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24日，時任中共隱蔽戰線領導機構中央特科的主要負責人顧順章叛變，被稱作「中共歷史上最危險的」叛變行為。幸虧早已打入中統內部的錢壯飛及時獲取顧叛變的絕密情報，並搶在特務動手之前通知黨中央機關轉移，周恩來臨機制變，在其他同志的輔助下，迅速化解了危機，在上海的黨中央及江蘇省委才未被破壞，黨中央主要領導得以倖免於難。這是我黨隱藏戰線工作經歷的第一次重大危機，是一次巨大的打擊也是一次特殊的考驗。隨後在周恩來的統一領導下，對我黨隱藏戰線進行了重建，使這條戰線變得更加強大而堅實，並在國共兩黨日後的較量中，形成了配合解放軍作戰的「第二條戰線」，擴大了共產黨、解放區的影響，加速了國民黨在大陸的垮臺。

顧順章曾是中共歷史上最年輕的政治局委員之一，也是中共隱蔽戰線的創建者之一，在上海參與創建中央特科，他是主要負責人。因此，顧順章的叛變最要命。第一，他掌控中共隱蔽戰線系統，基本瞭解設置在上海的中央領導機關的地點和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的情況以及住址，他還掌握著由上海輻射到沿江（長江）沿海（東部海岸）有關城市的中共地下組織的有關情況；第二，他是中共隱蔽戰線中既有理論又有實踐的領導人，對中共隱蔽戰線的工作方法及其路數瞭若指掌；第三，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他參加革命是「家庭式」和「行幫式」的，他的家庭成員和他的徒弟及幫友有許多人在他的影響和帶動下也參加革命，又成為隱蔽戰線的成員。他的轉向，他的家庭成員和徒弟幫友很有可能跟著他轉向。

歷史事實也是這樣：當周恩來向顧順章的妻子張杏華通報顧已叛變並瞭解她對顧的態度如何時，張的回答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顧的徒弟陳連生隨他參加革命，顧叛變他也隨之叛變。顧的手下王世德被捕，在上海拒不屈服。當國民黨把他送到南京面見顧本人後，在顧的勸告下馬上叛變。以上這三點足以置上海的中共中央造成最大的危害，所以周恩來稱顧順章是「中共歷史上最危險的叛徒」。同時，顧順章的叛變也給中共隱蔽戰線造成重大危機。

周恩來臨機制變化解危機

顧順章在武漢叛變的消息於第二天（1931年4月25日）就被中央特科潛伏在國民黨特務機關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的錢壯飛掌握。幾經輾轉，直到4月27日上午，中共中央才獲悉這一情報。歷經風險，周恩來冷靜思考，作出如下幾項決定：

第一，中共中央機關和有關同志馬上搬家轉移，並改變聯絡方式。

1927年9月19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中共中央機關從武漢遷到上海。之後，中共中央陸續在上海設立了許多秘密機關。當時的上海中心市區由華界、英租界及法租界組成，中共秘密機關設於英租界居多。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是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界處，路北屬英租界，路南屬法租界。中共中央一遷到上海，愛多亞路附近即安排多處中共秘密機關和中央領導人的住所。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維漢住在路北的淡水路，往西，分別是時任中共主要領導人瞿秋白和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蘇兆征的住所；路南則有中共中央農委，農委機關往東是中央秘書處。中共中央其他一些負責同志多住在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一帶。隨著中共中央組織機構的日益健全，設立的機關逐步擴展到上海其他地方，如石門一路柏德里（現石門一路三三六弄九號）曾為中共中央機關接頭地點；成都北路麗雲坊（現成都北路七四一弄五十四號）曾為中共中央組織部機關，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周恩來差不多每天都來此處理組織工作；戈登路恒吉裏一一四一號（今江甯路六七三弄十號）曾為中共中央文件處；四馬路（現福州路）天蟾舞臺西側雲南路的一幢樓上曾是中共中央秘密機關，供中央常委會開會用。

鑒於顧順章在中共的地位和工作性質，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機關以及有關同志的住所基本在顧順章的掌握之中。顧順章叛變，必須立即搬家轉移。周恩來在陳雲的協助下馬上組織人員搬家，轉移機關和通知有關中共領導搬家或離家避難。好在中央機關和有關中央領導住所之前已經「瘦身」，可以大大減輕搬家轉移或燒毀文件的負擔和縮短行動的時間。這一結果要歸功於周恩來。

長期的革命閱歷使周恩來積累了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在1931年4月9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中央的組織和工作方式時，他提出，中央各部門要精簡人員，要儘量減少文件，內部交通要用口頭傳達的方式，中央常委會和政治局委員不在家中辦公，家中不放文件，黨的領導人也要社會化、職業化。

周恩來的意見是針對當時中共地下工作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而提出解決問題的有效措施。中央文庫建立於1927年，雖有專門的保管員，但沒有專門的文件案管理人才，對文庫內的文件是隨收隨登記，一包一捆堆放起來。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中央和各級黨組織間的文件往來日益頻繁，積存的文件越來越多，必將影響到地下鬥爭的安全。周恩來交代中央秘書處負責人，由被王明宗派主義排斥、正「賦閑」的瞿秋白負責起草一個文件處理辦法。瞿秋白接到通知後，馬上制定了《文件處置辦法》，並立即實施。從此，中共的文件比以前減少了許多，保存和歸文件也規範和安全了許多，能在突發事件發生時迅速轉移或銷毀，避免洩密帶來的嚴重後果。

《文件處置辦法》出臺之前，中共中央文件保管實行「三套制」，即共產國際、中央文庫、中央特科各保管一套。顧順章叛變後，周恩來擔心中央文庫和中央特科保管的文件的安全問題。他立即派人通知代號為「張老太爺」的中央文庫保管員張唯一，說：「情況萬分緊急，立即攜帶文件轉移」。張唯一用了兩輛黃包車，連夜將二十餘箱文件從戈登路（英租界）分幾次運往法租界愷自邇路（今金陵中路）的一幢獨立小樓裏。這裏是張唯一的家，黨內幾乎沒人知道。事後，恒吉裏這個機關沒有受到敵人搜查，中共又繼續使用，後來向忠發叛變時供出這個機關，導致中共地下工作人員張紀恩、張越霞夫婦在此被捕。

周恩來還派陳賡等人到處尋找特科保管的文件，最後確認，特科保管的文件在搬家轉移時已經被迫徹底銷毀。直到這時，周恩來感覺被巨石壓著的心才輕鬆了許多。

被通知搬家轉移的中共有關人員根據不同情況採取了不同的辦法，大多由中共組織安排去處，轉移到顧順章沒有掌握的住所或住進賓館旅社；有的則派人去電去函報警，由他們自行投親靠友避難。據周恩來侄兒周爾鎏回憶：「1931年周恩來和鄧穎超在上海的時候，因為顧順章叛變就直接在我四川北路的家中隱蔽居住。這個地點是周恩來的二伯父周貽康的家，具體地點是四川北路永安裏四十四號，周恩來的父親周貽能也常住此處，為總理夫婦提供掩護和聯絡。」

瞿秋白接到的報警是郵差發過來的信，信中說：「你的母親病得很厲害，快回來看看吧！」接信時，瞿秋白正在家中與茅盾夫婦、王一知以及他的妻子楊之華聚餐。他們隨即收拾行李各奔東西。瞿秋白躲到靜安寺慶餘裏一號茅盾的家（有的說是愚園路樹德里），楊之華暫時住進她在杭州女子職業學校認識的一個朋友家中，過了一夜，怕連累朋友又馬上離開去找瞿秋白。

搬家轉移和改變工作方式在兩三天裏完成，據當時在特科工作參與這項工作的聶榮臻回憶說：「兩三天裏，我們緊張極了，夜以繼日地戰鬥，終於把一切該做的工作都做完了。等敵人動手的時候，我們都已轉移，結果他們一一撲空，什麼也沒有撈著。」

第二，防備顧順章到上海和切斷他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關係。

顧順章被國民黨於4月27日用軍艦從武漢送到南京，原擬馬上隨陳立夫、徐恩曾帶著特務趕到上海執行破壞中共的計畫。周恩來也估計顧順章可能會有這一招，他一面指揮中共中央機關大轉移，一面指示陳賡部署力量，消滅叛徒。在火車站埋伏，一旦顧順章出現，不惜一切代價，殺他個措手不及，盡可能將顧順章處決。不知是顧順章心懷鬼胎，懼怕特科「紅隊」的威力，還是事先已得到他的家屬隨從送來的資訊，他不敢來上海。不管他想不想來上海，或者敢來不敢來上海，有一點是肯定的：徐恩曾對故意隱瞞了許多機密的顧順章並不放心，已把他監禁於南京白露洲大院。但顧順章不死心，千方百計派人和他的家屬、隨從接頭聯繫，探聽中共中央動向，撈取中共搬家後的重要情報。當時中共中央特科派人偵查得知，顧順章有些家屬、隨從明裏暗裏給顧順章傳送資訊提供情報，報告中共中央機關遷移後的新址。有鑒於此，中共中央特委決定採取斷然措施，將顧順章這些線索全部斬斷，清除內部隱患。

第三，將一切可能成為顧順章偵察目標的領導及其他幹部迅速轉移到安全地區或調離上海。顧順章認識和熟悉在滬的許多中共領導幹部和特科戰友，並且還掌握中共地下工作的路數和方法，對在滬的同志造成極大的威脅，他們必須撤離上海，疏散到外地去。

「龍潭三傑」錢壯飛、李克農、胡底一撤離上海，1931年8月到達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李克農行至廣東大埔受阻，輾轉香港，三個月後離港，成功進入閩西蘇區）。特一科科長洪揚生於1931年6月轉到香港，後也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特三科科員邵達夫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項與年先打入贛北德安莫雄部潛伏，後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特四科科長李強轉移出國到蘇聯。

與顧順章關係密切的周恩來在上海活動的處境越來越艱難，至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後，更為艱難，基本上停止工作，等候前往中央蘇區。離開上海前，周恩來有記載的活動是1931年9月中旬在上海一家不知名的小酒店與王明、盧福坦、博古一起討論決定成立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和總負責人人選的會議。在嚴酷形勢下碰頭開會的原因是：鑒於王明將赴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周恩來也將前往中央蘇區，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成立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會上，王明提出博古總負責。商議結果確定博古、張聞天、康生、陳雲、盧福坦、李竹聲等六人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隨後報共產國際批准。同時規定今後在多數中央委員聚集在一起時，須將此事提請中央委員會討論。1931年12月6日，周恩來為中共臨時中央起草致蘇區中央局電。電文指出：國民黨軍正計議大舉進攻鄂豫皖蘇區，「對贛江上游防守較松，紅軍主力似宜乘此改向西進；首取贛州，迫吉安，與贛西南打成一片，鞏固贛南根據地」。同日，周恩來離開上海，於8日抵達汕頭，後進入江西中央蘇區。

與顧順章並肩戰鬥過、曾為其助手的陳賡在上海的步履同樣非常艱難，只好轉移到外地工作。1931年6月16日，陳賡身穿一件灰色絲綢長衫，腳套布鞋，扮作商人。他的副手陳養山裝扮成他的帳房先生，在熟悉天津情況的特科隊員「張麻子」的陪同下，從上海港的太古碼頭上船，乘一艘開往塘沽的英國貨船出發，經過四晝夜的航行，於6月20日到達塘沽，這天恰是農曆端午節。他們歇腳一晚，第二天一早乘火車到天津，住進法租界的交通旅館。陳賡此行的任務是配合中共北方情況人員胡鄂公、楊獻珍工作，營救被捕同志，建立北方特科機構和清查懲罰叛徒。可是，陳賡到達天津時，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楊獻珍在北平被捕，胡鄂公回上海領取營救經費。陳賡只好折回上海。時間不知不覺已是9月12日。不久，陳賡在上海天津路謙泰旅館見到了陳雲，陳雲向他傳達臨時中央政治局的命令：到鄂豫皖紅四方面軍工作。陳賡馬上動身，10月初到達皖西蘇區，擔任紅四軍十三師三十八團團長，後轉任第十二師師長，接續他已闊別五年的軍事生涯，在新的崗位為中共革命事業創造新的業績。

與顧順章是連襟關係，曾是其下屬的譚鐘玉在上海也時刻都有生命危險。他娶了顧順章的妻妹張愛寶，成為顧的連襟。難能可貴的是，顧順章叛變後，譚鐘玉堅決站在中共立場上，與顧順章劃清界限，經受了嚴峻的考驗。在特科處理顧順章叛變後的一些行動中，特科組織機構進行調整，他由特三科科長轉為副科長，充當康生的助手。他堅決服從組織安排，與其他特科人員一起，共同保衛了中共中央的安全。在特三科的工作中，譚鐘玉與特三科隊員周惠年（陳雲稱其為「我黨保衛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相識相知，建立了戰鬥的友誼和感情，經組織批准，二人結為連理。今顧順章叛變，他的身份已暴露無遺，組織把他和周惠年一起派到鄂豫邊蘇區工作。

重構隱蔽戰線

顧順章叛變對中共的危害是極大的，儘管周恩來臨機制變，應對有力，化解了這場危機，但是危害的後遺症仍然是嚴重的，並不時地發酵，對中共組織造成了很大的威脅。特別是昔日的情報網絡已無法繼續保留，與他一起工作的特科幹部也已無法或不適宜在滬繼續工作，必須有新的領導人出來，領導中共隱蔽戰線繼續工作和戰鬥。

1931年5月，周恩來報請中共中央批准，對中央特別委員會及時進行了調整，重新組建中央特別委員會。由周恩來、陳雲、康生、潘漢年、鄺惠安為委員。原有的中央特科進行了改組，將第四科交由中共中央秘書處領導。

陳雲之前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共江蘇省委書記，1931年9月，任臨時中央政治局成員，化名李介生，黨內均稱「先生」，任中央特科書記（也稱「新新公司」書記）兼第一科科長。康生，又名趙容，之前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31年9月增補中共中央委員，臨時中央政治局成員），任陳雲的副手，兼任第三科科長。潘漢年之前已進入特科第二科，兼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任第二科科長。鄺惠安，真名龔昌榮，廣東新會人。大革命時期加入中共，曾任香港特科「紅隊」隊長，1930年10月，奉命調至上海中央特科「紅隊」任隊長。

陳雲等人接手後的中央特科的工作在周恩來的指導下卓有成效，僅陳雲在中央特科工作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就漂亮地完成了好幾項艱巨又重要的工作。《陳雲年譜》記載：從1931年5月至1932年3月陳雲調離中央特科期間，「中央特科主要進行了以下工作：（一）處理由於向忠發被捕叛變而進行的中央機關的再次轉移。（二）調整內部組織，撤銷了負責中央與各革命根據地通訊聯絡的第四科，將電臺移交中央秘書處，其餘3個科進行了精簡縮編。陳雲兼任總務的第一科科長，潘漢年兼任負責警報、情報工作的第二科科長，康生兼任打擊叛徒、奸細的第三科（又稱「紅隊」）科長。（三）安排因顧順章叛變而暴露面目的特科人員撤離上海，如李克農、錢壯飛、胡底等去中央蘇區，陳賡、陳養山去天津，李強去莫斯科。（四）利用各種社會關係，恢復中央特科因顧順章叛變而停頓下來的一些工作，特別是情報工作，發展了一批新的情報關係，在法捕房、英捕房、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上海警備司令部等處都建立了內線聯繫人。如陳雲派一位商務印書館的同事打入英巡捕房政治部，派同鄉沈壽亞打入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組織部，派章秋陽打入金融界，派徐強打入國民黨軍隊等。（五）繼續懲處叛徒，如鎮壓了專門破壞共產黨組織的上海警備司令部員警長王斌、處決了叛變的原中央特科人員王世德等。（六）解決了顧順章叛變後的其他遺留問題。」

除此之外，新的中央特科圍繞保衛上海核心黨組織的中心任務還做了其他重要工作，如成功地在國民黨嚴控的上海新聞媒體上為「伍豪啟事」闢謠，擊破國民黨的反間陰謀，懲處國民黨特工總部上海區區長史濟美以及其他窮兇極惡的特務和可恥的叛徒；在艱難曲折的條件下保衛著中共臨時中央和以後上海中央局的安全等。

顧順章叛變導致中共組織遭到致命打擊的教訓是慘痛和深刻的，且不說「即使是在嚴格保密的地下工作中，黨組織也必須對每個成員尤其負責人加強領導監督，並以政治信念凝聚成員，而努力防止信仰缺失」這一重要教訓，就特科若干組織設置以及工作方法也違背隱蔽戰線的工作規律，因而埋下了致命的隱患。從歷史經驗看來，隱蔽戰線的組織設置必須條塊分開，根據工作性質和活動物件自成系統，不能採取條塊結合，發生橫向聯繫，即使縱向聯繫一般也要單線聯繫。特科卻嚴重違背了這些規律。如中共隱蔽戰線所有工作集中於特委，又為一個人所全權負責，高度集中。若用人不當，負責人叛變，對組織的打擊是致命的。又如特科有些行動採取通力合作，這使參加行動的不同科室的特科人員有互相認識的機會，從中暴露了內部的若干機密，這也是隱蔽戰線工作所忌諱的。再如親朋好友集中在同一條隱蔽戰線，這也是隱蔽戰線工作所忌諱的。像顧順章家近十人：張杏華（顧妻）、張阿桃（顧岳父）、張陸氏（顧岳母）、張愛寶（顧妻妹）、葉小妹（顧妻的表妹）、顧維楨（顧胞兄）、吳韻蘭（顧胞兄妻）、吳克昌（吳韻蘭弟）、吳克昌之妻等，同在特一科，一旦有人出事叛變，是會牽出一大片，產生滅頂之災的。

特科的調整和改組，雖然是對之前的組織設置和工作方法的漏洞進行改進和完善，也是對中共隱蔽戰線的重建，歷史證明是成功的。不由黨的最高領導人擔任特委委員，不把特科權力都集中於一個人手中，特四科併入中央秘書處，特科「瘦身」，行動時各科各司其職，在革命根據地將保衛和情報工作分開，等等，這些都是吸收教訓的結果。特科後來又產生了武湖景、鄺惠安、王世英、賀昌熾等領導人，他們無一不是中共的忠誠戰士，即使鄺惠安與他的戰友孟華庭、趙軒、祝錦明等不幸被捕，也都堅貞不屈，英勇犧牲。至於從1934年6月至1935年2月間，中共上海組織連續三次遭到國民黨特務的破壞，那是中共內部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領導和國民黨加強對中共的鎮壓所造成的，錯不在特科。然而，特科也成了黨內錯誤路線的犧牲品和受害者，不得不於1935年9月停止工作。

中共中央不斷改進和完善隱蔽戰線工作，抗戰期間把工作一分為三，即中央社會部、中央調查部和中央城市工作部（也有稱敵後工作委員會），解放戰爭時期基本沿用這種辦法。中共重建後的隱蔽戰線工作機構及其工作方法，是中共武裝鬥爭的另一種手段，有人稱之為「第二戰線」，為民族戰爭和國內階級鬥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特別是在解放戰爭中有力地幫助人民解放軍的正面戰場，加速了國民黨政權的垮臺。

（劉育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