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越遺踪

在今天廣東這塊土地上，生活著漢民族與包括世居民族（瑤族、壯族、佘族、回族、滿族）在內的數十個兄弟民族；漢族之中，傳統上又可細分為廣府、福佬與客家民系，形成了色彩斑斕的文化景觀……

廣東古代的土著先民，系所謂「百越」。照《漢書》上的說法，從今天的越南北部（交趾）至會稽（今蘇南、浙江）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秦代前後，百越各支在今日廣東的分佈大致是：南越集中在珠三角，西江流域為西甌所居，粵東潮州、梅州地區是閩越的世居地，而粵西高州、雷州一帶則為駱越地。他們創造出以種稻和製造並使用有肩石器、扇形青銅鉞、幾何印紋陶和舟楫，以及鑿齒、斷發文身、雞蔔等為主要特徵的百越文化。

秦漢之後，隨著廣東納入中原王朝的管轄，嶺南越人逐漸自然同化于漢族，成為漢族中的一員。唐代以後，「百越」作為一個民族主體已經消亡，「百越（包括「俚」「僚」）」的名稱不再見於史籍。但今天仍生活在廣東連山、懷集等地的壯族則是嶺南「百越」的直系後裔。明清之際的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卷裏就明確說，「僮（壯）則舊越人也」。廣東的壯族實際上包括由本地土著越人演化而成的「主僮」和明代初期由廣西反向流徙而來的「客僮」兩種。史料記載，明嘉靖年間，僮人」還分佈于廣州、肇慶、高州和廣西梧州等四府的19個州縣之內。顧炎武同時指出，「徭（瑤）乃荊蠻」，說的就是今天同樣生活在連山一帶的瑤族並非粵地土著。隋唐以後，瑤族陸續遷徙至粵中、粵西和粵東，成為廣東分佈最廣的少數民族，明代中期，出現了有「無瑤不住山，無山不有瑤」的說法。如今分佈在粵東的佘族與瑤族關係密切，佘族入粵時間也與瑤族相仿。粵東佘族以潮州為中心向四方擴散，向西發展至惠州府，與向東發展的瑤族相遇。惠州府遂成佘、瑤的雜居區。

顯而易見，這些少數民族在明代廣東的分佈地域要比如今大不少。這主要是因為在明清兩代，「聖化廣被，聲教暨訖，瑤僮悉為民矣」，大量少數民族已經自然融合到了漢族之中。但其先民昔日在廣東活動的蹤跡至今仍能從地名之中略見一斑。比如，壯語「那」字的漢語意義為水田，為稻作文化的一個標誌。「那波」即「有泉的田」；「那板」即「村寨的田」；「那隆」則是「大塊的田」的意思……如此「那」字地名固然以廣西壯族自治區分佈最廣（57個縣市），但在珠三角以西的廣東地區也有不少，陽春有「那陽」，恩平有「那吉」，開平有「那坡」，臺山有「那扶」，番禺有「那都」，清遠有「那落」，新興有「那康」，高要有「那落」，顯見壯族（百越）先民早在這些地方就以種稻為生，其後土著被漢化或他遷，而「那」字地名仍作為底層文化保留至今。

石狗崇拜則是另一個今日仍能在廣東大地上尋覓到的「百越」印記。瑤族和佘族都有關於「盤瓠（龍犬）」的民間傳說。佘族世代傳唱《狗皇歌》，瑤族在農曆七月十四還要過「盤王節」。壯族同樣也有傳說認為本民族的先人為高貴的公主和英勇的犬，除了口述文學之外，壯族地區的「犬圖騰」體現在「石狗崇拜」之上。比如壯族聚居的廣西上林縣幾乎每個村莊的村口都會放置一尊石狗雕像。據當地居民解釋，此做法是為了擋著前方山巒的煞氣，其功能相當於「泰山石敢當」，足見其犬圖騰崇拜的情愫。今天廣東省內的雷州半島早已沒有壯族居住了，卻仍然從「百越」土著那裏沿襲了類似的石狗崇拜。這裏的石狗同樣被視為守護神靈，原先只被安置在門口或宗廟寺觀前，逐漸發展至安置在村口、路邊、巷頭，以守山坡、江河、墳地等。凡是人們覺得有凶象的地方，都會安置石狗予以鎮壓。實際上，整個廣東地區從沿海到內陸多多少少都有石狗存在，甚至在繁華的廣州市天河區石牌村村口也立有一個石狗，形態與壯族地區的石狗類似，只不過年代已久，幾乎已無人注意到它的存在。

接踵而至

如今廣東絕大多數人口為漢族。漢人進入嶺南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秦代。始皇帝「使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南平百越。統一嶺南後，秦推行「移民實邊」政策，先後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和三十四年（前213）兩次將「嘗逋亡人、贅婿、賈人」和「治獄吏不直者」強徙嶺南，「與越雜處」。其後，其又應帶兵官趙佗之請，將15000名「無夫家」之女子徙至嶺南，以為士卒衣補（妻子）」。秦末，南海尉任囂臨終前跟趙佗分析形勢時，有「南海僻遠，東西萬里，頗有中國人相輔」之語，可見當時在廣東的中原人已經不少。之後漢武帝平趙氏南越國後，亦仿效秦始皇將罪犯遷至嶺南。新莽時期，也曾兩次下令將各種罪人「投諸四裔」，其中恐怕也有發配嶺南的。

不過，當代廣東的漢族基本上由廣府、福佬和客家等三大民系組成，這幾個民系的形成主要與歷史上的大規模自發移民有關。譬如金兵和元兵南下都觸發大規模的移民浪潮，史載「中原士大夫避難者多在嶺南」。其中，廣府人居住在珠三角及其以西的廣大地區，對於自己家族的來源，普遍存在一個「珠璣巷」的傳說。明末清初的「嶺南三大家」之一、有「廣東徐霞客」美稱的屈大均在《廣東新語》裏就寫道，「吾廣故家望族，其先多從南雄珠磯巷而來」。這是因為入粵移民多取道大庾嶺，途經南雄縣珠璣巷，或在珠璣巷稍住然後繼續南下。於是入粵各姓均稱來自南雄珠璣巷。珠三角由於泥沙淤積，河岸成灘，河道變淺，沼澤地多，自然條件比南雄山區優越得多，吸引南遷移民從南雄珠磯巷南遷到此，圍堤造田。唐時珠三角每平方公里僅有1.2戶，到宋時己有4.8戶。隨著明初改路為府，廣州府轄南海、番禺、順德、東莞等1州15縣，「廣府」之名遂成為以廣州府為中心的操粵方言的漢族俗稱。廣府人最終在珠三角形成漢族在嶺南的一個重要民系。

在今天粵東的潮州、汕頭地區，生活著福佬民系。顧名思義，「福佬」與「福建」有關。潮、汕由於蓮花山—陰那山山脈自東北向西南斜貫其中，將其東南部之潮汕地區與珠江水系隔斷。而其與毗連的福建省則無山川阻隔，卻兼有水陸之便。尤其是福建漳州漳浦縣盤陀嶺以南，與粵東地區在行政建制上長期屬於同一個行政區。直至唐開元二十八年（740年）潮州才分屬嶺南道（漳州仍隸屬江南東道）。福建人多地少，唐代以降，漢族移民從水陸兩路湧入，令潮州戶口驟增。光是在北宋初期的99年中，潮州戶口就由5381戶猛增至74682戶，上漲了13倍之多。宋元時期遷入潮汕的62個家族除少數江西、江蘇、浙江家族外，大部分都來自福建泉州和莆田。明代又有大量移民遷入潮汕，如榕江流域236個聚落，明代建村的聚落有107個，其中福建移民占2/3。故而明代人王士性在《廣志繹》說潮洲「而與汀、漳平壤相接，又無山川之限。其俗之繁華既與漳同，而其語言又與漳、泉二郡通」，已然形成了與閩南人關係密切的福佬（潮汕）民系。福佬人常年濱海而居，靠漁業為生，既習慣了驚濤駭浪，又能忍受颱風肆虐。因此又有一部分閩南移民由東至西遷入雷州半島，有的直接從閩南走海路遷入；有的先遷入潮汕的陸豐、海豐地區再輾轉遷入雷州。這些遷民落籍後大都聚族而居，保留原有的語言和習俗，成為福佬民系的另一分支雷州人的祖先。電白縣舊俗人死了叫「回福建」，許多民居對聯也寫「源從閩海，澤及莆田」，也都說明雷州人與福建的淵源。

至於客家民系的出現與發展都較前兩者簡單，基本上是宋、元時期集團性移民的結果。不過，他們進入廣東的時間相對較晚（故而被稱為「客」），彼時「廣府、潮汕兩大民系已基本形成東、西分佈的態勢，留給客家人的，只有粵北、粵東的兩片相連的山區地帶。因此，這兩塊相連的地區也就成了廣東境內客家的基本分佈地」。

涇渭分明

廣東的三大漢族民系在文化上各有鮮明特色。這在地名上就能看得一清二楚。廣府人居住的珠三角與西江流域屬於水鄉澤國，河道縱橫，低地遍佈，因此粵方言區的地名許多都與水有關。比如「湧」指的是河，廣州城內就有西關湧、東壕湧，花都有蘆苞湧，佛山有佛山湧；田邊水溝曰「圳」，除了大名鼎鼎的深圳，廣州有圳口南，南海有梅圳，三水有圳東，德慶有圳邊，封開有圳田、圳竹；宋代以降，在西江沿岸和珠三角各地，為取得耕地和防洪治澇而大規模圍墾，於是以圍、基為首尾的地名大量出現，如珠三角有桑園圍、長利圍、赤項圍、羅格圍、景福圍、龍利圍、大有圍等。所築基堤也不少，廣州即有長堤、東堤、西堤、黎家基、水松基等。這些特有地名都自然反映了廣府人的「水文化」。

另一方面，由於與福建的淵源，潮汕地區地名最大的特色就是多用「厝」字。這是一個典型的閩南語詞匯，本字為「處」，意為房子、家，擴大即為聚落。潮汕的饒平有張厝、李厝、陳厝、林厝、崔厝、施厝等，澄海有劉厝、黎厝、蔡盾、廖厝、灰厝、王盾，不一而足，就連雷州半島上也有林宅寮村，其中的「宅」音與閩音的「盾」一致，顯然只是換了一個寫法而已。

至於客家地區，珠三角常見的表示水網低地的粵方言地名如湧、埔等幾乎絕跡。反而很多地名與客家人所處的山地文化有關。替如髙聳如屏障的山峰曰「嶂」，現在的梅州市境內有明山嶂、銅鼓嶂、鴻圖嶂、黃沙嶂、七目嶂、鱷魚嶂、山北嶂、九龍嶂、大峰嶂等不下20座高山。粵北山區多礦，如英德產英石，有地名英山；曲江產煤，有東水煤山、西水煤山等。反觀廣府和福佬地區，這些地名甚為寥落，實際上也是區域文化的一種差異。

由於所處地理環境的不同，傳統的農業文化景觀也有差別。廣府系以種植水稻、甘蔗、蠶桑等為主，客家系耕山，種植旱作雜糧，福佬系耕海，兼及農耕。此外，建築作為一種可視文化景觀，也在各民系文化圈中佔有顯要地位。廣東各民系都有自己的建築文化特色。如廣府系竹筒屋、明字屋、三間兩廊，以及樓房式西關大樓等，以造型多樣、風格豐富多彩著稱。廣府地區最主要的居屋形式為三間兩廊，這是一種由兩廊和天井組成的三合院住宅。廳堂居中，房在廳兩側，廳前有天井，其兩旁為廊，分別為廚房和雜物間。天井內通常打井一口，供飲用。廳後牆不開窗，風水說怕「漏財」。井側屋向天井傾斜，以示財即「水」要內流，不外泄。而潮汕的民居則以裝飾著稱。各民系地區民居立面裝飾，如門框、柱梁、柱礎、欄杆、臺階等都用石碉，尤喜用瑞獸獅子，木雕與石雕一樣普遍使用，但都不及潮汕地區精緻，故有「潮汕厝，皇宮起」之讀。另外，嵌瓷也僅在潮汕地區採用，堅固耐風雨侵蝕，題材也豐富多彩，為潮汕民居一絕。

至於客家地區，木材、石材豐富，幾乎隨地可取，成為建築主要用料，也是其優越於廣府系、福佬系地區之處。客家屋牆壁甚少用燒磚，間或有用泥磚砌就，但以夯土牆為主。因這種由砂礫、鵝卵石、石灰等揉成三合土含有豐富的鈣質，時間既久，氧化物越堅固，鑿破困難，利於防守。圍龍屋是客家地區最常見的一種集居式家屋，主要建於山坡或高地，也有建於平地上的，當地稱為「太師椅」。前半部為堂屋與橫屋組合體，後半部為半圓形雜物屋，稱圍屋。圍龍屋平面為扇面形，正中間為龍廳，其餘為圍屋間，前為禾坪和池塘，後為樹林（風水林）包圍，構成一個完整的人文生態系統。圍龍屋一般高3~5層，10~20米，規模大小不一，初時一圍，可住數十戶，以後人口增加，加圍至數圍，住戶可達數百，皆隨人口繁衍而定。廣東的圍龍屋主要分佈在客家人定居時間較長久的梅江流域，其他地區極為個別。相較廣府地區的「開平碉樓」，客家土樓夯土築就，歷史古老，富於鄉土氣息；而五邑碉樓使用磚石及水泥、鋼筋等近代建材，更具西洋建築風格。

殊途同歸

儘管有著差異，但廣東的漢族與少數民族以及漢族的各民系又都長期共同生活在廣東這片土地上，文化上的相互交融同樣是大勢所趨。

飲食文化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嶺南的古代百越民族原本就有吃蛇的習慣，西漢武帝時期成書的《淮南子》裏就說，「越人得蚺蛇以為上肴」。清代《粵西叢載》的記載，對於壯、瑤人而言，蛇就是他們普通人家的平常食物，烹製蛇類食品是他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技能，如同以麵食為主的北方人必須會擀面、做饅頭一樣。故而他們用「若修治水蛇黃鱔，即一條必勝一條矣」而不是「裁袍補」來誇耀姑娘的能幹。

這個食俗倒是不曾因為漢人進人嶺南有所改變。中原漢人原本不吃蛇，就像《淮南子》所說的那樣，「中國得（蚺蛇）而棄之，無用」。但生活在嶺南地區的廣府、福佬以及客家三大民系對於熱衷食蛇這點倒似乎是不分畛域。北宋人張師正的《倦遊雜錄》裏就說：「嶺南人喜以蛇，易其名曰茅鱔」。周去非也在《嶺外代答》裏聲稱粵地「不問鳥獸蟲蛇，無不食之」，並且對當地人「遇蛇必捕，不問長短」深表驚異。嶺南各民系都食蛇，但無疑廣府系以食用種類多樣，製作精美見稱。廣州當然是廣府人的大本營。13世紀的義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到達廣州口岸後，當地的食蛇風俗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致專門記下了一筆：「廣州這裏有比世上任何地方更大的蛇。很多蛇被捉來當作美味食用。這些蛇很有香味，並且作為如此時髦的盤肴，以致如請人赴宴而桌上無蛇，那客人會認為一無所得。」到了清末民初，《清稗類鈔》更是記錄了廣州的著名菜肴「龍虎鬥」——「以蛇與貓同食也。謂之曰龍虎菜」。據說本菜乃是廣東美食家江孔殷獨創。此公早年與家人下鄉遊玩，中途在佃戶家休息，無意看見佃戶製作「蛇饌」，便向佃戶學得炮製方法。日後他在同治年間為慶祝自己七十大壽，用蛇和貓加工成肉絲，用薑、蔥、鹽和酒煨熟，再把冬菇絲、木耳絲、陳皮、蛇湯及蛇、貓肉絲等放在一起燴制而成。從此，這道菜便流傳開來。因其主料是蛇和貓，故被江孔殷命名為「龍虎鬥」。

福偖民系同樣如此。早在唐代，韓愈曾被貶往潮州。但這位「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實被潮州人吃蛇的習慣嚇了一跳，他在《初南食貽元十八坊律》中就有「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獰。開籠聽其去，郁屈尚不平」的感慨。韓愈先例舉了鱟、蠔、蛤等令他「莫不可歎驚」的食物，但他還能勉強吃下去。在潮州的各種「佳餚」中，只有蛇是韓愈過去所認識的，但他實在害怕蛇那猙狩可怕的樣子，便打開籠子聽任它離去，看它的樣子好像還有一點委屈不平。

至於向來以「最純正的中原血統」自詡的客家人，同樣加人了嗜蛇的行列。客家人以蛇為珍品，其俗食蛇法，以煲湯為盛。這種習慣大概早在宋代就已形成。距離深圳不遠的惠州地處客家人聚居區，蘇軾一度發配於此。當地「市中鬻蛇羹」。好在「不辭長作嶺南人」的東坡先生勝過韓愈一籌，這位大文學家兼大美食家倒是可以泰然自若地吟唱「平生嗜羊炙，識味肯輕飽，烹蛇啖蛙蛤，頗訝能稍稍」。

因此，清代至今，正如魯迅先生所言，「或者他是廣東人，想吃蛇肉；是否四川人，還要辣椒」。正如辣椒稱得上川菜的招牌一樣，蛇饌也已經成為整個廣東飲食文化的一大特色——而這恰似廣東同中有異多元一體文化景觀的一個縮影。

（郭曄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