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成長與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體育外交發揮了重要作用。建國初期，為宣傳新中國的發展成就，與國際反華勢力進行鬥爭，爭取國際社會大多數國家的理解和支持，體育外交曾譜寫過令人矚目的篇章。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階段，體育外交在拓展全方位多層次總體外交、助推中國更廣泛融入國際社會以及在國際舞臺上發揮更大作用等方面又有了新的作為和貢獻。其中，中國參與國際奧林匹克事務的一系列體育外交重大舉措，是豐富多彩和充滿活力的重要一環。

薩馬蘭奇巧妙恢復中國席位

我與體育外交的結緣要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那時我國的西班牙文翻譯為數不多，我暫時借調到國家体委工作。接待來訪體育團隊或陪團出國訪問，大大豐富了我的閱歷，拓展了我的體育外交視野，並點燃了我心中熾熱的奧運夢想。

我國與國際奧會的關係經歷了一段曲折的歷程。1958年，由於國際奧會中有人堅持將臺灣以「中華民國」的名義留在國際奧會，因此中國奧會毅然斷絕了與國際奧會的關係。1974年鄧小平恢復工作後，他提出調整方針的思路。著名的體育外交家何振梁曾和我談起，鄧小平同志當年對國家体委的領導說，對國際奧會等國際組織，要進一步採取積極主動方針。國際體育組織怎麼能離開我們這麼一個大國呢？現在進去了，比賽也可能打敗仗，但是可以團結一批朋友。鄧小平還說，申請加入體育組織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發表聲明，一種是給國際體育組織直接寫信。朋友們就可以根據我們的這個態度去鬥爭。這樣比我們不聲不響要好嘛！鄧小平提出的這一方針清楚地表明瞭我國對參加國際奧會和其他國際體育組織應持有的態度。

在解決我國在國際奧會地位問題上發揮關鍵作用的人物是中國人民非常熟悉的薩馬蘭奇。1978年4月，薩馬蘭奇以西班牙駐蘇聯大使和國際奧會第一副主席特使的身份首訪中國。在與體委副主任路金棟、國際司負責人何振梁見面時，他表示此次訪華負有重要使命，因此訪問期間他可以一直在北京會談，同時根據需要參觀一些體育設施。

會談中最棘手的自然是如何處理臺灣問題。何振梁同志利用陪同活動的各種機會，向薩馬蘭奇進一步做工作，從介紹臺灣問題的由來，談到聯合國恢復中國合法席位的決議，以及國際奧會對中國的態度。薩馬蘭奇在琢磨這些道理的同時，也在思索著解決問題的方案。經過幾輪會談的交流，他覺得有了眉目。最後他說，他相信臺灣問題在不遠的將來會得到解決。他分析說：「國際奧會有85位委員，有8位委員來自同臺灣有‘外交關係’的國家，他們顯然不會同意驅逐臺灣。其他委員是否都同他們的政府持一致的立場不好說。因此，表決結果沒有把握。」思路敏捷的薩馬蘭奇轉而又提出了另一個解決方案。他說，可以提出要求臺灣改名，去除「中華民國」的稱號。他對此顯得很有信心，相信這既是我們可以接受的方案，也是國際奧會容易操作的辦法。

薩馬蘭奇回去以後，在國際奧會執委會和幾次全會上又做了大量工作，明確地提出要求臺灣改名的方案。他說：「國際奧會應盡一切努力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議第一步要求‘中華民國奧會’改名，因為它根本不能代表中國。」

在薩馬蘭奇和其他一大批主持正義的朋友們的堅決鬥爭之下，國際奧會執委會終於在1979年10月25日通過了《名古屋決議》，恢復了中國在國際奧會中的合法席位。

說服拉美國家支持北京申奧

隨著我國體育事業迅速發展，在國際體壇上的地位日益上升，在中華大地點燃奧運聖火的憧憬成了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億萬民眾的共同心願。

1982年3月和1984年10月，薩馬蘭奇先後兩次訪華，鄧小平均與他會面，並就薩馬蘭奇熱情提出的中國應該在國際奧林匹克運動中發揮更大作用以及考慮在某個時間舉辦奧運會的建議作出了積極的回應。何振梁告訴我，鄧小平說，能參加奧運會和世界性體育大賽，大大提升了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發揮的作用。雖然目前中國舉辦奧運會的條件還不夠成熟，但是將來總有可能實現的一天！我們願意等待！

1990年9月22日，在第十一屆亞運會開幕式舉行之前，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在會見已是國際奧會主席的薩馬蘭奇時，正式把我國申辦2000年夏季奧運會的願望告訴了薩馬蘭奇，他聽了後非常高興，認為中國作出如此重大的決定，他願盡綿薄之力給予幫助。

1991年2月，中央批准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當時我正在駐厄瓜多爾大使館擔任政務參贊。根據國內指示和使館工作部署，我重點做厄瓜多爾體育部門、厄奧會、體育組織領導人以及新聞媒體的工作，向他們介紹中國和北京的發展變化，北京申奧的目的、意義和優勢，希望得到厄瓜多爾和其他拉美國家的支持。我根據拉美人重視個人友情和家庭親情的特點，建議王鋼華大使和夫人出面，同厄瓜多爾體育界和新聞界負責人士舉行家庭聯誼活動，此舉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位體育部門的負責人對我說，雖然厄瓜多爾在國際奧會中沒有委員，但它是拉丁美洲奧林匹克聯合會的成員。在涉及選舉奧運會主辦城市的問題上，聯合會起著協調拉美委員立場的作用，屆時他一定會為中國說話。同時，在國際奧會的16位拉美委員中，有來自巴拿馬、瓜地馬拉等同中國尚未建交國家的委員，他也願意為中國去說服他們。

1993年4月，我出任駐玻利維亞大使時，北京的申奧工作已到了緊鑼密鼓的階段。儘管拉巴斯的高原反應頻頻困擾著我，但我為北京申奧做工作的熱情有增無減，我利用各種機會做玻利維亞體育界負責人的工作，組織使館人員編寫、翻譯宣傳資料向外發放，有些資料不但在當地報刊發表，還傳到了周邊的秘魯、智利等鄰國。此外，我們還舉行新聞發佈會介紹有關情況。記得有一次一位元西方記者向我發問，說中國的「民主」「人權」紀錄不佳，怎麼能舉辦奧運會呢？聽到這樣的挑畔性提問，我心裏明白，由於當時國際上確有一股反華勢力興風作浪，蓄意攻擊我們，而不少善良的人們又不明真相，故我認為這正是我爭取輿論、做好宣傳的機會。於是，我平靜了一下自己的情緒，然後答復他：「歷史是一面鏡子，也是最好的見證。在中國的近代史上，中國人民曾飽受外國列強的侵略奴役和國內反動統治階級的壓迫剝削，根本沒有民主人權可言。只有到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人民自己當家做主，民主政治才得到不斷發揚，人權狀況才不斷得到改善。我不知道記者先生剛才提到的所謂‘紀錄’是何時何地，由何人所炮製，但任何一個不持偏見的人，如果有機會到中國去看一看，去問一問中國的普通百姓，那麼他很快就會被一個政治上充滿朝氣、經濟蓬勃發展、人民意氣風發的中國所感動。至於申辦奧運會，北京有其申辦的充分理由和很多優勢。我這裏有一份材料可供你參閱。在國際社會中，有人企圖以政治干涉奧林匹克事務，這種做法與奧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馳，也是不得人心的！」這一席話贏得了在場記者的贊許，而那位元提問的西方記者則在一旁悻悻地低著頭。

面對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以某些問題為藉口掀起的陣陣反華惡浪，拉美各國響起了一片對我強有力的支持聲。1992年3月，秘魯32名議員聯名致信國際奧會和中國奧會，支持在北京舉辦奧運會。接著，拉美其他國家的一些友好議員和人士也發表了類似的談話。這些正義的呼聲確實是對北京申辦奧運的有力支持。

投身奧申委網站宣傳中國

1999年4月，我國在瑞士洛桑國際奧會總部正式遞交了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的申請。2000年4月，北京奧申委人事部與我聯繫，詢問我能否參加奧申委宣傳部的工作。聽到去奧申委工作，我馬上一口應允下來。我想，再忙也要為申奧工作獻出一份微薄之力。從2000年6月起，我正式投入奧申委網站的工作，擔任西班牙文版主編。網站對我來說是個新鮮事物。好在頁面設計、欄目安排都已有專人負責，我主要考慮的是如何辦出西班牙文版的特點。

首先是從內容上下工夫。我的原則是「準確、精煉、生動」。經過一個半月的努力，我們把奧申委準備上網用的洋洋20萬字的中文稿篩選編譯，加上從有關外文書報雜誌上選用的生動材料，以短小精悍的形式分別設置到各欄目中，編排出了頗有新意的版面，並於2000年8月26日正式開通西文版網頁。不久，我們就收到了來自巴西、哥倫比亞和波多黎各等地朋友的郵件，他們對我們的頁面表示滿意。一位在墨西哥學設計的學生表示，只要有需要，他願為北京申奧做設計工作。還有委內瑞拉等國的拉美朋友向我們致以申奧成功的祝福。讀著這些充滿友好情意的郵件，我十分感動。的確，我們的申奧離不開各國人民的支援。

網站作為傳播資訊的工具，我十分看重它的時效性和活材料。因此，每當有重大活動時，如入圍表決、評估團訪問等，我們都輪流值班，力爭以最快的速度發佈消息。另一方面，我又儘量從現實生活中挖掘素材，讓人們對網站有親近感。為此，我們先後採訪了古巴、西班牙駐中國大使，墨西哥前總統埃切維裏亞和在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工作的秘魯專家，他們以北京迅猛發展的見證人身份，甚至以自己也是「北京公民」的身份，表明了支持北京申奧的態度。這些採訪在網上發表後反映都很好。

從加強網站宣傳效果出發，我認為有更多的外國友人和新聞界人士寫文章和發表評論，會更有說服力，在國外公眾中更容易產生認同感。在和駐京的埃菲社和拉美社取得聯繫後，我們主動向他們提供了大量的外宣材料，還安排西班牙語諸家大報的專稿撰寫人、秘魯著名記者阿爾賽採訪北京奧申委的領導。他們寫的報導既肯定了北京的積極方面，也指出了存在的不足，被認為是「客觀」「公允」的。

2001年7月13日，我和北京奧申委的留守人員度過了一個永遠難忘的夜晚。那天晚上10時10分，當電視螢幕聚焦國際奧會投票現場，國際奧會主席薩馬蘭奇打開信封，鄭重宣佈北京當選為2008年奧運會主辦城市時，我和在場的人頓時歡騰起來，感情的閘門一下子被衝開。整個中華大地頓時呈現出一片歡呼雀躍的壯麗景象。而我們網站的工作人員更是相互擊掌道喜，熱烈地擁抱在一起，抒發自己對申奧成功的喜悅之情。

當北京電視臺的記者得知我曾擔任過我國駐外大使時，便對我進行了採訪。我一邊說，止不住的淚水一邊撲簌簌地往下流。現在回想起來，那一幕幕難以忘懷的往事又都浮現在我眼前。

（湯銘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