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粵港澳大灣區概念以來，中央和廣東一直高度重視，各路學者積極建言，為大灣區今後的發展提供了不少思路。筆者以為，討論粵港澳大灣區規劃離不開三大戰略：一是中國的全球化戰略，構成這個戰略之一部分是「一帶一路」倡議；二是創新型國家戰略，構成這個戰略之一部分是《中國製造2025》；三是改革開放戰略，構成這個戰略之一部分是港澳在國家進一步現代化的進程中扮演何種角色的問題。

這三大戰略之間有著緊密關聯，並構成邏輯的因果及遞進關係。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必然會為這三大戰略服務。

全球化下的大灣區

許多戰略學者都認識到，1980年代後的30年，是全球化突飛猛進的30年，這期間，中美既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動者，又是最主要的受益者。中國這樣一個占世界人口1/5的大國的改革開放，為全球化帶來了生猛的推動力量，而改革開放國策的成功也受益於全球化進程。中國改革開放、逐步加入全球化的過程，就是以自己的比較優勢在全球產業分工中找到自身定位，以商品的低廉價格在全球生產和消費中佔領更多市場份額的過程。

過去幾十年裏，中國對參與全球化的認識重點有一個不斷轉換的過程：1980年代中期，中國改革的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後，最初目的只是引入外資和技術，搞活經濟，解決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這就是參加「沿海經濟大循環」，利用沿海地區參與全球貿易的便利。1992年後，中國再次否定封閉主義，擴大改革開放，利用比較優勢向全球賣出更多商品，賺取更多利潤與外匯，國與民皆可藉此積累更多財富。2001年中國加入WTO是一個重要節點，加入全球化有利於中國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先是再輕工業化，後是再重工業化。後來，中國的全球化戰略目標修訂為「大國崛起」與「民族偉大復興」，這彰顯了中國在全球化中獲得財富後的自信心。

回望中國加入全球化後的發展，會發現，路徑選擇不同，粵港澳大灣區的角色和作用也會有很大不同。

論經濟，廣東本來只能算是一個中等省份，中國加入全球化後，它成為了最大受益者（另一個主要受益者是上海及江浙地區），如果沒有加入全球化，廣東不可能獲得如今中國第一經濟大省和第一人口大省的地位。

人們從過去30多年參與全球化中獲得的經驗性認知是：中國獲得全球製造大國和貿易大國地位的根本原因是改革開放，中國人由於獲得經濟自由而激發了創造財富的積極性，並充分發揮了創造活力。在現有國際秩序中，中國企業家不懼全球競爭，並自信能在全球競爭中獲得有利地位。堅持改革開放，進一步消除影響經濟創造活力的因素，中國人既能在製造業領域獲得競爭優勢，也能在服務業領域攻城掠地。

香港已在這方面做出了示範，香港能成為全球主要的服務業中心之一，為內地提供世界一流的生產性服務，深圳及廣州也在學習香港中嘗到了甜頭。在進一步擴大開放中，廣東希望建立與港澳及世界更緊密的聯繫，與此同時以開放倒逼改革，從而使企業家能發揮更大作用。

事實上，南方包括廣東、浙江和江蘇的經驗都在表明，競爭性領域由民營資本去發揮，既能充分提升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力，亦不影響中國的核心定位。

現在確實到了關鍵的時間節點。香港能否成為中國與世界之間的「超級聯繫人」，為兩者建立更密切聯繫，將極大地影響粵港澳大灣區的作用、任務及地位。

創新的大灣區

許多人低估創新型國家戰略的重要性。筆者恰恰認為這是中國實現「大國崛起」和「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國與國的競爭歸根到底是經濟力的競爭，而經濟力競爭的關鍵就是國家和地區的創新能力。舉凡世界各國，無不如此。美國成為全球主導性大國，固然有資源稟賦和歷史機遇等各種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美國經濟體與社會體一直保持著巨大的創新能力，並引領了過去70年全球的科技創新、產業創新。日本雖然無法挑戰美國的地位，但其科技及產業創新能力也確保其成為了全球經濟中的一個重要角色，德國、英國無不如此。

製造業是中國過去30年的成功之本，而廣東是其縮影。在2001年之前，珠三角地區正是充分利用了港臺及日韓歐美的資金、技術、設備以及市場，利用了香港在全球建立的經貿網路，加上中國內地提供的大量勞動力，從而形成了一個規模巨大和具有競爭力的輕工製造業。在這個鏈條中，低成本勞動力是比較優勢。全國的情形基本類似，中國的第二次輕工業化主要在珠三角、長三角和環渤海地區完成。

2001年後，中國快速推動了再重工業化過程，主力是長三角和環渤海地區，而廣東則在相當程度上錯過了這個機遇。但以深圳為代表的珠三角東岸地區，在原來輕工製造業基礎上，直接銜接了全球IT產業的高速增長週期，形成了一個頗具競爭力的珠三角東岸IT產業鏈。某種意義上，如華為總裁任正非所說，這是利用了中國工程師的成本遠較北美和西歐低廉的優勢。

雖然中國的人口紅利期已於2015年左右結束，不過幸運的是，珠三角已初步形成了一個以IT產業鏈為基礎的區域創新體系，以深圳為樞紐的城市群初步建立了科技創新的市場機制體系。這在全國都可以說是一個具有啟發性的探索。這個成就說明，有了較好的市場制度環境，中國企業完全可以在更高端的產業有所作為。沿著產業鏈從低端向高端攀升，中國企業家對此完全有信心。

至少在10年前，中國就已認識到了經濟和產業必須轉型升級。從全球產業鏈分工的角度看，儘管經濟總量位列世界第二，但大部分製造業處於產業鏈末端，只賺取微薄的加工費，而核心技術掌握在西方手中。從經濟增長方式看，過去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消耗資源、生態環境，高成本低收益，不可持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讓中國意識到必須改弦更這裏需要辨析的問題是：產業轉型升級的結果，是中國將會成為一個全產業鏈國家，即從低端到高端、一二三產業，中國都會是一個全球主要競爭者——還是，中國不再做低端產業，集中向高端產業轉型？

以中國的資源稟賦，本來有條件成為全產業鏈國家。長三角、珠三角不再適合做低端的輕工業製造業，但那些沿海經濟陷落帶或中部地區卻仍具有發展輕工製造業的比較優勢。理想的結果應該是：沿海的經濟中心轉向高端產業，而低端產業轉向周邊欠發達地區。

從勞動力成本來說，勞動力從供大於求到供不應求是全國的人口趨勢；從土地及房屋的租金水準來說，由於全國性的房地產價格上漲，也成了普遍問題。另外一個關鍵是：出口加工型的輕工製造業，必須在海港周邊地區，而無法深入到內陸。

2008年，廣東提出了重要的產業轉型升級策略：「騰籠換鳥」。換什麼鳥？怎麼換？省委、省政府給出的答案是：「創新廣東」。廣東將深圳的基本經驗提升為全省路徑：強調市場化方向，讓企業成為自主創新主體，而政府則致力打造區域創新體系，加大公共研發投入。

2017年底，廣東省委、省政府首次提出「廣深科技創新走廊」的概念和計畫。這意味著省裏鼓勵廣州市加快產業轉型升級進程，像深圳那樣成為帶動珠三角科技創新的樞紐，同時以「廣深科技創新走廊」帶動全省落實「創新廣東」的計畫。在深圳的高科技製造業紛紛遷往北邊的東莞之際，廣州也利用高校及科研院所密集以及工業用地較為充足且相對低廉的優勢，吸引重要的高科技製造業投資。因此，這條走廊的形成，關鍵在於廣州如何與深莞惠進行產業的有效銜接，從而擴大珠三角創新科技產業網路的空間基礎。

當然，這個概念還有一些盲點，主要在兩端。一端是與廣州日漸一體化的佛山，應該涵蓋在這條走廊的範圍之內。佛山是除深圳外廣東最具產業創新能力的城市，它為了提升自身製造業的競爭力，選擇了與德國合作。另一端則是與深圳越來越同城共振的香港。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的崛起，從不否認借力香港是重要因素；而漸漸走上「發展型政府」軌道的香港，已將「創新科技」作為擴闊經濟基礎的主要方向，而且也下決心與深圳合作，雙方已提出了「深港邊境科技創新合作區」的計畫。

我們期待「創新廣東」的成功。如果廣東可以建設成為創新型經濟體，那麼全國至少一半省份都具有這樣的可能性，「創新廣東」的成功路徑也可為國家所參考。

于粵港澳大灣區而言，創新型國家戰略應是最實在的核心內容之一。挑戰在於，港澳與廣東的優勢如何結合。深港之間的科創合作實踐固然可以探索，但更重要的是國家政策的支持。政府主導的公共研發投入尤其是基礎研究，於廣東是一個短板。國家戰略性科技資源如何與珠三角的高新技術產業相結合、相互促進，能否爭取諸如「大科學計畫」落戶廣東，爭取國家在廣東投放更多資源，以及讓這些資源以最佳角度切入珠三角產業體系，等等，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改革開放下的大灣區

在廣東，人們對改革開放有著廣泛共識。這是因為廣東既是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省份，也是最堅定支持改革開放的省份，可以說從上世紀70年代末習仲勳擔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以來便從未動搖過。廣東對改革開放的方向認知一直是明確的，最希望改革能持續推進，攻堅克難，持之以恆。廣東更希望在中央頂層設計之下繼續勇當改革開放的排頭兵。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就是廣東在新時代給自己設定的改革開放新目標、新舉措、新戰略工具。中共廣東省委十二屆四次全會所通過的《關於深入學習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奮力實現「四個走在全國前列」的決定》，「四個走在全國前列」其中之一就是要「在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上走在全國前列」，要「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要「緊緊抓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機遇」，加快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

毗鄰港澳一直是廣東對外開放的最大地緣優勢。儘管香港的經濟規模已被廣東超越，但它在聯結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紐帶作用仍不可低估。因此在未來的進一步對外開放中，面向港澳的開放，以及利用港澳作為媒介面向全球市場的開放，仍是廣東改革開放重要的一環；與此同時，粵港澳形成合力，對中國經濟在全球體系中的角色提升仍至關重要。

如果觀察歐美日的產業體，可以看到，它們之所以在全球市場體系中居於頂端或支配者地位，是因為它們在金融及生產性服務業、高科技產業、文化產業這三個控制性產業中具有優勢。這三個產業只能生成于創新型國家和地區，且對該國家和地區的法治水準和社會的自由度有較高要求。

就目前而言，香港作為全球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在金融及生產性服務業領域達到世界先進水準；在文化產業方面，曾有過亞洲級的輝煌，但近年有些低落；至於創新科技產業，香港過去20年的努力收效不大，主要原因是特區政府力圖避免給人一種「發展型政府」的印象，但現在特區政府已有足夠的調整，應該說時機已變得成熟了，港深科創的合作可以讓人看高一線。因此從這個角度看，粵港澳大灣區有足夠可能性作為「中國雁陣」的其中一翼，帶領中國產業體在全球經濟競爭中謀得更好的地位。這就是粵港澳大灣區在中國新一輪對外開放中的角色和意義。

而要達到這個目標，需要廣東進一步改革。廣東各地包括深圳在內，政府、市場、社會三者之間的關係仍有待於進一步調適。目前，在商法領域，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的司法體系已做了有益的探索，還需要做更進一步的改革突破。從地方做起，尤其是從廣東做起，假以時日，粵港澳大灣區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金心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