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日，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主辦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在北京正式開幕，對話會的主題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建設美好世界：政黨的責任」。大約有120多個國家的近300個政黨和政治組織領導人參加了這次會議。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開幕式上發表了題為《攜手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演講。

這並不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舉行與世界各國政黨的對話。如果從2014年9月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的首次對話會算起，今年已經是第四次。但是國內外一些媒體仍然使用了「首次」這樣的字眼來報導這次對話會，並不僅僅是因為這次對話會的規格和參加人數超過往屆，而主要是因為這次會議的主題把政黨的責任提到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這對世界政黨政治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放眼當今世界，政黨政治在其發源地的西方國家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傳統政黨的政治精英與普通大眾之間的分裂越來越嚴重，而由這種分裂催生的民粹主義正在猛烈地衝擊著西方傳統的政黨政治，從英國的脫歐公投和美國的特朗普當選，可以看出西方傳統的政黨政治在民粹主義的衝擊下捉襟見肘。與西方政黨政治的衰敗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獲得的巨大成功。在短短的的幾十年間，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使得中國從一個積弱貧困的小農經濟社會一躍而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製造業國家。

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夠成功？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政能夠給對世界各國政黨提供什麼樣的經驗和借鑒？對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有什麼樣的意義？筆者以為這是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能夠吸引120多個國家、近300個政黨和政治組織領導人參加的最主要原因。

政黨淪為選舉工具，西方衰落難以避免

西方國家出現的政黨衰落現象並非偶然，而是有深刻的歷史必然性。儘管西方各國政黨的發展過程不盡相同，但政黨缺乏代表性是所有西方政黨的先天性軟肋，精英與大眾的衝突貫穿於西方國家政黨發展的整個過程。

西方政黨產生於議會政治，先有了議會政治，才有了為贏得選舉的政黨，所以，西方各國政黨產生的初衷就是要瓜分既有的國家權力，這可以說是西方政黨的「初心」，這個「初心」決定了西方政黨從一開始就具有強烈的精英色彩，人們通常把早期的政黨稱之為小圈子派別（caucus party）。在這個時期，由於社會大眾尚未覺醒，政治鬥爭主要表現為政治精英內部派別之間的爭鬥，所以，美國建國之初的華盛頓、傑弗遜、麥迪森等都把政黨看作是宗派的同義語。

但是，正是由於西方的政黨僅是選舉平臺，所以一旦選舉結束，政黨中的普通成員就會退出政治，最後是政黨中的精英逐漸嵌入國家機器國家機器，大眾僅僅成為選舉的工具。所以，這種所謂「全民型政黨」（catch-all party）是一種假像，在本質上只是少數政治精英獲取國家權力的宣傳口號，所以，也有一些政治學者把這種嵌入國家機器的政黨模式稱之為卡特爾政黨（Cartel Party）。

事實上，戰後西方國家的政黨政治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卡特爾政黨現象，即名義上的大眾代表而實質上的政黨派別之間結盟或政黨精英與國家結盟。在美國，國家通過法律公開允許資本給參選政黨獻金捐助，政黨與資本結成聯盟成為美國選舉的常態。在歐洲，很多國家的政府直接出錢補貼和資助政黨。按照美國政治學者理查•卡茨和彼得•梅爾的說法，西方發達國家的政黨和國家相互參透，政黨之間合謀組成一種卡特爾聯盟，這就是所謂卡特爾政黨（Cartel Party）。

西方政黨的卡特爾化說明，西方精英政治在產生了兩百多年之後，少數人仍然以民主選舉的名義壟斷著國家權力，精英與大眾的矛盾不僅沒有解決或緩和，反而越來越嚴重。正是這種精英與大眾的疏離與矛盾，催生了西方國家近年來各種左或右的民粹主義。

當前，西方的政黨政治已經陷入了一個難以自拔的困境。一方面，民粹主義借助互聯網的強大力量對西方傳統的精英政治發起攻擊，各國傳統政黨在民粹主義的衝擊下舉措失當，捉襟見肘。但另一方面，西方各國政黨已經深深嵌入國家機器之中，成為現代國家政治體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組織，政治家不通過政黨這個平臺就無法獲得國家權力。即使像特朗普這樣自詡為反抗民主共和兩党精英的「反建制派」，最後還是需要以共和黨候選人的身份才能贏得大選而進入白宮。由於政黨在現代政治中已經成為重要支柱，所以西方政治的興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黨的興衰，如果西方國家的政黨不能自我改革以適應新的時代，西方國家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不忘初心，才能帶領中國走向強大

反過來看中國。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夠在中國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原因無他，在於中國共產黨立党的初心和廣泛的代表性。什麼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講的「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要理解中共的初心，需要從中共產生的歷史來看。

辛亥革命後，中國在政治上開始全盤移植西方的政治體制，包括西方的政黨政治。民國初年，中國出現了300多個大大小小的政黨。但是，這種移植從一開始就註定了難以成功，因為當時中國的情形跟西方實行政黨政治時的情形大不相同。

如前所述，西方國家的政黨政治是在民族國家和憲政體制建立起來以後，逐漸形成的一種競爭性選舉機制。在這當中，民族國家，即現代獨立國家和政治制度確立，是政黨政治的先決條件。而辛亥革命雖然名義上建立了中華民國，但其時的中國並非一個真正主權獨立的現代民族國家。對內，北洋政府的力量基本集中在華北地區和黃河流域的城市中，國家處於分裂狀態和半無政府狀態；對外，西方列強對中國已經構成瓜分之勢。中華民國和憲法都是寫在紙上的東西，遠未成為現實。在這種條件下，政黨政治成了當時中國各種政治力量按照自己主張建國的工具。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孫中山最早看到了20世紀初中國面臨的最根本任務是建國而非其他，中國人民的幸福和中華民族的復興取決於中國能否完成現代建國，現代建國是所有其他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前提。如何建國？在革命黨人並無政治經濟實力的條件下，唯有動員和組織社會大眾進行社會革命，通過社會革命把傳統中國轉變為現代意義上的獨立主權國家。所以，中國的政黨是以建國為目標的革命党、建國黨，而非建國之後的選舉工具。

從民國初年政黨政治的失敗到孫中山提出以党建國概念，使得中國的政黨概念跟西方政黨有了根本的不同。建軍和建國成了中國政黨的主要目標，這顯然跟西方建國之後在議會內部形成的競爭性政黨政治完全不同。

中共在1949年的建國，證明中共已經完全不同於西方政黨。中共已經在其政治框架中凝聚著全體中國人民。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是中國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象徵，碑文上的一段話充分體現出當時中共建國的初衷：「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國旗也都彰顯出中共成立時的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

縱觀世界，政黨在國家政治中扮演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是一個歷史趨勢，政黨的初心、政黨的治國理政能力，決定著一個國家是走向繁榮還是陷入困境或災難。所以，中國共產黨一年一度舉行跟世界各國高層的對話會對世界政黨發展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在對話會開幕式上指出：「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黨，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鬥的黨」，這是對中國共產黨一貫宗旨的重申。早在上個世紀的1956年，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誕辰90周年時就曾指出：進到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中國的面目更要大變。中國將變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毛澤東的預言正在成為現實，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正在與世界各國高層交流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經驗。謹以此文祝賀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圓滿成功。

（寒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