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闊的歷史舞臺上，那些驚心動魄的風雲事件，除了彪炳一時的政治人物之外，背後還活躍過一些起了重要作用的平凡人物。印尼華僑司徒眉生（1928—2010），就是這樣一個傳奇式人物。他從未參加任何政黨，也未擔任過任何官職，然而他卻成為民間「外交家」，譜寫了一曲促進中印（尼）友好的壯麗樂章。

在日本占印尼時曾一家四口坐牢

1928年8月，司徒眉生出生在印尼西爪哇的蘇加巫眉小鎰，父親司徒贊和母親劉金端都是中國人。司徙贊是印尼華僑領袖、教育家，其老家是廣東省開平縣，因此司徒眉生始終自稱是百分百的中國人，並以自己是華人而引以為豪。

據稱，司徒贊11歲時因家境貧寒，投奔了在印尼的叔叔。他聰穎勤奮、刻苦攻讀而學業有成，成為一名出色的中學校長，並娶了新加坡女子劉金端為妻。這對恩愛夫妻共育五子二女，分別取名巴生、眉生、戎生、奮生、達生和珍、慧。名字正是他們熱愛生活、四海為家的寫照。木手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侵華日軍發動了全而進攻，海外華人立即掀起支援中國抗日的浪潮，印尼華僑成立了「捐助祖國慈善事業委員會」，在華僑中葬集款項和物資。司徒贊被選為文書主任，其妻子也被選為婦女組副主任。眉生在父母的影響下，參加了父親發起的動員家長及社會人士捐款捐物活動。他們的愛國義舉，曾得到華僑領袖陳嘉庚的高度評價和讚賞。

1942年3月5日，日軍佔領印尼首府，9日荷蘭當局投降。從此整個印尼處在日本法西斯鐵蹄統治之下。日本佔領者4月開始大搜捕，父親司徒贊是著名抗日僑領之一，尤其是《抗日宣言》的起草者，因此被捕人獄。母親帶著兩個兒子毅然投身到抗日活動中，14歲的眉生因年齡小機智靈活，組織就讓他送情報。那時，他經常一個人乘火車、趕夜路，從不畏懼，也未出過紕漏。然而，一年之後，母親和兒子巴生、生也被捕，關進日軍憲兵部。家裏只剩下12歲的戎生照顧4位更小的弟妹。

在監獄裏，眉生曾哭鬧著拒絕剃頭，還曾以他的聰明伶俐而博得了看守的友善對待，並利用這一點為獄友們找藥治病。9個月後，日軍法庭判處母親10年徒刑；而巴生、眉生兄弟，因年齡小被保釋出獄，監視居住。為了生計，巴生開始做些小生意，眉生則替人送花。眉生勤奮好學，一有空就閱讀日軍搜家後殘存的父親藏書。他跟父親的朋友張國甚（毛澤東的同學，回國後曾任全國僑聯主席）學習古典文學，向董寅初的夫人楊斯家學習現代文學。後來，他還參加英語和印尼語學習班。兩年的規範印尼文的學習，對眉生以後的發展幫助很大。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司徒眉生的父母相繼出獄。英軍開進印尼接受日軍投降，即成立「戰犯調奮委員會」，其成員以日占時期被捕人士為主，眉生也當上了委員，且工作出色，備受讚揚。

火車裏邂逅讓蘇加諾一見心喜

日本宣佈投降後兩天——1945年8月１7日，蘇加諾以「人民代表」的名義宣告印尼獨立。18日，蘇加諾就任印尼首任總統，接著又通過憲法，成立了中央國民委員會。然而，殖民者是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臺的。殘存的日本人、捲土重來的荷蘭人和以盟軍名義登陸的英國人，互相勾結起來，向初生的共和國反撲。不久，攻陷巴達維亞（後改稱雅加達）。蘇加諾不得不撤走，日惹便成了戰時首都。經過一段時間穩住陣腳以後，蘇加諾決定在1947年2月25日至3月5日到瑪琅召開中央國民委員會全休會議，以便進一步動員和團結全國人民趕走荷蘭殖民者。這是印尼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印尼許多報社都派出記者前去採訪。

《天聲日報》也被邀請參加會議的採訪，但報社為一時找不到熟悉規範印尼語的記者而發愁。一天，尚在念書的眉生到《天聲日報》報社附近玩，被報社老總碰到，老總知道眉生懂印尼文，就吩咐他以該報的見習記者身份，出趟公差，幫忙採訪。一個中學生能有這樣好機遇，也許是命運的安排。這次採訪不僅為他日後被《天聲日報》聘為記者打下了鞋礎，更值得一提的是，眉生居然在採訪途中有幸邂逅了總統蘇加諾，這堪稱是影響他一生的一次奇遇。

一列火車從日惹開往瑪琅，車上的乘客都是出席會議的人員，包括總統、將軍、政要、民主人士等。在火車上，蘇加諾到處走動，和許多人交談。當他來到記者車廂時，發現兩名華人記者，他對其中小記者眉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時的眉生年僅19歲，是當時採訪記者中最年輕的一位。蘇加諾說自己27歲被荷蘭人抓去坐牢，而眉生13歲就坐牢，真了不起。熱情攀談之餘，蘇加諾還囑咐身邊的副官多關照眉生這位元小記者。

當他第二次到日惹時，被蘇加諾的副官發現。於是，他又見到了蘇加諾。蘇加諾托他返回巴達維亞時幫忙買點眼藥水。稍後，眉生買了3支眼藥水及時轉交給其副官。後來，蘇加諾在日惹再次見到眉生時，當面致謝，並說他很快就會班師返回巴達維亞，希望眉生經常去看他。正是這樣傳奇的邂逅，為他以後成為蘇加諾極為信任的「私人秘書」埋下了伏筆。

高中畢業後約兩年，眉生離開了《天聲日報》。1951年8月，眉生被《新報》副總編請去「應急」。他既當中文編輯，又當印尼文翻譯，並到總統府參加外事活動且擔負採訪的任務。有一次，蘇加諾見到他，給他辦了一張隨時出人總統府的內部通行證。此前的1950年5月，中國首任駐印尼大使王任叔向總統遞交國書，總統府通知眉生到場。儀式過後，蘇加諾對他說：「你來了很好，以後這些活動，特別是和中國有關的活動，副官都會通知你，請你參加。」

1952年3月17日，印尼發生了右翼軍人逼宮事件，坦克炮口對準總統府，威逼蘇加諾解散內閣，氣氛非常緊張。蘇加諾走出大門，面對炮口，拿起擴音器，毅然宣佈撤銷納蘇蒂安的陸軍領導職務，並對士兵們曉以利害，以最高統帥的名義要求他們服從命令，撤回營房。稍後，部隊終於撤走。在最後一個士兵離開後，蘇加諾轉過身來，逐一審視，看在緊急關頭還有誰和他站在一起。此時，他看到記者中只有眉生未走。從這時候起，蘇加諾把眉生列為忠實知己。

此後不久，每天早晨5點半，眉生應邀準時趕到總統府，陪蘇加諾散步。三四年下來，他逐漸了解了蘇加諾的語言習慣和政治主張。這段時間裏，蘇加諾要眉生常到茂物植物園，還要他多看書，以增加各方面的知識。眉生利用記者活動較自由和總統府藏書豐富的有利條件，看了不少英文和印尼文書籍，並把蘇加諾全部演講稿譯成中文在《新報》上發表。在這個過程中，蘇加諾與眉生形成了親密的關係，比如，蘇加諾總統的書房和睡房，只有總理和副總理在必要吋才可以到那裏談事，但眉生卻可以隨時出人。實際上，蘇加諾已經視眉生為自己的子侄。 以記者身份在萬隆會議上「參與創造歷史」

1953年，在印尼政府總理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出席可倫坡會議時，蘇加諾就指示他提出召開亞非會議的建議。經過努力，印尼、印度、緬甸、巴蕋斯坦、錫蘭（後改名為斯里蘭卡）等5國同意擔任發起國，在印尼召開亞非會議。在亞非會議之前，先召開過一次「五國總理會議」，由擔任發起網的5個國家參加。這一次會前準備，最終確保了亞非會議的圓滿成功。

但對於是否邀請中同參加會議，開始時這5個國家意見並不一致，當時巴基斯坦和錫蘭堅決反對邀請中國。而且，對會議能否成功也存在種種疑慮。

對此，印尼政府做了許多工作。而既是《新報》記者、又是大會工作人員的眉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卻鮮為人知。當時除了幫助接待、保衛代表團以外，對於亞非會議眉生還出了個好點子，借用萬隆的私人別墅作為各國代表團的住處，並親自去做華僑業主的工作，從而解決了大會賓館不足的難題。而且更重要的是，眉生還具體做了一件大事。正如當年擔任亞非會議秘書長的魯斯蘭丁，2004年回憶萬隆會議時所說，司徒眉生「是參與創造歷史的人」。

蘇加諾總統是一個胸懷大志的人，亞洲國家要團結一致，中國是一支強有力的力量。因此他是堅決主張邀請中國參加，為此，他決定通過管道向中國透露資訊：印尼有意邀請中國參加亞非會議，但發起國中有國家反對，他們反對的理由是什麼，從而使得中國可以心中有數。不過，這些情況在會前還不便通過外交途徑告知中國，於是眉生受命以「民間管道」接洽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在蘇加諾和魯斯蘭的眼裏，眉生是惟一合適的人選。他是華僑，和中國駐印尼使館的工作人員相熟；他是總統「華文秘書」（雖未正式任命），是「很接近總統的人」，其「洩漏」的消息絕對可靠;他還是《新報》的編輯兼記者，不代表官方，只是個「民間消息靈通人士」。「奉命洩密」的眉生，巧妙地將蘇加諾和魯斯蘭授意的情況，用「閒聊」方式透露給稔熟的袁庚領事。而後，黃鎮大使也約眉生「閒聊」。通過這些「閒聊」，眉生相信「他們已經聽明白了」，而且這些「消息」已傳給了北京，參加會議的中國政府可以做到知己知彼、有備而來。

1954年12月，五國總理在茂物舉行會議，、討論亞非會議的最後籌備工作，並決定正式邀請中國政府參加。

中國國務院總理兼外長周恩來、副總理陳毅以及廖承志、黃華、喬冠華等出席了會議。萬隆會議通過的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求同存異」為核心的十項原則，被國際社會普遍認可，成為世界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個里程碑式會議。

作為總統訪華翻譯受到毛澤東讚賞

萬隆會議後，周恩來、宋慶齡相繼訪問印尼，蘇加諾有點坐不住了。一次，在印尼觀看中國代表團演出吋，他情不自禁地對身邊的黃鎮說：「我應該訪問中國了。」按照慣例，印尼外交部需向中方報送先遣人員的名字、職位，等等。外交部清示蘇加諾，「對司徒眉生怎麼報？」蘇加諾想了想說，「總統私人秘書。」

1956年9月30日，印尼總統蘇加諾首次訪華。眉生被臨時加上「總統私人秘書」的頭銜，作為先遣隊成員先期抵達。在準備迎接蘇加諾的北京西苑機場，周恩來從人群中一眼就看見了他，說：「這不是司徒眉生先生嗎？」「我們老朋友又見面了嘛！」接著，周恩來把眉生引薦給了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人：「這是我們在印尼認識的朋友，去年開亞非會議的時候，給了我們很多幫助啊。」

在華期間，蘇加諾日程安排得很滿。9月30日晚，出席周恩來舉行的國慶招待會，毛澤東和蘇加諾總統先後致辭。10月1日，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慶祝大會和數十萬人的遊行觀禮；晚上，觀賞焰火晚會。隨後，蘇加諾還要在首都10萬人歡迎大會、清華大學和懷仁堂發表演說。這些演講，最初由中方派人現場口譯，蘇加諾不甚滿意。到清華大學演講前，蘇加諾臨時換人，要眉生擔任，結果還算滿意。45年後，清華大學聽過該場演講的學生廖集善寫文章回憶道：「總統演講沒有講稿，內容豐富，範圍廣泛，不時引經據典……幸好司徒眉生學長對印尼話和漢語造詣較深，思路敏捷，口才流利，使他能順利進行這場緊張、扣人心弦的演講的翻譯工作。學生的掌聲往往是他翻譯語音停落後爆發的，由此可看出他翻譯的才能。」就這樣，蘇加諾首次中國之行，訪問了10個城市，發表了14次公開演講，其中眉生擔任現場口譯的就有11次。

從中國回來，蘇加諾對眉生更加信賴，甚至有點「寵愛」了。蘇的書房和睡房，必要時，只有總理和副總理才可以到那裏談事，但眉生可以隨時出入。於是印尼坊間傳說，眉生是蘇加諾的「乾兒子」。1959年底，眉生辭去《新報》工作，正式成為「總統私人助理」。總統及夫人數次訪華，或接待到訪的中國領導人，蘇加諾都指定眉生為隨身翻譯，甚至到了眉生不到場他不開口演講的地步。總統出訪或是外國元首來訪，即使有些場合不需要眉生翻譯，他也不能離開，因為總統隨時會問他一些問題。中國領導人周恩來、劉少奇、宋慶齡等訪問印尼時，眉生不但全程陪同，負責翻譯工作，甚至在某些場合被蘇加諾委派為全權代表，陪同劉少奇參觀訪問，這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極其罕見的。

後來，當蘇加諾健康出現問題時，眉生通過前總統侍從醫生胡永良向蘇加諾建議利用中醫治療，並參與從中穿針引線，由中國政府派出了中醫專家組到印尼為蘇加諾治病。為便於協調，眉生便被任命為改組後的印尼總統保健小組秘書，與蘇加諾形影相隨。中醫專家組在印尼期間，還積極為印尼一些政府官員和知名人士進行診治，使許多人愛上了被他們稱為「中國咖啡」的中醫藥治療，使中醫藥學和中醫文化得以在印尼廣泛傳播。

事變中司徒被蘇加諾親令護送離境

正當中印（尼）友好關係向前發展的時候，1965年印尼陸軍右翼軍官發動政變，史稱「9•30」事變，蘇哈托以陸軍部長兼陸軍總司令身份，乘機掌握了實權，一場來勢兇猛的反共、反華、反蘇加諾的風暴襲來了。隨後，發生了震驚世界的血腥大屠殺。據描述，「穿越雅加達市區的芝利翁河被染成一片鮮紅」。

蘇哈托掌握政權後，密謀除掉蘇加諾總統身邊的重要人物。眉生因為是總統私人助理，與總統關系甚深，首當其衝地成為打擊對象。於是，一個企圖秘密綁架眉生的陰謀正在策劃中。幸好眉生人緣好，一位深知內幕的朋友緊急告訴他；已被軟禁的蘇加諾也從一位效忠於他的將軍的報告中，得到同樣的資訊。因此，當眉生請示該怎麼辦的時候，蘇加諾決定讓他暫時去香港避禍，以保護他的安全。

眉生立即回家，把文件在後院燒掉，再把家事安排妥當。兩天後，他帶著自小聾啞的二兒子以出國看病的名義到雅加達馬腰蘭機場，卻被一位軍官阻撓不讓上飛機。眉生要求與總統府通電話，蘇加諾立即命令該軍官讓眉生返回總統府。一回到總統府，蘇加諾馬上在總統府辦公廳主任雅明寫的備忘錄中作了批示：「給地方掌權者發出總統命令，讓眉生去香港。」落款為蘇加諾，日期是1965年11月3日。接著，蘇加諾又把警衛團副團長馬爾韋•賽蘭叫來，命令他次日送眉生去機場，要看著眉生登上飛機，飛機起飛後再回來。第二天，眉生等人輾轉到了機場。為了掩人耳目，馬爾韋•賽蘭安排眉生與蘇加諾總統的醫生劉英昌一起到荷蘭買藥。走上了逃亡之路的眉生他們先飛東京，再到北極安特拉吉短暫停留，最後到了荷蘭阿姆斯特丹。

不久，蘇加諾被徹底剝奪了權力。遠在荷蘭的眉生考慮到「要儘快獲得有關印尼方面的消息，住在歐洲是絕對不行的」，所以他就經荷蘭返回香港。此時印尼政變當局吊銷了眉生的護照，使他無法在香港居留，而且意味著港英政府可把他遺送回印尼。由於他為中國參加亞非會議和中國、印尼的友好交往所作出的巨大貢獻，中國政府對他及其全家都很關注，明確告訴他，可以安置在北京或廣州生活。眉生一方面覺得定居內地，使自己的身份向印尼政府更說不清，落人口實；另一方面覺得這也會給中國政府增添麻煩，於是最終在父親的安排下移居澳門，經商謀生。

梅加瓦蒂任總統後司徒眉生終獲殊榮

在印尼軍事政變後逃亡澳門的日子裏，面臨隨時都會被追抓的艱苦環境，眉生也始終沒有忘記為中國和印尼的友好交往出力。雖然蘇哈托政權開始採取了反華排華的政策，但眉生堅信中國和印尼人民的友好交往一定會繼續，並經常與來自印尼的官員和朋友互通資訊。甚至在印尼鬧糧荒需要進口糧食時，他還和印尼的朋友一起在中國與印尼間秘密進行大米的轉口貿易。特別具有傳奇色彩的是，1981年臺灣「行政院長」訪問印尼，中國對此反應強烈，蘇哈托為了向中國解釋意圖，邀請眉生回印尼，委託他向中國傳話。

由於蘇哈托政權的追捕，眉生被迫離開印尼逃亡到澳門已達16年，此時回去吉凶未卜，親朋好友都勸他不要前往。但為了促進中國和印尼恢復正常的外交關係，眉生置個人安危于不顧，毅然冒險前往。出人意料的是，蘇哈托熱情接待了他，並鄭重地對他說：「你見到中方官員，可以轉告他們：臺灣官員只是一次私人性質的訪問，印尼仍然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中、印尼的外交關係不可能短期恢復，但希望先從外貿關係開始。」就這樣，眉生不計前嫌，拋棄了個人的恩恩怨怨，又一次充當起了「民間外交家」，到北京找到過去的朋友，傳達了蘇哈托的解釋，為恢復中國和印尼的正式外交做出了努力。

中國與印尼邦交正常化以後，特別是1999年蘇加諾總統的女兒梅加瓦蒂當選印尼副總統、不久又當上總統後，對中國採取更加友好的態度，取消了蘇哈托時期對華人的歧視政策，恢復華校、華報和華人社團，甚至把中國的春節也定為一個公共假日，允許華人慶祝。而此時，眉生更是沖在了中國與印尼友好交往的第一線。

在眉生隨便進出總統府的時候，梅加瓦蒂才十來歲，叫他叔叔。中國領導人帶夫人訪問印尼時，蘇加諾就叫她代表母親（第一夫人）作陪，又叫眉生跟著關照她。眉生落難澳門，受監視的梅加瓦蒂曾借旅遊團到香港的機會，約見「司徙叔叔」。後來無論當副總統、還是接任總統，梅加瓦蒂和眉生見面時，還是和小時候一樣，叫他「叔叔」。與客人會面時，仍然請眉生和她同坐一張沙發上。當選總統後才幾個月，2001年的年末，梅加瓦蒂出訪途中，在香港做短暫停留時，於2002年的第一天（1月1日），帶了50多人，不管人多眼雜，硬是以私人名義，專程來到澳門探望長輩——「司徒叔叔」和嬸嬸（眉生的夫人）。眉生感慨地說過，他一生有三個想不到，其中一個想不到的，就是蘇加諾的女兒梅加瓦蒂會當總統。

眉生此時雖然已年過70，但他情繫生於斯長於斯的印尼，日久彌深，他想讓下一代回到印尼，在印尼做些有益當地人民的事情。他回憶起蘇加諾邀請中國醫療專家治病，把中藥稱為「中國咖啡」的往事，進而想開發印尼熱帶草藥的豐富資源，並把這設想告訴了梅加瓦蒂。在梅加瓦蒂支持下，眉生與杭州「胡慶余堂」國藥店合作，於2004年在雅加達設了分號；不久，北京「同仁堂」也在雅加達

落戶。在眉生的撮合下，中國與印尼天然藥物研究開發研討會於2003年12月在雅加達召開，梅加瓦蒂知道後，一定要把開幕式改到總統府舉行。在開幕式上，她還發表了重要講話。

如今穿過歷史的雲煙，當一切都歸於平靜後，當人們再次回顧20世紀中期中國在國際政治舞臺的幾件大事時，才發現都與眉生有著如此密切的聯繫。

（裘偉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