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不是政治家，但深通政情，並由知政而問政。他有報人和名作家雙重身份，又身處香港這個兼備中西特色、溝通兩岸三地的國際化大都市，獨具政治眼光，獨享政治資源，不僅與兩岸領導人都有交往，也在香港回歸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獨特作用。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官網發出消息，2018年11月2曰，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査良鈰(金庸)先生的逝世表示哀悼，對其親屬表示慰問。李克強、韓正、孫春蘭、黃坤明、朱鎔基、溫家寶、張德江、李嵐清、劉延東、李源潮、王漢斌、廖暉等同志也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和慰問。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專程到査良鏞家中向査夫人林樂怡轉達習近平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同志的哀悼和慰問。

金庸樂意與政界交往。曾有媒體在採訪他時引用了一句詩「翩然一隻雲間鶴，飛來盡去宰相衙」，意思是說金庸「和高層的人有很多交往」。金庸呵呵一笑：「這句詩吟得很好。還有句話說，隱士你隱在哪里？終南山。為什麼隱在終南山？因為終南山離長安近，說明你心不忘朝。其實，他們邀請我來參加活動，我不只為參加，看行這些人也是好的。我不是隱士，也沒有忘記外面的世界。」

金庸一生，對政治充滿興趣。他自幼愛讀《資治通鑒》，「像看故事一樣，我覺得文筆好」。在大學時，他學的是國際法，理想是當外交官。1949年11月，他在香港發表論文《從國際法論中國人民在外國的產權》，引起國際法專家梅汝璈的關注。金庸一度興沖沖應梅汝傲之邀北上，希望進入外交界，可惜未能如願。他後來也自省：「我覺得幸虧沒有從政。我的個性不大適宜從政，因為不願受約束。」辦《明報》時，他寫政論分析時局頭頭是道，深得知識份子喜歡。晚年在劍橋讀博士時，他的論文以唐玄宗之子榮王的死因為題，對探究權力之謎仍興致勃勃。在他看來，「研究中國歷史上大人物的心理和個性很有趣味。千百年來，人對權力之爭奪和保持的方法極少有改變」。

正因為金庸知政，他的武俠小說格局宏大，寫江湖風雲而懷廟堂憂思。而在金謝一生與政治相關的活動中，貫穿始終的是他促進國家統一、期盼人民富足的拳拳之心和熱烈的「大中國情懷」。

見蔣經國，勸其搞好民生

1973年4月，金庸以《明報》社長的身份訪問臺灣。當時，86歲的蔣介石身體欠佳，沒有見他。但他見到了蔣介石的副手嚴家淦、台行政部門的負責人蔣經國等一批國民黨政要。

其實，蔣介石在金庸心中的地位並不髙。金庸回憶，中學時代他和同學們喜歡談的是魯迅、郁達夫、茅以升和華羅庚。華羅庚的女兒是他同學，大家對她很尊敬。蔣介石、陳誠、陳果夫、陳立夫等浙江籍達官貴人，在大家心中的地位遠不如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1944年，金庸考入重慶的「中央政治學校」，蔣介石是這所學校的校長。當時，蔣的侍從室第三處就在學校隔壁，一些辦事人員成了金庸的棋友。有一天下棋時，一位棋友隨意將蔣介石參加開羅會議的機密說了出來。金庸感歎國民黨保密工作之差。那時候有同學主張見到蔣介石馬上起立、立正，還要把腳「啪」一碰。「我說對校長當然要尊敬，可這樣子就像對希特勒一樣。大家吵起來，學校說我對校長不敬，怎麼把他比作希特勒，把我開除了。」

國民黨敗退臺灣後，草木皆兵。金庸的武俠小說也被禁止。比如《射雕英雄傳》，因為書名中有「射雕」一詞，而毛澤東詞作中也有一句「只識彎弓射大雕」，所以就犯了忌。而書中「住在桃花島」的「東邪」更被附會成影射蔣介石。《鹿鼎記》提到了「江南蔣家的武功」有一招「雲煙過眼」，《天龍八部》描述了做「復國夢」的慕容博、慕容復父子，這都被視為嘲諷蔣氏父子。而《碧血劍》《書劍恩仇錄》的背景有太平天國及紅花會等，也被視為「以武俠小說的方式宣傳中共革命」。儘管金庸兩個堂兄都在臺灣當官，但他多年未曾去過臺灣。不過，臺灣政要私下也熱衷讀金庸小說，嚴家淦曾派侍衛去出版社幫他找《射雕英雄傳》，蔣經國有一次在聯歡時說起《射雕英雄傳》也律津有味。

金庸去臺灣時，情勢已有變化。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隨後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中日邦交正常化。連串衝擊下，臺灣島內風雨飄搖。金庸借訪台之機觀察了臺灣政情，返港後發表《在台所見、所聞、所思》，透露了很多重要資訊。

對蔣經國，金庸的評價不錯。他說，蔣經國在臺灣的口碑甚好。8年後他受訪時，還不忘祝蔣經國健康長壽，因為其所實施的改革「比之前的政策好得多」。

金庸與臺灣其他政界人物也頗有交往。當過蔣經國英文秘書的前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曾自喻為郭靖，並獲金庸贈送題有「英雄創業九千年，長為兩岸謀久安」的《倚天屠龍記》。親民黨主席宋楚瑜1979年任新聞主管部門負責人時正式解禁金膪作品，金庸為此送他一套書，每部都親筆簽名。當過台行政部門負責人的劉兆玄年輕時以「上官鼎」的筆名寫了不少武俠小說，金庸稱他和古龍是自己最喜歡的臺灣武俠小說作家。幾年前，劉兆玄出武俠小說新作還想拿給金庸請教，因金庸身體不佳才作罷。

金庸曾在到訪金門後感歎：「我一生如能親眼看見一個統一的中國政府，實在是畢生最大的願望。」他對臺灣政情的瞭解，以及他對祖國統一的支持，為他後來與鄧小平等國家領導人的交往作了鋪墊。

受鄧小平接見，「話中已透露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一國兩制』意思」

1981年7月，金庸應邀到訪內地，提出想見鄧小平。他後來說，自己一直很佩服鄧小平剛強不屈的性格，「就像是我武俠小說中所描寫的英雄人物」。請示報告送到鄧小平處，鄧小平批示：願意見見查良鋪先生。

鄧小平此舉有深遠考慮。此時，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剛剛閉幕，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黨的工作調整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祖國的和平統一也成了正式議題。鄧小平決定通過在港臺都有影響力的金庸，向海內外傳遞新的對台工作思路。

鄧小平對金庸並不陌生。早在1973年，剛恢復工作不久的鄧小平就托人從境外買來一套金廟小說，頗為喜愛。鄧小平身處逆境時，金庸曾在《明報》撰寫社論堅定支持他。第三次復出後，鄧小平力主改革開放，金庸撰文稱讚「鄧小平有魄力，有遠見」，並說真正的英雄「要看他能不能為百姓帶來幸福」。

1981年7月18曰，鄧小平會見金庸。當天，金庸在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來到人民大會堂。鄧小平穿著短袖襯衫，已站在福建廳門口迎接。一見金庸，鄧小平就上前握住他的手，滿臉笑容地說：「歡迎査先生回來看看。我們已經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說我讀過，我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書中的主角大多是歷經磨難才終成大事，這是人生的規律。」金庸微微躬身行

禮說：「我一直對您很仰慕，今天能夠見到您，感到榮幸。」

當時，香港問題還沒有公開提出。鄧小平告訴金庸，回到香港告訴你的朋友，不要擔心，生活不會有大改變。金庸後來說，其實，「一國兩制」的想法早在鄧小平心裏，只是當時還沒講出來。事實上，就在當年9月30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講話，就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問題提出九條方針政策。此後不久，鄧小平把上述方針明確概括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接著又提出「一國兩制」的方式同樣適用於解決香港、澳門問題。金庸後來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高度評價「一國兩制」是「一言可為天下法」。10多年後，他在與曰本友人池田大作的對話中仍稱讚「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的偉大構思，反映下中國人的智慧。

鄧小平和金庸的這次會面，中央電視臺當晚就播發了新聞，轟動一時。金庸回香港後，《明報月刊》登載了他和鄧小平的談話記錄以及《中國之旅：査良鏞先生訪問記》，加印3次，一時洛陽紙貴。金庸說：「他（鄧小平）十分重視實事求是，這應當是克服各種困難的關鍵。他的‘白貓黑貓論’是眾所周知的。」談到此訪的感悟，金庸說：「第一，我相信中國大陸目前沒有別的政治力量足以取代中共的領導地位；第二，我相信中國在幾+年內不可能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即使可能，也未必對國家人民有利；第三，我個人贊成中國實行開明的社會主義。總的來說，這比‘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極度貧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所以，他表示「贊成一步步地不斷改革」，並且希望「以中國人務實的方式，建設中國人自己的社會主義，使中國人幸福而自由」。

回到香港後，金庸寄給鄧小平一套自己的作品集。鄧小平的女兒鄧楠後來告訴金廁:「爸爸很喜歡看你的小說，每天晚上睡覺之前都看幾頁。」金庸後來也談到過自己的作品為何能被兩岸領導人都接受。他說，自己的小說體現了中國的傳統思想。「忠孝仁愛這種價值觀念，對中國人而言大致都是一樣的。」他去世後，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新聞發言人表示，金庸先生用他的創作拓展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內涵，我們兩岸同胞紀念他貴無旁貸。

當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為香港回歸和「一國兩制」作貢獻

金庸去世後，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特派員謝鋒稱讚他畢生愛國愛港，作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為香港順利回歸和「一國兩制」事業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1982年9月，時任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訪華。當時，她抱著「有關香港的三個不平等條約仍然有效」的主張，來華前就為「英國繼續管制香港」大造輿論。鄧小平在會見她時明確指出，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香港繼續保持繁榮根本上取決於中國收回香港後，在中國管轄下實行適合於香港的政策。

柴契爾夫人返英途中經過香港，希望借力香港民意。金庸有名望，擔任過廉政公署市民諮詢委員召集人，在港督麥理浩的安排下，柴契爾夫人單獨會見了他。金庸說：「她希望我支援英國人，香港不要歸還（中國）。但我說，我主張香港歸還中國，第一，（香港）本身就是中國的地方，當然應該還；第二，你簽條約99年，現在到期了，怎麼可以不守信用？她跟我沒什麼好談的，就不談了。」

在《明報》上，金庸寫了很多文意，支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1984年春，金庸將他寫的社評彙集成《香港的前途》一書出版，並寄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當年9月，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在北京草簽。隨後，金庸赴內地參觀，受到了胡耀邦的接見。

從1985年起，金庸歷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政治體制小組負責人之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2000年，金庸獲大紫荊勳章。對於加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金庸當年曾經猶豫過，擔心參與此書會影響他作為報人的獨立性。「後來他們向我解釋，這不是捧場，是為香港服務，希望起草一部很好的法律，為香港今後50年的發展制定一個根據。我在學校是念法律的，又做了幾十年報紙，對香港和內地都非常瞭解。最後當仁不讓，很熱心、很努力地去做了。」

委員會當時成立了5個小組，金庸在負責政治體制的第三組，是香港方面的組長，內地方面組長是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蕭蔚雲。小組研究的是香港回歸後行政長官如何產生、行政部門和立法局意見不統_時如何解決等問題。

1988年，金庸與另一位委員査濟民提出了「政制協調方案」，希望香港政制發展循序漸進，對現行體制不作多的改變。目前香港政制基本框架就源自該方案。為此，金庸當年與主張實行「英美式」民主的人士起了衝突。他後來回憶：「有人主張雙普選，想香港一收回來，行政長官和立法局委員都一人一票直接選舉。但我認為不可以這樣，香港又不是獨立國家，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當然要歸中國管了。我們是搞行政主導。」

1993年全國兩會之際，金庸再次應邀來到北京。3月19日下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接見了他。江澤民稱讚金庸的小說「包含了豐富的中國文化傳統」，還對金庸談到了「中國人的脊樑」。江澤民說，「中國人是有脊樑的」這句話是魯迅說的，他是浙江人，有民族氣節。宋朝大詩人陸游也是浙江人，後世人最重視的是他的愛國詩。

回到香港之後，金庸撰寫了一篇題為《北國初春有所思》的文章，描述了內地早春熱火朝天的經濟新形勢。

香港回歸以來，金庸對「一國兩制」的實踐始終抱有積極的態度。他曾經對內地媒體記者說，現在臺灣人常常來到香港，看到香港人生活還是這樣，看到港幣可以自由流通，沒有外匯管制。「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對臺灣和平統一有很好的示範作用。

（凌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