資本主義，社會財富集中到極少數人手裏；政治上搞新保守主義，站在「民主」的制高點上，看誰不順眼就打誰。就這麼狂歡胡鬧了一陣，金融危機、恐怖主義、難民潮……紛至遝來。就這樣，西方學者眼裏的「後冷戰」時代很快就過去了。

那麼，為什麼又在談論「新冷戰」呢？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這是一種「戰略焦慮」。上述《泰晤士報》的文章寫道世界大多數地區的情況從未像今天這麼好。全球化對亞洲和非洲的數十億人來說是了不起的成功，這種成功還不完整。但是，東方和南方的收益卻以西方和北方的損失為代價。」原來，他們覺得做生意吃大虧了。

俄羅斯外交和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費奧多爾•盧基揚陪夫點明要害：「應當在更大的空間和全球背景下看待發生的事情。世界正面臨秩序損式的根本轉變——首先不是地緣政治秩序，而是地緣經濟秩序。影響力從西方轉向東方正在帶來質變。西方需要修改在前一階段確定的遊戲規則，因為在新形勢下，這些規則正變得有利於競爭對手。」

二戰後的政治（聯合國）、經濟（世界銀行等）框架是美國主導制定的，是對西方有利的，客觀上也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但是，一旦西方覺得對自己不利，就要修改了。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1971年廢除金本位，這是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支柱。一旦這個垮了，後面的金融危機便接踵而來。到底是誰在挑戰現有的國際秩序呢？西方說是中國等國家，真是賊喊捉賊。

俄羅斯外交和國防政策委員會榮譽主席謝爾蓋•卡拉加諾夫寫道：「俄羅斯和西方之間的問題其實是西方內部的問題。如果說新冷戰確已打響，那也只是因為精英們無法接受新現實：軍事、政治、經濟和精神力量的平衡已經不再向西方傾斜，而且無法回到從前。」因此，西方挑起了「新冷戰」，航空母艦開來開去只是造聲勢貿易戰」則是最急功近利的形式。

中國發展靠「正氣底氣」

幾百年來西方一直要用西方文明來極救世界上「迷途的羔羊」，其中充滿了宗教的普世情懷。物質文明的進步是巨大的，大家都承認，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正如普通老百姓常說的：「日子好過了，人心變壞了。」

當今世界有一對根本矛盾：個人發財還是共同富裕？與之相應的另一對根本矛唐是：形式民主還是有利于實現最廣大人民願望的民主集中制？中國堅持走自己選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西方認為是異端，非世界主流。

然而，中國近40年由弱變強的「世界奇跡」令西方目瞪口呆，心生恐懼，「戰略焦慮」油然而生。我到歐洲旅行參觀過很多廣場，人們介紹歷史上這裏燒死過許多異教徒，其中包括捍衛哥白尼學說的布魯諾。在西方一些極右精英（如博爾頓之流）看來，真應該把中國當異教徒燒死，但是已經做不到了。

當今世界紛紜複雜，有許多亮點，也有許多黑點。最近發生的一些事情耐人尋味。如果朝鮮沒有核武器，美國會和它談嗎？如果巴沙爾打敗了，敘利亞還有和談嗎？另外，正當特朗普大喊「讓美國再次偉大」，法國總統馬克龍跑到美國國會說：「讓我們的地球再次偉大。」當特朗普大喊「美國優先」，擺開貿易戰架勢時，印度和日本卻要同中國改善關係，探討世界的未來。

倘若在釣魚島問題上中國不是既堅持原則又保持行動的分寸的話，倘若去年在洞朗真的發生武裝衝突的話，會有今天這樣的局面嗎？倘若我們不在朝核問題上提出顧及各方的「雙暫停」建議，耐心做工作，會有今天朝鮮半島局勢的緩和嗎？倘若我們不是堅持「互利共贏」原則推進「一帶一路」的話，我們會在世界上贏得那麼多的朋友嗎？

西方怎麼變，由不得我們。還有一團亂麻的中東，也由不得我們。互聯網和人工智慧如何深刻改變世界，大家還都拿不准。我們只能靠兩股氣：宣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正氣和不斷壯大自己的底氣。憑藉這兩股氣，我們相機而行，鬥智鬥勇不鬥氣，注意不把手伸得太長，不做超出國力的事。我們唯一要做的事是為世界樹立一個榜樣，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而不是去爭什麼國際地位，更不是霸權。

《孟子•盡心上》曰：「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面對騷動不安、深刻變化的當今世界，應該只到：引而不發正其時，中國有所為，有所不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理想一定能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一定會被越來越多的人變為自己的實際行動。

（詹得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