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在澳門作為「一個中心，一個平臺」基礎上增加「一個基地」的定位，把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作為國家戰略發展定位的任務交給澳門。顯示國家充分考慮了澳門的制度優勢、特殊歷史地位及豐富的文化沉澱，對澳門經濟多元化發展可以有很大的促進作用。而要發掘這個「寶藏」，需要一系列的優惠政策作為打開「寶藏」的鑰匙。

澳門增文化基地定位引遐想

「規劃綱要」中的澳門定位，除保留原有的「一中心、一平臺」，還新增了「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引起本澳各界的關注和熱議，也帶來了不少的遐想。

本澳學者大多認為，國家級規劃內首度賦予澳門「一基地」定位，是充分考慮了澳門的制度優勢、特殊歷史地位及豐富的文化沉澱，亦意味著澳門要承擔更多責任及義務。也必定迎來更多發展機遇。澳門必須充分發揮自身獨特優勢，以新時代創新思維及大膽闖大膽試的精神去參與大灣區的建設。

根據《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發展報告》，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發展程度呈現明顯的分梯隊現象。GDP占比而言，珠三角地區城市中的深圳、廣州、東莞與惠州年文化產業增加值占GDP均已達到5%以上，符合地區經濟支柱產業的一般標準。香港文化及創意產業增加值GDP占比4.7%，與5%的一般標準差距不大。深、廣、港三座城市都擁有發展相對成熟且特色鮮明的文化產業，處於區域內文化產業發展的第一梯隊。

處於第二梯隊的澳門、東莞、佛山、惠州四個城市文化產業各有長短。儘管東莞2015年文化產業增加值位居廣東省前三位，惠州2015年的文化產業增加值GDP占比在珠三角區域僅次於深圳，但從文化產業總量以及產業發展現狀角度出發，這兩座城市與第一梯隊城市差距依然很大。位居第三梯隊的中山、江門、珠海、肇慶四市，其文化產業無論從規模還是CDP占比與第一梯隊城市都相距甚遠，缺乏生產資本與專業人才。

《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發揮龍頭企業帶動作用，積極發展數字經濟和共用經濟，促進經濟轉型升級和社會發展。促進地區間動漫遊戲、網路文化、數位文化裝備、數位藝術展示等數位創意產業合作，推動數字創意在會展、電子商務、醫療衛生、教育服務、旅遊休閒等領域應用。

文化業界人士表示，澳門「一基地」定位有跡可尋。澳門是世遺城市，有粵曲等非物質文遺，加上「美食之都」等優勢，有助把基地發展澳門的新產業、新亮點，其前景具有無限可能，也可以有不少遐想。相信「一中心、一平臺及一基地」有機結合，有助加速推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

澳門文化蘊含豐富「寶藏」

由於澳門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歷史背景，所以澳門文化是有深厚傳統內涵的中華文化和以葡萄牙文化為持質的西方文化共存的並行文化，是一種以中華文化為主、相容葡萄牙文化的具有多元化色彩的共融文化。數百年來，隨著中國內地居民不斷遷入澳門，中國的傳統文化也被帶入澳門，形成了澳門華人的主體文化。

澳門是東西方文化的交匯地。澳門在16、17世紀後成為貿易和傳教中心後，大大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交流，使中國的傳統文化和來自歐洲、東南亞等地的文化相互碰撞、交流、彙聚、融合，長達400年之久。澳門現存有不少中西合璧的文物古跡，具有東、西方風格的建築物，大都具有「以中為主，中葡結合」的特色。整個澳門約有1/5的面積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產物。

澳門曾經是宗教文化中心，既有儒、釋、道等古老的中國宗教，也有後傳入的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宗教，宗教文化的多元化在澳門也得到了充分表現，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媽祖在這裡都有保留。如大三巴牌坊融合了東西方建築的精華，是東西方宗教互相包容的傑作。

不到7平方公里的澳門半島，卻經歷了明、清、民國至今將近450年的建埠歷史，是16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據點，是明朝中國最早開放的「特區」或租界，是遠東最早的傳教中心，是東西文化雙向交流最早的基地。中西合璧的建築風格在占澳門半島面積1/5的建築群以及離島一些文物中處處可見，其特色為世界少見，至今仍受政府和聯合國的精心保護，比香港和大陸同類古跡保護得更為完整，免遭商業化或政治浪潮的摧殘。

澳門在歷史上最突出的貢獻在於起了中轉和橋樑作用，把西方文化和科學技術傳到中國和日本，又把中國的文化、尤其是東方的哲學思想傳至西方，促進了歐洲18世紀啟蒙運動的興起。而西方所發展的民主思潮在19世紀又反過來影響東方，往往又通過澳門為中國社會改革的先驅者所吸收。在傳播東西方文化的過程中，一些西方著名的傳教士——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郎世寧等以及他們合作的中國學者徐光啟、李之藻、梅文鼎等所做的歷史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但是這些文化，就像「寶藏」，大多是埋在地下的「礦藏」，如果沒有被發掘出來，就像泥土一樣，沒有其應有的價值。

霍爾果斯影視業興衰的啟示

據瞭解，澳門文化產業發展至今，產業占比份額以數碼媒體和創意設計較為突出，其次則為文化展演。近年來，澳門特區政府在發展文化產業方面的策略，即首先充分利用每年逾 3000 萬旅客的優勢，重點推動文化旅遊發展，以帶動創意設計、視覺藝術和文化展演的形成和發展，中期目標是運用區域合作平臺和自由港的優勢，推動文化貿易吸引外資。長遠目標則是發揮 ” 一國兩制 ” 和貨幣自由兌換的優勢，通過金融工具鼓勵社會資本流入文化產業領域，拓展金融壯大文化產業的資本規模。

政府近年不斷加強文創產業發展扶持，出臺「文化產業基金」、「文化創意產業系列補助計劃」、成立專責支援部門等各項政策，在資金、技術、宣傳、資源對接等不同層面，積極為文創產業搭橋鋪路，帶動行業發展。據有關統計，本澳有營運的文化產業機構已經達到二千多家，服務收益達七十點八億澳門元，取得成績來之不易。

然而，作為一項新興的經濟產業，本澳文創發展距離真正實現市場化、專業化，仍有一段距離。澳門文產行業發展起步慢，在音樂、影視、舞臺劇等各種文創產品的商業發行、市場行銷、原創品牌打造、人才培養等配套方面，產業基礎較薄弱，市場化程度不足，尚未形成適合自身特色的行業模式。近年文創一詞成為澳門熱點，所有產品似乎加上「文創」便身價倍升，但真正孵化出可代表澳門文化的項目或產品不多。因此，未來如何繼續加強文創產業規劃和政策引導，持續優化文創行業發展環境，不斷開拓文創消費者市場，是推動文創產業早日實現市場化、規模化發展的必然要求。

在規劃綱要中，不少地方提到了影視文化產業，鼓勵推動粵港澳影視合作，加強電影投資合作和人才交流。目前來說，影視產業是文化產業市場化的最有效載體，因此本澳也應在此方面加以發掘。而內地霍爾果斯影視業的興衰，或者可以給予一些啟示。

霍爾果斯號稱「西北避稅天堂」，在其鼎盛時期，註冊於此的影視傳媒公司超過1600多家。喜歡看電影的人可能會注意到，這幾年很多內地上映的電影都與霍爾果斯有關，比如這幾年大熱的影片《從你的全世界路過》、《大鬧天竺》、《火鍋英雄》、《大魚海棠》、《西遊伏妖篇》、《戰狼2》等等。馮小剛、範冰冰等影視娛樂圈的大腕都直接或者間接地在此地有過註冊公司。除此之外，國內主流的電影公司超過一大半在這裡註冊了公司，其中包括光線華誼、博納、樂視、嘉映、華策、歡瑞世紀、耀萊、和力辰光、大盛國際、喜天、和和、銀潤、聯瑞等等。

霍爾果斯不是北京，這座人口不足9萬人的邊城顯然不可能成為影星輩出的城市，它也不是橫店，這裡並沒有影視城。那麼，為什麼明星和影視公司都要不遠萬里地跑到霍爾果斯註冊公司呢？避稅和上市綠色通道是最直接的原因。2011年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之後，霍爾果斯被列為新的經濟特區，這裡實行「五減五免」的稅收優惠，即政府規定目錄內的企業（含影視、文化傳媒服務業企業）五年內可免征企業所得稅，五年後當地政府部門還將返還稅收，最高返還比例達50%。通常企業所得稅率為25%，假設每年盈利都是1000萬元，則企業10年內要繳納稅款2500萬元。但是如果這家企業的註冊地在霍爾果斯，那麼則只需繳納稅款625萬元，相差4倍。

而這並不是霍爾果斯優惠政策的全部。政策規定，通過霍爾果斯當地企業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可以先繳後返，多繳多返，最高返還90%。政策還規定，霍爾果斯的企業如果排隊上市，可以走快速通道，成功上市的還有50-200萬元的獎勵金可以拿。

在巨大的利益驅動之下，大量的影視傳媒公司在霍爾果斯註冊成立，這也促成霍爾果斯誕生了一個很奇葩的產業——「註冊業」。這些「空殼公司」的註冊、稅收、帳目處理等業務都交由財務公司代理，因此催生了大量的代理服務商。全國各地的影視公司蜂擁而至，管理配套跟不上發展速度，造成了大量的「一址多照」、逃稅避稅、會計資訊造假、洗錢等亂象，於是2017年底，新疆廣電局把辦理影視行政審批許可的事項給暫停了。2018年初，增值稅返還和個稅優惠兩項地方性政策也被叫停。2018年6月以來，隨著政策紅利的消失、範冰冰陰陽合同事件的發酵以及行業監管的趨嚴，大量的霍爾果斯影視公司都在申請註銷。

為什麼霍爾果斯模式的影視城道路走不通？根本原因在於霍爾果斯地理位置的偏遠，本就不適合定位為影視城。它的影視產業都是空轉，根本無法落地。這些公司享受著霍爾果斯的稅務便利，卻從未給當地做過什麼有實際意義的事，當這個泡沫越吹越大時，破滅是它命中註定的歸宿。

而霍爾果斯的這些問題，對於澳門來說卻不是問題，而其影視業的衰落更是本澳的機遇。《規劃綱要》指出要有序推進市場開放，充分發揮香港影視人才優勢，推動粵港澳影視合作，加強電影投資合作和人才交流，支援香港成為電影電視博覽樞紐。澳門與香港近水樓台，可輕易實現產業落地。雖然在影視之製作和文化產品生產上比不上香港等地，但本澳可參考霍爾果斯的經驗，以最優惠稅率甚至「零稅率」加「產業基金」，成為新的影視公司註冊地。當中需要特區政府創新思維大膽闖試，一方面制定成功的政策，另一方面大力爭取國家支持，如令本澳註冊的影視公司產品具有國民待遇，並避免雙重征稅等。從成為影視公司註冊地開始，逐步發掘本澳的文化「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