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條看不見的戰線，每個人都有一段驚心動魂的傳奇；這是一條死守信仰的戰線，每個人都為了同一個黎明奮勇向前；這是一個血色驚瀾的戰線，每個人都做出了無悔的生死抉擇。

他們是偽裝者，戰鬥在敵人的心臟；他們是聽風者，守護永不消逝的電波；他們是利劍，用生命刺破雲霧重重的長夜。他們胸前雖然沒有勳章，但功勳卓著。他們就是戰鬥在我黨隱蔽戰線上的無名英雄們。

毛澤東曾經指出，「我們要消滅敵人，就要有兩種戰爭，一種是公開的戰爭，一種是隱蔽的戰爭。」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向黨的高級幹部指示：「你們只取得了一個勝利，還有一個勝利也就是隱蔽鬥爭的勝利，那將是一個長期而漫長的過程，只有取得了兩個勝利，我們才能說是完全的勝利。」歷史充分證明，黨的隱蔽戰線工作是黨和國家革命事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戰場無形，一人可敵百萬兵

黨的隱蔽戰線包括情報、交通等方面的工作，是一門高度科學的鬥爭藝術，不僅要從宏觀把握戰略層面，還要周密考察每一個戰術環節，甚至具體到每個細節。曾任中央調查部部長的孔原說過：「要做什麼像什麼，注重身份的掩護和隱蔽。隱蔽戰線是一個系統的構成。你是個醫生就得是個名副其實的好醫生才行。」

毛澤東曾評價道，「李克農單槍匹馬，工作搞得很好！」那是1936年2月下旬，經周恩來部署安排，李克農單槍匹馬前往洛川同張學良談判。談判伊始，張學良就開玩笑地說：「我是來做大生意的，小買賣我不感興趣。」李克農機智應答，「我們之間什麼生意都可以做，什麼都可以談。」就以這樣的話鋒，李克農針對張學良提出的問題，闡明我黨的政策主張，揭露蔣介石對外妥協投降、對內消滅異己的陰謀，用事實說明東北軍只有同我黨聯合抗日才有出路。這次談判為同年4月周恩來與張學良在延安的秘密會談打下良好基礎，為加強我黨與東北軍的聯繫，日後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出了重要貢獻。

黨的隱蔽戰線隨著黨的發展而發展，隨著黨的壯大而壯大。在白色恐怖籠罩的危急關頭，周恩來領導創建了我黨的第一個專門情報保衛機構—中央特科，培養和造就了一批隱蔽戰線的傑出領導人和業務骨幹。在中央蘇區時期，中央和各主要蘇區創立政治保衛工作，對配合蘇區工農紅軍粉碎敵人的「圍剿」，發展和鞏固蘇維埃政權，純潔紅軍隊伍作出了特殊貢獻。長征途中，紅軍情報偵察部門及時獲取敵人往來的電報，使中央指揮機關能夠及時瞭解敵人的軍事行動部署，避實就虛，屢出奇兵，擺脫圍追堵截，勝利實現了偉大戰略轉移。紅軍到達陝北後，在爭取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過程中，隱蔽戰線發揮了關鍵作用。抗日戰爭時期，中央先後成立了中央社會部和中央情報部，隱蔽戰線鬥爭進入了專業化的成熟期。我情工人員深入日偽黨政機構，獲取了日偽大量軍政戰略情報和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情報，對配合抗日戰爭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解放戰爭時期，我黨我軍的情報保衛工作得到了更深入的發展。我情工人員深入到國民黨機密決策指揮機關內，及時準確地給黨中央和軍委及各地區提供戰略性和動向性的重要軍政情報，為中央制定解放戰爭的戰略方針提供了重要依據，使我軍在解放戰爭中對敵人的主要情況瞭若指掌，始終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毛澤東評價這個時期「我們的情報工作是最成功的」。

英雄無名，一默如雷步步驚心

隱蔽戰線的特殊性、複雜性、殘酷性，使他們盤桓於龍潭虎穴，時刻都是偽裝者，時刻要提防被敵人發現，時刻都面臨死亡威脅，如履薄冰、步步驚心，靜靜等待被組織「啟動」的那一刻。戰鬥期間，不能轟轟烈烈，甚至要「沉默是金」。他們在複雜而危險的環境中隱姓埋名、掩飾身份，冒著生命的危險為革命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他們或許有更加曲折傳奇、動人心魄的故事，但這些故事常常連同他們的名字一道湮沒在塵封的歷史中，無人知曉。

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保衛工作者，隱蔽戰線的開拓者之一李士英同志，是在中國革命遭受嚴重挫折，黨的處境最為困難的時候參加革命的，又一直在最複雜、最艱難的對敵隱蔽戰線進行戰鬥，經歷了對敵鬥爭和黨內路線鬥爭的嚴峻考驗。1932年5月，李士英同志在上海一次懲治叛徒的行動中，不幸被捕。他被囚禁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牢獄中長達6年，遭受了老虎凳、電刑、水牢等種種酷刑的折磨，兩次被宣判死刑。他大義凜然，堅貞不屈，同反動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用鮮血和生命保衛了黨的機密和組織的安全，體現了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的英雄氣概和高尚節操。他抱定「入黨時就下定了的犧牲決心，一天不死，總要革命」，終於在抗日救亡運動一浪高過一浪的形勢下，經過黨組織千方百計地營救和他自己的堅持鬥爭，迫使國民黨反動當局改判，於1937年8月出獄回到延安。陳雲同志說：「特科出過若干個有名的或者黨內大多數人不知名的有功績的同志。李士英同志就是其中的一個。」

還有被朱德稱之為「我黨情報工作戰線不可多得的人才」的袁殊。從1931年10月到1945年10月，他以多重身份從事地下情報工作達14年之久。袁殊銜命打入CC的特工組織，又憑藉精熟的日語與日本方面建立了情報關係並接受其津貼。1933年後，他還在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工作了兩年。1937年後，袁殊輾轉投到杜月笙門下，國民黨中統和軍統都來拉他入夥。經潘漢年同意後，袁殊接受了戴笠的任命，一躍成為軍統上海區國際情報組的少將組長。因參與制定暗殺汪偽特工總部首腦李士群的計畫，袁殊被捕，幸虧日本領事岩井英一的搭救才得免死。此後，袁殊就不僅是岩井的秘密情報人員，而且是岩井扶持的一名公開的「漢奸」了。這樣袁殊成了罕見的兼具中統、軍統、日本、汪偽、青幫背景的五面間諜，從各方內部為中共獲取了大量情報。據我黨情報人員劉人壽等回憶，袁殊從「岩井機關」獲得的重要情報主要有：1939年英法企圖犧牲中國對日妥協的遠東慕尼克活動，1941年6月，德國即將進攻蘇聯，德蘇戰爭爆發後，日本動向是南進而非北進以及日美談判的情報，這是涉及蘇聯遠東紅軍能否調動的事情，對國內的階級動向也很有影響。

多重角色並不是那麼容易扮演的。肖雲在《榮辱之間鑒真情》一文中回憶，由於長時期的「進入角色」，袁殊的心理被扭曲了，壓抑的痛苦一旦爆發，就會失態。親眼目睹袁殊嚎啕大哭的王季深回憶說，當時的情景和電影《與魔鬼打交道的人》完全一樣。當年同袁殊一起戰鬥在敵人心臟的惲逸群、翁毅夫、魯風等同志，都經歷過這種精神上的折磨。

忠誠無言，為信仰而戰為理想獻身

隱蔽戰線鬥爭的勝負，關鍵也是人的政治素質較量的高下。周恩來對我黨的技術偵查工作，曾經有過這樣的總結：我們軍隊的技術工作，在數學上講是正50分，我們的政治素質也是正50分，二者相加得100分。敵人技術素質是正50分，政治素質是負50分，二者相加等於零。

多少隱蔽戰線上的英雄，正是憑藉著對黨的一片忠誠，為信仰而戰為理想獻身，一生無悔。朱楓，一個為中華民族獨立自由獻出熱血和生命的巾幗英雄，因為工作在隱蔽戰線，直至犧牲60年後，她的名字和她的事蹟才廣為流傳。

1949年11月，新中國已經成立，在香港的朱楓接到黨的指示，到臺灣執行秘密任務。一邊是與家人團聚，享受勝利的喜悅；一邊是冒險犯難，深入虎穴，朱楓毅然選擇了後者。她在家信裏寫道：「這個時候，個人的事情暫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事應該先去做。」到臺灣後，朱楓很快與中共臺灣工委書記蔡孝乾接上了頭，隨即又與吳石將軍取得聯繫。幾天後，朱楓按照預定方案，在基隆碼頭將手中一批重要情報交給中共華東局情報部特別交通員手中。不料，1950年2月，由於蔡孝乾叛變，朱楓在當時尚未解放的舟山定海被捕—此地距離她的家鄉鎮海，僅一水之隔。這是朱楓第二次被捕，她吞金自盡，沒有成功。嚴刑與利誘，朱楓都不為所動。6月10日，朱楓與吳石將軍等4人，高呼革命口號，英勇就義，年僅45歲。

正因為心中有信仰，即便身處險境，他們仍初心不改，本色不變，能坦然面對生死，笑看風蕭水寒。冷少農，原名冷肇隆，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實行「清黨」，冷少農因沒有暴露政治身份，在國民黨軍中潛伏下來。由於長期在外，家人很為他擔憂，多次來信催他回家，指責他「不忠不孝，忘恩負義」。冷少農懷著痛苦和感動交織的心情，給母親寫了5000字的長信，在信中解釋說：「我是把我的孝移去孝順大多數受苦的人類，忠實的去為他們努力……」「我們這樣的做法，自然有一般人不滿意，有些是不瞭解，有些是對於他們有利害關係，隨時都在阻礙我們，反對我們，甚至要殺害我們……」至於要不要回家，他說：「回家的事不能定的，要是革命遲一點成功，或者中間遭了挫折，我自己就死在外面，跑在什麼地方，我也不知道，更說不上回來不回來了。」1932年3月，由於叛徒出賣，南京地下黨的組織遭到破壞，冷少農被捕入獄。在獄中，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和嚴刑拷打，冷少農始終堅守革命氣節、堅貞不屈，最終于當年6月在南京雨花臺刑場英勇就義。

毛澤東曾經說過：今後革命勝利了應該給我們情報戰線的無名英雄發一個大大的獎章。很多無名英雄沒能盼來這枚獎章就早早地離開了我們。他們的名字無人知曉，但他們的功績永世長存！

（于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