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中國大陸進入全面抗戰階段，當時有不少臺灣人活躍在各條抗日戰線上，儘管他們的政治信仰各有不同，但有一個不可移易的共通信念，就是，徹底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光復臺灣故土。在作家藍博洲的《谷找袓國三千里》中，主人公吳思漢短暫而精彩的生命軌跡，為那段可歌可泣的歷史寫下了最好的注腳。

1945年12月19日起，一連7天，臺灣《新生報》日文刊載了一篇題為《思慕祖國不遠千里——臺灣青年的歸國記》的文章，作者署名吳思漢。通過這篇報導，吳思漢報告了自己為了參加袓國的抗日戰爭，不惜放棄京都帝大醫學部學業，隻身穿越朝鮮半島，過鴨綠江，潛入東北、華北淪陷區，再突破前線封鎖，深入內地，最後終於抵達重慶的艱難而曲折的過程。

但是五年以後的1950年11月29日，「二二八」後改組易名的《新生報》卻刊載了一則題為《不法叛逆危害党國十四匪諜槍決》的報導；這一次，吳思漢成為「匪黨支部書記」，於前一天的清晨六時，與同案的郭鏽琮、許強等醫界菁英，在臺北馬場町刑場「明正典刑」。

同一份報紙，相隔五年，當年愛國青年如何成為國民黨眼中的叛國者？兩相對照，又折射出大時代下怎麼樣的吊詭與荒唐？

根據藍博洲書中記述，當吳思漢歷經千難萬險抵達陪都重慶後，希望投身抗日工作的意願也未得到積極的回應。甚至因為殖民地青年的身份，遭受各種懷疑。當時由於太平洋海戰正酣，美軍準備下一步登陸臺灣，國民黨機關告訴吳思漢，要用飛機將其空投回臺灣，讓他與阿里山遊擊隊聯繫。但是實際情況是阿里山根本沒有遊擊隊，國民黨是想借日本人的刀除掉這個被他們懷疑的特務，最後由於美軍改為沖繩登陸，吳思漢倖免犧牲。

對於當時臺灣青年投身祖國抗戰普遍遭遇的冷遇，1945年7月25日，大公報發表題為《臺灣問題發微》的社評：事實證明臺灣人思慕祖國，是日益高漲著……但在淪陷區，如一鴻溝，突破了這重難關，到自由區以後，又極容易被歧視、被嫌棄，這關更難突破。這年輕一輩，可說未沾點滴國恩，僅應國魂的呼喚回來，對這一片愛國熱情，實在不可無故潑冷水……

這樣的心理衝擊，為吳思漢後來回到臺灣接受左興進步思想埋下了伏筆。而1947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更成為其思想認同的轉捩點。

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真相，如今在臺灣島內已被形塑成為某種政治符號。但是細究成因非常複雜。表面上看是1947年2月27日，國民黨當局因為一次査禁私煙引起警民衝突，最終導致一名緝私隊員開槍誤射當地群眾而引發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但實際牽扯到臺灣半個世紀殖民的國族認同問題、國共內戰導致臺灣民生凋敝以及外力介入的影響。

根據國民黨「國家安全局」《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匪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叛亂案」所載，「二二八事件」時僅有70餘名地下共產黨員，從1948年6月發展約400人，到了1950年全面逮捕時，已經發展到900餘人，足見不少臺灣人已開始從思慕白色祖國轉向紅色祖國。

但是，隨著朝鮮戰爭爆發，在美國扶蔣反共的政策下，退守臺灣的國民黨當局開始在臺灣施行「白色恐怖」統治，大力肅清共產黨勢力，曾經的愛國青年吳思漢最終被捕犧牲，倒在了剛剛光復五年的故鄉臺灣，而許許多投身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臺灣共產黨人的歷史，在國共內戰與冷戰的雙戰構造下，就此深埋地下。

整個戒嚴時期，國民黨在臺灣實行黨禁、報禁、「出國旅遊禁」等政策，並對共產黨人、左翼人士進行殘酷鎮壓，甚至許多並未真正捲入左翼運動的青年也慘遭殺害。在風聲鶴唳的歷史背景下，猶以1950-1960年代鎮壓最劇，左翼力量幾乎是全面滅亡。

進入90年代以後，島內社會的主要矛盾已成「統獨」之爭，圍繞著「統獨」問題，民族認同、族群關係以及以此為中軸而編制新的台灣史，成為支配現實政治和歷史想象的基本要件。

諸如2014年爆發的「太陽花學運」，雖然主因是對分配正義和代議制民主的批判，但最後卻以反對兩岸服貿協議、三通交流為訴求目標。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統獨意識形態」的裹挾下，對於臺灣渴望加入的「跨太平洋夥伴關系（TPP）」，比之兩岸服貿協議，不但是一項新自由主義計畫，更包含遏制中國大陸承襲冷戰餘續的作用，但社會運動者或學生團體卻鮮有洞察。

在新的臺灣史敍述中，將民進黨上臺前的殖民者和鄭成功、清朝乃至國民黨政府都一併視為外來政權，進而重構臺灣的悲情，對成長在解嚴以後的年輕世代的歷史觀點和思想情感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臺灣以「共產主義」和「威權」概念指稱中國大陸，並以此掩蓋冷戰世代的臺灣與美國帝國主義統治的宗主-殖民關係，已經成為各勢力政治修辭的共同語匯。

1960年出生的臺灣作家藍博洲，以報告文學與歷史調査的方式，揭開了臺灣歷史中塵封的一頁。他以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左翼進步人士的奮鬥和犧牲，針對「台獨」敍述與國民黨正統敍述及其變體，接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星星之火，置身於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的歷史畫卷中。

臺灣革命者的悲壯奮鬥，以及臺灣左翼文學的歷史脈絡，構成了貫穿他的文學和歷史寫作的主要線索。無論是《尋找袓國三千里》中的吳思漢還是《幌馬車之戀》中的鐘浩東，這些共產黨人的思想起點都是從反抗日本殖民統治開始，他們帶著樸素的民族情感奔赴白色袓國，又在時代的巨變中堅定地信仰共產主義，最後付出生命的代價。

他文中記述的是台籍共產黨人的歷史，然而勾連其間的卻是日本殖民臺灣以來，從丘逢甲、蔣渭水、李友邦等一批批懷著不同信仰、不同出身的反抗殖民統治的臺灣人的歷史。他們從抗日、反專制暴政到最終左傾，除了個人生命軌跡的延續，更昭示了近代以來，臺灣人從來都與中國大陸的民族解放運動聲氣相通。而對他們的記起與重說，無疑為凝聚兩岸共識，打破冷戰以來，在臺灣島內形成的「雙戰」（內戰與冷戰）條件下形成的霸權構造，創造兩岸關係的新格局提供了靈感與力量。

在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重新找回那段塵封的紅色理想，無論對重新形塑臺灣內部已經被扭曲的國族認同、還是對彌合兩岸政治對立造成的歷史傷痛，都具有積極而深遠的意義。

（王子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