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于1966年陽曆12月15日出生在廣東省雲浮市新興縣大江鎮梭榔村。 梭榔村四面環山， 十幾年前才剛通了兩車道的水泥路，從縣城開車進村約二十公里，一路蜿蜒曲折。 在這樣一個閉塞的小山村裏成長的爸爸告訴我，小時候他和其他村民獲取消息的管道，一是靠村裏的大廣播，二是生產隊僅有的兩份報紙：《人民日報》和《南方日報》。

於是我查閱了爸爸出生當天的《人民日報》，在第二版發現了一條跟廣東有關的新聞，標題長達50字：《廣東城鄉人民紛紛集會和遊行示威 警告澳葡當局必須全部實現我方主張 澳門同胞的一切正義要求必須全部徹底實現》。

新聞裏，廣東從 「數千名紅衛兵和革命師生」、「廣民兵工人、貧下中農和革命幹部」到「臺山縣各界人民」，都連日舉行集會和示威遊行，聲討澳葡當局的「血腥暴行」，「堅決支持澳門同胞反迫害的正義鬥爭」。旁邊另一篇長標題則寫道：「有七億祖國人民作後盾，有紅衛兵小將的支持 澳門同胞決心取得抗暴鬥爭徹底勝利」。

今日平和包容的澳門竟有過這等「血腥」歷史？我翻閱更早的《人民日報》，回溯這場由建校引發的血案。

「城管「來了

六十年代初期，氹仔島上的孩子們大多隨著父母在爆竹工廠裏幹活，才能勉強維持家庭生計。白天工作，學習時間只能挪到晚上，工人夜校應時而生。

隨人們對教育的需求越來越大，1966年4月，工會和坊會決定擴大當時已加建在工人夜校原址上的坊眾學校，選了位於氹仔施督憲正街的三間舊屋準備重新修繕。6月，擴建申請已遞交給政府。沒想到，那卻是半年無果的等待、三個多月的社會動亂乃至癲狂、以及半個世紀澳門命運轉折的開始。

政府和民間交流管道的缺乏導致了衝突。11月，離遞交工程申請已過去近半年，政府毫無回音。為趕在開學前建好學校，坊會決定按照民間「慣例」先行搭棚，一邊等候政府的動工許可。11月15日，招搖的棚架終於引起了葡人行政局局長晏德地的注意。他派出一個警員瞭解情況並制止施工，未果。於是他派出另一批警員勸止，雙方在現場發生衝突。

《人民日報》12月1日報導稱，「員警廳第一副廳長顏端尼（即晏德地，作者注）指揮大批武裝員警對手無寸鐵的居民進行兩次大規模毒打。當場毆傷工人、農民、教師、護士、老人、婦女、兒童等四十多人，其中有十人傷勢嚴重……同時，還逮捕了十四名受傷者和兩名在場採訪的《澳門日報》記者。」然而也有其他的歷史記錄顯示，當天受傷人數為24人，一名記者被拘捕 。

無論數字幾何，民眾流血是事實。護理總督施維納是強硬派，對事件未做任何表態與善後。三天後，憤慨的澳門人民走上街頭，提出五項要求：懲凶、允許修校辦學、賠償、撤銷被拘居民罪名和保證不再毆打居民。這番抗議，表面上是一時警民衝突的後遺症，實際上卻是多年殖民統治下潛伏著的沉屙宿疾。而當積久的民怨遇上對岸大陸高漲的文革之火，整個澳門社會都會瞬間激烈燃燒。

紅衛兵的聲援

衝突發生的時間很不巧。強硬的施維納只是代理總督，下任澳門總督嘉樂庇正在上任路上。面對施維納留下的爛攤子，嘉樂庇履新四天後即接見工商會代表，承認處理失當，並承諾建立調查委員會，徹查事件。但他已錯過挽救事態的最佳時機。

澳門的左派組織已開始行動。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實為港澳工委書記）、廣東省政府駐澳門的代表機構南光公司都派人到澳門鼓勵民眾，指揮抗議行動。四百多名各界代表在11月22日舉行座談會，組織去醫院探望傷者，向他們贈送毛語錄。工聯、學聯、婦聯等團體抗議集會此起彼伏。每天都有人在澳督府門口抗議，讀毛語錄，希望跟嘉樂庇見面，要求政府明確回應五項要求。

12月3日，衝突達到臨界點。澳督府員警受命，動用警棍驅散府內讀毛語錄的人，隨後還出動了防爆水車。此舉激怒了群眾，很快澳督府廣場就聚集了一萬多人，在廣場上敲爛銅像、打砸警車，甚至衝擊市政廳，將歷年澳督畫像連同其他文件、傢俱統統扔上街……

在警廳的對峙中，防暴員警首次開槍射擊，造成2人死亡。槍聲響起，催淚彈模糊了人們的雙眼，水喉向人群掃射過去……當晚，澳督宣佈實施戒嚴宵禁。

12月4日《華僑報》報導宵禁之後的狀況：「繁盛之馬路已經為員警及軍人駐守，防暴員警持藤牌及長槍，排隊分批再接上巡邏。入夜之後，整個澳門沉寂如死。」

從動亂當日到戒嚴八天裏，8人遭槍殺，212人受傷，62人被捕。

事件一經新華社香港分社報導，香港和大陸群情激憤，全國各地紛紛舉行集會遊行聲援澳門同胞。 國內輿論的聲援響亮。整個12月，《人民日報》總共發文24篇聲討澳葡政府 ，最多的一天是12月10日，一次性發表了四篇文章。

24篇報導標題用詞頻率

我統計了這些文章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發現「紅衛兵」、「革命」、「小將」頻頻出現。紅衛兵在事件裏充當了什麼樣的角色？

12月7日，廣州大專院校數千紅衛兵集會，聲討葡澳當局。會上，廣東省委、省政府負責人表示，澳葡當局「必須立即無條件地執行澳門同胞的五項要求,否則一切後果由澳葡當局負責。」他還宣佈，「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不是好惹的。」會後的示威遊行，「強烈抗議澳葡當局法西斯血腥暴行」的口號聲響徹雲霄。此後，這樣的集會一連舉行過多次。

與澳門一衣帶水的廣東抗議聲勢尤其浩大。一批廣東和各地的紅衛兵甚至蜂擁至珠海市和澳門之間的拱北口岸，試圖衝破解放軍的阻攔，進入澳門解救「階級兄弟」和「骨肉同胞」。

澳門的群眾似乎也受到了鼓舞。12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澳門同胞得到廣州紅衛兵強大支持增添無窮力量 堅決同澳葡帝國主義者鬥爭到底》，報導澳門工人群眾的聲音：「紅衛兵小將說得對，中國人民是不好惹的，澳葡當局必須償還血債，徹底低頭認罪。」而「葡萄牙帝國主義如果膽敢繼續與中國人民為敵，就一定要打斷他們的脊骨。」有了紅衛兵作後盾，澳門人民「充滿著百倍的勝利信心」。

事件背後的三大家族身影

中共也通過官方管道發聲 。12月10日，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對澳門葡萄牙當局提出強烈抗議和四項要求，前三條是立即無條件接受澳門居民提出的要求，向中國賠禮、道歉，嚴懲主要肇事者，而最後一條十分玄妙：保證今後不允許中國國民黨勢力在澳門進行任何活動。

此後澳門政府節節退讓，不僅 「全部接受」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以及澳門親北京社團所提出的要求，且撤了陸軍司令兼市政廳長施維納、員警廳長傅基利的職。這其中，不僅有本地左派發動罷市的功勞，據說更是因為中國軍方在澳門周圍加強軍事部署，宣稱準備斷絕澳門的飲水供應，造成的高壓效果。

而在澳門政府與廣東省外事處的斡旋中，有幾個身影格外引人注目。

參與談判的何、馬、崔，是澳門三大家族的核心人物。他們是成功的商人，也掌握了澳門華人事務的控制權。其中何賢和馬萬祺經營黃金和銀號起家。崔德祺則是建築業的一把手，澳門建築置業商會的創始人，

憑藉華人社群的領袖地位，他們在葡澳政府治下，充當著上層與華人社會的潤滑劑。在一二三事件爆發之前，何賢曾拜會施維納，請求他謹慎處理建校中的警民衝突。

但他們的另一層身份，「愛國富商」，在事件中的作用更耐人尋味。早在1955年，何賢曾應邀回內地觀光。在北京，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都接見了他，一次宴會上，他被安排和毛主席及錢學森同桌。而馬萬祺與中共元帥葉劍英更是自1950年相識，私交甚篤。

事件發酵初期，澳督提出設立調查委員會時，澳門中華總商會並沒有派出代表參與澳督提議的調查委員會，導致傷人事件調查和追責無法進行，這成為抗議升級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時任澳門中華總商會的理事長正是何賢，崔德祺則擔任副會長。溝通管道阻斷，加上左派造勢，這把火愈演愈烈，想來並非偶然。

1月28日下午，總督嘉樂庇到澳門中華總商會禮堂，簽署《澳門政府對華人各界代表所提出的抗議書的答復》，「一二•三事件」至此方告一段落。而此前澳門政府已於1967年1月2日發出公告，禁止在澳門進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敵對的活動，禁止懸掛被視為敵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國旗幟、徽章、標誌等。」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在澳門設置或支持的機構和團體，接著也被查封，中國國民黨在澳勢力被全面清除。

1967年1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慶祝這一勝利，描述澳門「全市萬眾歡騰，五星紅旗迎著紅日，乘著東風，飛揚在家家戶戶的屋頂上，飄揚在海面一排排的大小船隻上」。而人們高呼著「全澳同胞大團結萬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並「向著北京，向著天安門，遙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文章稱，澳門同胞「翻開了隨身帶著的最最心愛的革命寶書，齊聲朗讀毛主席語錄」，並「正時刻準備著同帝國主義進行新的鬥爭」。

「新的鬥爭」機會很快到了。1967年5月6日，香港的一場工人運動由罷工演變為流血衝突，香港左派群情激昂之際，已是左派天下的澳門也發聲支持。5月18日的人民日報報導澳門同胞湧往「英國領事署」等處，憤怒抗議港英當局鎮壓香港同胞，他們「嚴正警告港英當局」，「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同胞是不好惹的」，要求他們迅速無條件接受中國政府要求，否則「澳葡的下場就是你們的下場」。

1999年澳門回歸並沒有遇到香港那般的移民潮，可謂前所未有的順利。走馬上任的第一位特首叫做何厚鏵 — — 他的父親，正是那位曾斡旋於葡人與中共之間，參與1966年那場談判、改變澳門命運的何賢。崔德祺曾參與回歸前《澳門基本法》的起草，而今天在任的澳門特首，正是他的兒子崔世安。

（梁思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