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24日，鄧小平去世5天後，在去往八寶山革命公墓的「，北京大學師生打出了「再道一平您好」的橫幅。解放軍總醫院裏，也擠滿了前來送別的人們。萬里、宋任窮、谷牧、王恩茂、習仲勳、方毅……他們都已是80多歲的白髮老人，或趕赴醫院，或以不同方式表示悼念。19年前的1978年，在這個和鄧小平緊緊相連的年份，他們有的由鄧小平點將主政一方，有的協助鄧小平主抓某個領域工作，成為改革開放大局中的幹將。
「北方談話」被稱為「改革開放的序曲」
2018年11月的一天，鄧小平生前的警衛秘書張寶忠在住院期間，仍打起精神，接受了《環球人物》記者的採訪。提起40年前，他說，這一年小平同志十分關心外貿問題。「5月30日上午，他在會見阿根廷外賓之前，還抽空找到時任外貿部部長李強和交通部部長葉飛，說：我國對外貿易的步子應該快些了。為什麼臺灣、香港地區，韓國、新加坡這些國家可以做到的，我們做不到？我們這樣大的國家，只有這麼一點點貿易量，不行，必須趕上。」
1978年又是諸事交錯的一年。就在和李強、葉飛談話這一天，鄧小平為另一件事發了脾氣。他在準備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講話內容時，同中國社科院院長胡喬木等人說：「毛開東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實事求是。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是莫名其妙！」
原來，5月10日，中央黨校主辦的刊物《理論動態》上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第二天《光明日報》轉發，第三天《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轉發。這是一篇與「兩個凡是」針鋒相對的文章。據中央黨校教授沈寶祥回憶，1977年初「兩個凡是」被拋出之後，首先是鄧小平站出來表示不同意見，他在1977年4月給黨中央寫信，提出要用「準確完整」的毛開東思想來指導工作，並多次提到，「準確完整」是針對「兩個凡是」的。
1977年12月，在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人的建議下，中共中央決定胡耀邦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兼中央黨校副校長。新中國成立之初在西南工作時，鄧小平曾評價胡耀邦「有主見，不盲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歷史性的文章，就是1978年5月6日，經胡耀邦審閱、修改後，在他家中定稿的。
最先對文章作出反應的是當時的幾個中央高層和宣傳部門負責人，他們批評這篇文章的傾向是錯誤的，動搖了「兩個凡是」的根基。這篇文章的組織者受到了很大的壓力。鄧小平因此而發了脾氣。
「人要想辦大事，不光要有威望、威信，還要有威嚴，這樣才有威懾力量。小平同志就是這樣的人。」張寶忠說。7月21日，鄧小平與中宣部部長談話，提出嚴肅批評，明確要求「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了，不要再把剛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向後拉了」。第二天，他又把胡耀邦叫到家中，肯定他的做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爭論不可避免，爭得好。
兩個月後，鄧小平視察東北三省和唐山、天津等地。9月16日，他在聽取吉林省委常委彙報工作時說：「毛開東同志在延安為中央黨校題了『實事求是’四個大字，毛開東思想的精髄就是這四個字。」「馬克思主義要發展嘛！毛開東思想也要發展嘛！」
第二天，鄧小平在聽取遼寧省委常委彙報時，進一步說道：「我們太窮了，太落後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我們的思想開始活躍，現在只能說是開始，還心有餘悸。要開動腦筋，不開動腦筋，就沒有實事求是，不開動腦筋，就不能分析自己的情況，就不能從實際出發提出問題，解決問題。」他說這是在「到處點火」。
「吉林省委書記王恩茂當時向鄧小平提問：揭批『四人幫』、真理標準大討論結束之後幹什麼？鄧小平答道，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不能再搞『以階級鬥爭為綱』，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要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王恩茂說，聽了小平同志的談話，一下子就開竅了，搞經濟建設才是『綱』。」原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主任龍平平告訴《環球人物》記者，王恩茂之所以「開竅」，是因為當時全國各地各部門主要精力都用在揭批「四人幫」上，「四人幫」被粉碎快兩年了還在揭批，導致正常工作和業務根本沒法開展，很多人對未來感到迷茫。
鄧小平的這次「北方談話」迅速傳開。10月至11月，18個省委第一書記發表文章參加討論。工作重點轉移問題被提出來了，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打下了思想基礎。今天，人們對「南方談話」所知甚多，但對「北方談話」這個「改革開放的序曲」卻瞭解不多。
由亂到治的一個重要標誌
11月10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京西賓館開幕，為即將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準備。開褚會上，華國鋒宣佈了會議的三項議題：討論《關於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決定》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商定1979年、1980年兩年國民經濟計劃；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
可會議剛開始，陳雲就在東北組提出「向後看」的問題：「對有些遺留的問題，影響大或者涉及面很廣的問題，是需要由中央考慮和作出決定的。對此，中央應該給以考慮和決定。」接著，他列舉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謂叛徒集團一案、彭德懷案、天安門事件等6個問題。12日下午，姚依林、呂正操等都談了六十一人案、天安門事件和康生、謝富治的問題。13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華國鋒宣佈，從今天下午起轉入討論農業問題。可各小組繼續把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當成中心話題。
「與會者討論來討論去，矛頭指向了一位中央副主席和3位政治局委員，他們堅持『兩個凡是』，在毛開東去世後仍阻止為冤案平反。雙方越討論情緒越激動，甚至拍桌子，進行面對面的批判。」龍平平說。
有人提出這些犯錯誤的人應該主動辭職，有人說應解除他們的領導職務，有人說應改變中央領導機構，這更加超出了此次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議題。華國鋒十分被動，完全失去了對會議的控制。當時國際輿論中還出現了中國將要「非毛化」的聲音。
「鄧小平果斷地提出，『不能再向後看了』『當然向後也要看一下，為的是向前看』。這個口號的提出，成為中央工作會議由亂到治，最終實現偉大歷史轉折的一個重要標誌。」龍平平說，為此鄧小平提出三大決策：
第一，旗巾只鮮明地表示，毛開東的旗巾只不能丟。「中國領導人永遠不會幹赫魯雪夫幹過的事（清算史達林）。」
第二，提出處理歷史遺留問題不要糾纏歷史舊賬，更不能搞新的政治運動，歷史問題只能搞粗，不能搞細，一搞細就要延長時間，這就不利。時任浙江省委第一書記鐵瑛說：「『文革』中許多問題是一筆筆糊塗賬，往往越爭吵越糊塗。依小平同志的建議，對過去問題的處理宜粗不宜細，全黨團結起來向前看，我們感到小平同志的見解確實高明。」
第三，確定「只能上不能下」的人事變動原則：現有的中央委員，一個不去，不要給人印象是權力鬥爭；要給人民、給國際一個安定團結的形象。
對於誰上的問題，鄧小平說：「至少加三個政治局委員。太多，也不恰當，不容易擺平。加上幾個什麼人？陳雲，兼紀委書記，鄧大姐、胡耀邦。夠格的人有的是，如王鬍子（王震），也夠格。有兩個方案，一是三個人，一是四個人。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不能選中央委員，想開個例，補選一點中央委員，數目也不能太多。有幾個第一書記還不是中央委員，如習仲勳、王任重、周惠，還有宋任窮、韓光、胡喬木、陳再道。這樣就舒暢了，將來追認就是了
中央工作會議開了36天。閉幕會上，鄧小平做了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為主題的講話，這實際上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只開了5天，中間沒有發生更多的波折。全會決定，從1979年起，把全黨的工作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全會原則通過了關於農業和農村人民公社的兩個文件及1979年、1980年的計畫安排；成立中央紀律檢査委員會並選舉了第一屆中央紀委領導成員，由陳雲擔任第一書記，領導處理歷史遺留問題；增選了中央領導成員，增補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勳、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9人為中央委員。
9人中，習仲勳、王任重來北京開會時，還分別是廣東省委、陝西省委的第二書記，中央工作會議快結束時均被任命為第一書記。不久後，他們又都到中央工作，分別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宋任窮1977年10月任七機部部長，三中全會剛結束，就被任命為中央組織部部長。這樣，到1978年底，鄧小平初步選定了一個改革開放的班底。
營造和平國際環境
「1978年，鄧小平多次找到當時主管國家計委工作的谷牧同志，商談向國外開放方面的問題。谷牧率團連續訪問和考察了許多國家，為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的工作提供了大量的經驗，做出了很大的貢獻。1978年以後的一年多時間，小平同志出訪了幾個國家。這幾乎是他過去出訪的總和。從亞洲到歐洲、美洲，一方面為儘快對外開放，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與周邊國家和平相處。」張寶忠回憶說。
1978年10月22日，鄧小平訪問日本，這是新中國領導人對日本的首次正式友好訪問。「10月26日，小平同志乘坐日本的新幹線時，日本記者請小平同志談談感受，他說：「就感覺到快，有催人快跑的意思。我們現在正適合坐這樣的車。」張寶忠回憶道，「在松下公司，小平同志與時年83歲的松下幸之助交談了20分鐘。小平對這位具有‘經營之神’稱譽的老人給以稱讚，他說：值得我國學習的東西很多，希望松下老先生和各位給予援助。松下幸之助高興地說：我們什麼都傳給你們。現場響起一片掌聲。」1987年，松下在中國設立了第一家合資工廠。
1978年11月12日，鄧小平抵達新加坡，進行為期兩天的正式訪問。在會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時，他稱讚新加坡在發展國民經濟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祝願新加坡在前進的道路上不斷取得新的成就。他還邀請李光耀訪華，李光耀說等中國從「文革」中恢復過來就去。當時李光耀心想：他們真要追上來，甚至會比新加坡做得更好。1980年至上世紀90年代末，李光耀幾乎每年都會來中國，親眼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變化。他曾說中國的開放政策給我印象最深的特徵，當數鄧小平的果斷堅決和不遺餘力。」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1月28日到2月5日，鄧小平應美國總統卡特邀請，對美國進行了為期9天的訪問，參加了近80場會談、會見等活動，還有22次正式講話，8次會見記者或出席記者招待會。他參觀了福特汽車公司的一個裝配工廠，稱讚其技術先進，預言中國汽車工業20年後將見到成績。他參觀了波音747飛機裝配廠，說「看到了一些很新穎的東西」。
正如鄧小平在新加坡會見李光耀時所說：「我們都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來建設我們各自的國家。」
1978年並不是一個格外美好的年份，那一年有紛繁雜亂的國際局勢，有中美蘇大國關係的再平衡，也有爭論激烈的國內時局，還有方方面面工作從何起步等一系列難題。鄧小平在國內與國外的繁雜矛盾、淬火歷練中，任用了一批有擔當、有能力、有闖勁的幹將。以胡耀邦開啟了幹部解放和思想解放的新局後，鄧小平又放手讓萬里、谷牧、習仲勳、方毅等人各盡其才，各放異彩。一時間，改革開放的時代舞臺上風雲際會，巨變開啟！
（田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