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到兩年前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舉辦，「一帶一路」從願景到現實，正在朝著和平、繁榮、開放、綠色、創新、文明的方向不斷走深走實。

正在北京召開的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更是吸引了來自全球100多個國家的數千名代表與會。

在會議召開之前，圍繞本屆高峰論壇將如何共同推動「一帶一路」合作實現高品質發展等問題，《中國新聞週刊》專訪了國家發改委一帶一路建設促進中心主任翟東升。

從「大寫意」轉向「工筆劃」

中國新聞週刊：貫穿本屆論壇的主線是共建「一帶一路」實現高品質發展，為什麼制定這樣一個主線？

翟東升：2019年是「一帶一路」建設推進的第六年。和五年前相比，無論國際還是國內形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就國際形勢而言，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開始奉行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使國際經濟秩序出現波動，中美貿易摩擦加劇。但與此同時，經過五年的努力，「一帶一路」倡議已經得到了國際上的普遍回應。國內而言，中國自身已經從高速發展進入高品質發展的階段，十九大提出要提高對外開放的層次和水準。可以說，「一帶一路」建設已經進入第二個階段。

2018年8月27日，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5周年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一帶一路」建設已經從謀篇佈局的「大寫意」階段轉向精雕細琢的「工筆劃」階段。以此為標誌，此後「一帶一路」的工作重點發生了重大變化。

在第一階段，主要是頂層設計和政策機制的構建上。目前，頂層設計基本完成，重點轉向施工。所以，第二階段的特徵非常清晰，是以專案建設為重點，抓落實。要幹實事，出實招，見實效。圍繞項目建設的一些配套措施和政策也要進一步完善。

中國新聞週刊：本次論壇首次舉辦企業家大會，為工商界對接合作搭建平臺。這一新增環節的用意是什麼？

翟東升：這樣做更呼應了共建「一帶一路」的性質和定位。「一帶一路」本質上是一個經濟合作的倡議。外界總是將其解讀為地緣政治戰略，給它塗上政治或軍事的色彩，這是不準確的。中國一直在宣導，共建「一帶一路」要堅持遵循市場規律，以市場需求為主導，以企業為主體。舉辦企業家大會可以突出企業的主體地位，強調「一帶一路」的經濟合作屬性，這是非常有必要的。

互聯互通仍是重中之重

中國新聞週刊：此前五年，在「一帶一路」建設初期，基建先行。在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方面，是否實現預期目標？

翟東升：基礎設施建設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頭戲，也是基礎，從五年來的成果看，遠超預期。

但也要看到，相較於巨大的市場需求而言，現有成果只是階段性的，基礎設施建設潛力非常大。下一階段，「工筆劃」的線條是重大項目，而重大項目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產業投資和境外園區的建設。尤其是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涉及鐵路、公路、港口、能源管道、水利設施、城市市政設施等多種門類，仍然是下一階段建設的重中之重。

中國新聞週刊：五年以來，中國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有哪些經驗可以讓國際社會借鑒？

翟東升：在國家間戰略對接上，中國做得比較成功。雖然「一帶一路」是中國提出的，但這不僅僅是中國的戰略，而是和世界各國一起遵循共商、共建、共用的理念，平等合作，共同發展。各國都有自己的發展戰略，中國和他們的戰略進行對接，在找到雙方戰略契合點的基礎上協同推進。

以俄羅斯為例，它主推的是歐亞經濟聯盟，於是中國加強和俄羅斯在中亞地區的合作，這是歐亞經濟聯盟和「一帶一路」重合的部分。中國通過採取這種國家間的戰略對接，讓更多國家逐漸認可接受了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聯合國也指出，「一帶一路」倡議與聯合國在2015年通過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達到了完美的和諧。

習近平主席要求在共建「一帶一路」時堅持正確的義利觀，以義為先、義利並舉，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為。也就是要算大賬，不能只算經濟賬，目標要放長遠一點。有些國家可以先予後取，有些可以多予少取，特別貧窮的國家某些時候只予不取。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是希望全世界獲得共同發展，互利共贏，不是你輸我贏。這是中國式合作與西方援助的不同之處，中國的對外合作不附加任何條件，都是有商有量，契合發展中國家的心願。

中國新聞週刊：除了經驗以外，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中方還面臨哪些挑戰？

翟東升：這些年我國企業「走出去」非常迅速，但是大多數企業還沒有實現國際化，缺乏國際化合作經營的經驗。比如，是否熟悉外國的法律，經營過程中是否生態環保優先。人才，尤其是綜合性的人才也普遍面臨短缺，比如一些偏遠發展中國家的小語種人才。這是客觀現實，急不得，只能逐漸積累經驗。

在融資方面，管道相對單一，還沒有實現多元化融資。以進出口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等政策性銀行為主，而且模式也相對單一，多以貸款這種間接融資的形式，債券、股權等直接融資不夠多。國外資本參與得不夠，這一定程度上把風險集中到我們身上，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共建「一帶一路」的大發展，應該吸納更多的國際金融機構參與進來。

借鑒改革開放經驗

中國新聞週刊：在部分「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投資環境複雜，會面臨很大的地緣政治風險和安全風險。如何有效規避風險對於共建「一帶一路」非常關鍵。對此，您有什麼建議？

翟東升：在投資「一帶一路」時，一定要有所為，有所不為。投資項目要仔細篩選，當然首先要有充分的資訊。因此，我們要求中國駐外使館、專業化機構要進行風險評估，減少企業投資的盲目性，提前向企業預警。

中國新聞週刊：建設「一帶一路」共建的境外合作產業園區，是促進中國與共建國家經濟深度融合和互利共贏的重要平臺。2018年上半年，「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在建境外經貿合作區82家，新增投資25.9億美元，占中國境外經貿合作區新增總投資的87％。你對這種模式如何評價？

翟東升：在境外建設產業園，實際上借鑒了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建立各類經濟、科技產業園區的經驗，也就是築巢引鳳。對於經濟基礎薄弱的一些發展中國家而言，建立園區尤其具有現實意義。因為很多「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發展水準低，基礎設施較差，和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很像，國家無法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只能在某一特定區域，進行「聚寶式」建設。

這也有利於產業集聚，形成相對比較完整的產業鏈，使生產成本大幅降低。因此，這種模式受到了很多國家的歡迎，對中國企業自身對外投資也非常有利，單打獨鬥風險更大。

但在調研中我們發現，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企業辦社會的現象。受限於一些國家的治理水準和公共服務能力，園區內部的醫院、商場、學校，甚至道路都是園區企業來建，幾乎回到了中國計劃經濟時期，從長遠來看會給企業帶來很大的負擔，這也是沒辦法的辦法。因此，中國通過和園區所在國政府溝通，提出我們的關切，要求對方承擔起他們應該負擔的部分。我國向這些國家提供援外資金時，可以要求用於園區配套專案，更有針對性。

中國新聞週刊：高品質發展的另一個關鍵字是綠色可持續發展，如何在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落實綠色發展的理念，打造綠色「一帶一路」？

翟東升：中國在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之初，就明確要堅持生態優先的發展理念。在實踐過程中，中國政府部門也是這樣要求企業。一方面要求企業在生產和施工的過程中要注重生態修復和環保減排；另一方面，也投資了很多環保產業，包括新能源的建設，比如風電，光伏發電、核電、太陽能發電等。還有對外輸出中國先進的生態治理技術，比如荒漠化治理，汙水處理等，中國都已經走在了世界前列。

但也要承認，目前的對外投資中仍有傳統產業。政府部門可以考慮制定「走出去」產業目錄，對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產業，不僅在中國不允許建設，也不允許它們轉移，對企業形成一定約束。還要充分發揮行業協會和商會的作用，推行行業自律和內部監督。

（霍思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