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問題不是極右翼政黨，而是極右翼民眾

2018年1月31日，馬切拉塔市18歲的意大利女子帕梅拉・马斯特洛皮耶特罗被人残忍杀害并分尸，该案的主要嫌疑人为一名尼日利亚籍非法移民。這個殘忍的事件激怒了一位白人特拉伊尼。案件發生幾天後，特拉伊尼正準備駕車前往健身房鍛煉，從廣播中聽到18歲少女被分屍的案情進展之後，他又返回家中，從保險櫃裏取出槍支，開車在擁有4.3萬人口的馬切拉塔市行駛約2小時，在八個區域開槍，襲擊物件全部是黑人，其中一人被擊中腹部，傷勢較重。現在，特拉伊尼和少女分屍案嫌疑人被關押在同一座監獄內。 

訴諸濫殺和發洩情緒，說明懷有極右翼思想的人群，已經不再相信政府能夠主持公道，甚至不再相信這個政治系統能解決問題。作為個人他們開始採取極端行動，包括濫殺、私刑和選舉極端領導人。相對於極右翼政治家的技術性勝出，民眾信念的改變才是真正的問題。 

任何政體的運行，都必須有民眾的服從，無論這種服從來自真心的擁護、被謊言欺騙、還是被恐懼壓服。統治之所以成立，核心的要素都是被統治者的服從。只有這樣才能在一個政治權威的統治下，形成有效運作的政治共同體。 相對於極右翼政治家的技術性勝出，民眾信念的改變才是真正的問題。 

原本民主政治就是為提供這種權威而產生的。人民服從自己選舉產生的領袖，會給人們一種幻象―仿佛服從的不是另一個人，而是自己的意志。這一點和民族國家的認同有異曲同工之妙―人們為之產生獻身熱忱的不是一部冷冰冰的國家機器，而是擬人化、偶像化的國家。 

但如今面臨全球化對民族國家的衝擊，民主政治的調控效能越來越差，直至面對難題無所作為。而在傳統的左右翼政治家對移民問題無所作為的情況下，民眾的排外情緒已經到了頂點。這種情緒成為極右翼政客的俘虜也就不足為奇了。 

「極右翼選民」是如何產生的？ 

一個公民並非生來就是排外、反移民的，就像一個人並非天生就是愛國的一樣。每個人都是被生活教育出來的。民族國家最重要的內核是認同。如果人們相信共同體的存在，它就存在。如果人們不相信共同體，它就不存在。 

人們從什麼時候覺得他們失去了國家呢？就是在他們失去了對生活的控制的時候。 

過去20多年，整個西方世界的市場經濟體系逐漸失去自我調控功能。隨著自由主義經濟競爭的加劇，市場經濟帶來了不可避免的兩極分化後果。在經濟全球化的加持下，這種兩極分化只會越來越嚴重。 

同在一個國家，當一部分人以1%的數量，擁有90%以上的財富，所有的經濟發展和技術變革都在為少部分人的財富積累提供方便時，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他們還會認為這個國家是他們自己的嗎？在現代社會，大多數社會問題都和兩極分化有關。

而把社會問題歸咎於最無辯駁能力的移民，成了精英轉移民眾視線的最佳手段。這相當於對民眾說：你們工作機會的失去，不是因為少數精英霸佔了資源和不公平的分配機制，而是那些移民來搶工作的結果；社會治安的惡化，不是因為兩極分化帶來社會矛盾衝突增多，而是新移民本來就有很多犯罪分子，等等。看看極右翼民眾的數量迅速擴張，顯然，這個策略成功了。 

實際上，這個策略不但在2017年的歐洲成功了，在1932年的德國也成功了，在1926年的日本也成功了，在1942年的美國也成功了。對於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日本的軍國主義化、對於居美日僑的監禁，不過是這種極端民族主義策略的前傳。 

全世界的精英合謀控制了財富和資源，而不同國家的窮人為了爭奪剩下的一點可憐的資源而彼此仇視。這就是所謂反移民、排外等極右翼現象的實質。當然，這樣來解釋極右翼來源的言論，本身就有極具「極右翼」的色彩。 

對政治的失望與對強者的呼喚 

每當社會遇到巨大問題難解之時，人們就會渴望超越平庸之輩的權威人物的出現，改變世界和改變人們自己的命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眾把前進的希望越來越寄託在強勢的領導人身上，希望他們能夠運用自身的權威和能力，高效及時地對各種不可測的局勢給予有力回應。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呼喚的不是左或右，而是強人。那些參加選舉的極右翼政黨的領導人，無論男女，他們的外形無一例外都是高大健壯，一幅可以依靠的形象。這已經暗示了民眾的政治需求。 義大利右翼組織成員抗議移民問題，與警方激烈對峙。 

在2017年的歐洲選舉中，勒龐等極右翼領導人的共同點不僅在於外形，還在於氣質，他們共同的氣質都在於「反體制」和「強勢」。反體制是因為原有的體制無法解決問題，無論是兩極分化、經濟下滑、就業緊張，還是移民問題，都需要對原有體制做重大改變，但那些靠原有體制上位的傳統政治家顯然做不到這一點。2016年的大選，希拉蕊作為傳統政治家堪稱完美的履歷，到頭來反而成了她的弱點。 

所謂「強勢」，無論在何種國家、何種體制下，強人政治都在崛起。美國的特朗普、俄羅斯的普京、印度的莫迪都已經成為各自國家的政治強人。極右翼的政治家雖然沒有機會強勢入主最高領導人位置，但他們回應選民的期待，卻都帶有強烈的「特朗普色彩」，就是試圖用簡單有力的手段「一刀切」地解決問題，不會顧及那麼多的民主原則。 

例如，具有民族主義色彩及排外傾向的奧地利自由黨與人民黨聯合執政，該黨素來反對外來移民，對歐盟一體化持保留態度。自由黨領導人公開表態，要求把進入奧地利境內申請避難的外國人集中統一安置在軍隊空置的兵營內，並且實行宵禁等措施嚴格管控其自由行動。此類言論隨即引發了各界對奧地利右翼政府未來對待難民及外國移民政策不確定性，及削減社會福利的擔憂。 在現代社會，大多數社會問題都和兩極分化有關。 

權威型領導解決問題的方式簡單而有力，這與其說是政治家自己的個人特徵，不如說是選民們對此前受控於現有體制僵局而畏縮不前、缺乏權威的政客們的失望。美國政治學者馬修・馬克威廉姆斯（Matthew Mac Williams）通過資料指出，特朗普支持者們的最大共性，不是收入、種族、教育，而是對權威型領導的渴望。 

民主政治不等於投票完事 

權威主義領導人若想獲得成功，必須要超越精英集團，直接訴諸民眾。而如果具有了某種理念（例如極右翼理念），就不需要僅僅依靠自己的魅力去領袖群倫了。這時的他會尋找到和大眾直接對話的共同話語。大眾動員和強力領袖、最高權威和大眾之間可以直接聯繫、去仲介化。領袖和大眾之間的相互呼應、彼此激勵，會帶來極大的動員效果。 

換句話說，「極右翼」和「權威主義」的合流會使得兩者都彼此加持，從而具有衝破各種傳統體制框架束縛的巨大能量。曾經的魏瑪共和國有著全歐洲最完善的憲法制度，但當人們決心要拋棄民主政治的時候，再完善的制度也無能為力。在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面臨世界經濟大蕭條時，國家面對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都很難找到出路。人們忍受社會問題的耐心是有限的，也是短視的，在民主政治一度顯得無能時，人們就會為了眼前的利益和情緒而拋棄這些制度，以及那些自己的先輩曾拼命維護的憲法原則。 

說到底，權威主義是人們在政治上的偷懶。因為民主政治不單是要民眾投票這麼簡單，而是要民眾自己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而隨著社會的複雜化，這些問題看起來越來越難解決，甚至是無解的。此時人們會很自然地想要改弦更張。極右翼和新權威主義只是選擇之一罷了。 

不過，權威主義不但能夠幫助解決問題，也能製造更大的問題。德國人當年對希特勒的期待，與其說是對反猶太主義的認同，不如說是對一個強大政治權威的渴望。但這個權威在用極端民族主義、反猶主義的方式有效地「振興」了德國的同時，也將德國帶到了毀滅的邊緣。是的，無論在何時，當人們放棄自我選擇的自由、拒絕自我選擇的責任，他們的自由很可能也就到此為止了。而這將是更多災難的起點。

（唐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