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原子彈之父:鄧稼先

1958年8月的一天,時任二機部(核工業部)副部長的錢三強,對一個34歲的青年人說:中國要放一個大炮仗,要調你去參加這項工作。

這個大炮仗,指的就是原子彈。而這個青年人接到錢三強交與的任務後,就開始消失在親戚朋友的視線裏,開始了長達28年的隱姓埋名。甚至連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工作,每天都在做什麼。同時,這個人,也和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以至於中國整個從無到有的核武器的發展,緊緊地聯繫在了一起。直到1986年6月的一天,他的名字突然同時出現在全國各大媒體的報導中。一個埋藏了28年的秘密,也隨之浮出水面。這個人就是:鄧稼先。

作為同行,楊振寧無法想像,沒有外國人的幫助,年輕的新中國需要付出多大的艱辛才能讓中國原子彈、氫彈的巨響震撼全球。

鄧稼先,1924年出生,漢族,安徽省懷寧縣人;我國傑出的科學家,中國的「兩彈」元勳;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及氫彈的理論設計負責人,核武器研製工作的奠基者和領導者之一。在中國一共進行的45次核子試驗中,鄧稼先參加過32次,其中有15次都由他親自現場指揮。

28年的默默無聞,換來的是中國在世界上響噹噹的核大國地位。這一聲聲巨響的後面,隱藏著不為人知的艱辛?對於這些,有一個人,很清楚卻又不太明白。他就是世界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

楊振寧是鄧稼先的摯友,兩人從小就情同手足,並且都在美國留學學習物理,成績都非常優異,畢業後鄧稼先隨即回到了祖國。

楊振寧並不知道在他獲得諾貝爾物理獎後的一年開始,鄧稼先就在中國西北的大漠深處裏風餐露宿著,用最原始的辦法探尋著原子彈的奧秘。

1971年,楊振寧首次回國訪問,在周總理的安排下和二十年杳無音信的摯友鄧稼先見了面,  楊振寧返程上飛機的時候,向鄧稼先問了一句話:聽說中國的原子彈氫彈研製有美國人的參與,是這樣麼?鄧稼先聽了後笑笑,不置可否,只說了句:你先上飛機,我回頭再告訴你。

作為同行,楊振寧無法想像,沒有外國人的幫助,年輕的新中國需要付出多大的艱辛才能讓中國原子彈、氫彈的巨響震撼全球。

那麼鄧稼先是如何領導原子彈的理論設計的?又是如何用了少於世界其他核大國幾倍的時間完成了氫彈的設計?28年裏,他走過了一條怎樣的不為人知的道路?這條路裏面又隱藏著多少鮮為人知的秘密?

要解開這一個個疑問,還需要從鄧稼先的小時候說起。

鄧稼先見沒人敢跳,自己一個箭步,只聽撲通一聲,掉冰水裏了。等夥伴們把他撈上來,凍得是渾身上下直哆嗦。

鄧稼先出生在安徽省懷寧縣白麟阪的鐵硯山房。清代著名的篆刻書法大家鄧石如,自號完白山人,便是鄧稼先的六世祖。父親鄧以蟄是我國現代美學家、哲學家和教育家。1917年赴美留學,是我國留學生到歐美系統學習的先行者之一。曾任北大哲學系教授、系主任。

鄧稼先出生八個月後,就被抱到了北京,因為父親已經學成歸國並在北大任教授了。學貫東西的父親在他上小學時候就開始讓子女們讀中國的四書五經,同時也要讀世界名著,學習英文、數學等。

鄧稼先的童年生活,充滿著書香並且是快樂的,快樂得甚至都有些頑皮。

有一年冬天,鄧稼先和幾個小夥伴去北海橋玩,就是這裏,橋下有厚厚的冰,冰上鑿了條厚厚的寬溝,幾個夥伴嚷嚷著鼓動:誰敢跳過去,可就是沒人跳。鄧稼先見沒人敢跳,自己一個箭步,只聽撲通一聲,掉冰水裏了。等夥伴們把他撈上來,凍得是渾身上下直哆嗦。

淘氣似乎總和不守規矩聯繫在一起,不過鄧稼先倒是個例外。上小學時有一天天都黑了,也不見鄧稼先回家,母親就叫大姐趕緊去學校看看,一看怎麼著,學生們都走光了,就剩鄧稼先一人規規矩矩地面對著磚牆站著——原來,他是打碎了學校的玻璃,被老師罰站。

鄧稼先小時雖然有些淘氣,但是絕不耍滑,在同學們中間有種傻乎乎的誠懇,這種憨厚的天性,伴隨了他整整一生的道路。

中學時代的鄧稼先,已經不再是個頑童了。變得越發喜愛數學和物理。 這個時候,他開始讀魯迅等人的著作,和眾多的國外小說。他常常對弟弟鄧槜(zui四聲)先說:屠格涅夫的《羅婷》裏有句話說:不要做言語的巨人,行動的矮子,這話說得太好了。此時的鄧稼先的思想已經開始逐漸走向成熟。

就在他的人生觀開始萌芽的時候,平靜的學習生活被侵略者踐踏了。

1941年秋天,鄧稼先考上了西南聯大物理系。西南聯大被後人譽為戰火中的教育奇跡,也是當時的最高學府,而在物理系,更是彙集了眾多知名專家和教授。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7月29日,北平淪陷。

1937年後的一天,發生了一件事,讓鄧稼先終身難忘。在北平淪陷後,父親有個老朋友很快就在偽政府裏謀了一個差事,拿著偽政府發的薪餉。有一天這個朋友夾著公事包前來拜訪,叫鄧以蟄去偽政府任職。鄧以蟄立即勃然大怒,對來人喝斥道,你給我滾出去。這件事多年後鄧稼先數次和弟弟提起。

那個年代,日軍每攻佔我國的一個城市後,都要強迫市民遊行慶祝他們的所謂勝利。有一次鄧稼先實在無法忍受心中的屈辱,當眾把一面日本旗撕得粉碎,並扔在地上狠狠踩了又踩。這事發生後,為安全起見,鄧以蟄只好讓大姐帶著鄧稼先南下昆明。

臨走時,父親對他說,稼兒,以後你一定要學科學,不要學文,學科學對國家有用。鄧以蟄並不是什麼科學救國論者,他只是憑著自己的經驗,寄希望于鄧稼先。但這句話,卻深深地印在了鄧稼先的腦子裏。

而鄧稼先在和弟弟告別的時候,也對弟弟說了一句話:毛弟,我現在只有仇恨,沒有眼淚。這句擲地有聲的話表明:鄧稼先已經成為了一個愛國主義者,並且,這成為他一生的選擇。

1940年的春末夏初,鄧稼先等人一行乘船南下到達上海,稍作停留後繼續南行抵達了當時在英國管轄下的香港。四天后,他們的船又向南開到了越南的海防,再乘車到達河內,從河內經過老街進入中國境內,最後抵達昆明。到昆明後,大姐很快把鄧稼先送到了在四川江津國立九中任校長的四叔那裏,插班讀高三,次年7月,鄧稼先在國立九中畢業。

1941年秋天,鄧稼先考上了西南聯大物理系。西南聯大被後人譽為戰火中的教育奇跡,也是當時的最高學府,而在物理系,更是彙集了眾多知名專家和教授。測得普克朗常數的葉企蓀,對證實康普頓效應有貢獻的吳有訓,對證實正電子存在有過幫助的趙忠堯,等等。

這裏的名師嚴教使鄧稼先的學業如魚得水,他讀書的勁頭比中學時期更進一籌。並且在各個科目上都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46年的夏天,鄧稼先受聘北大物理系助教而回到闊別了六年的北平。在北大任助教期間,認識了兩名和他一生中的關係很大的學生。第一位,是他日後默默支持他的妻子許鹿希;另一位元,是當時在物理系讀書的於敏,二十年後鄧稼先與他合作,為氫彈的理論設計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1947年順利地通過了考試,留學美國。而他留學海外的目的並非是鍍金。而是為了學成更好地為祖國服務。在西南聯大打下的堅實基礎此時在美國學習的時候顯露出來,鄧稼先各門功課優異,並且拿到了獎學金。甚至第二外語課他一次沒上過,居然也能順利通過考試。三年的博士課程,鄧稼先僅僅用了一年零十一個月便讀完學分,並完成博士論文,順利通過了博士答辯,獲得了博士學位。

1950年的8月29日,鄧稼先收拾行李登船回國。他記得小時候離開北平時父親的囑託「要學科學」,他也堅信中國共產黨必將領導建立一個嶄新的中國,而建設國家需要人才。他眼下迫切要做的就是用自己所學的科學知識,報效自己多災所難,在科技方面還遠遠落後於世界其他國家的祖國。

1950年10月,回到祖國的鄧稼先很快被安排在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一直到1958年的8月錢三強交給他任務的那一天。這八年的時光是他一生中最為輕鬆幸福的時候,也是我國剛剛擺脫百年欺淩,建設新中國的黃金時期。

當時,許鹿希就站在鄧稼先的身後,她心裏知道,丈夫正在承受著強烈的愛國心和責任感的折磨,他需要從這首曲子裏獲得勇氣和力量,他要去緊緊地扼住原子彈的喉嚨。

1953年,鄧稼先和許鹿希女士結婚,次年生了一個女兒和一個兒子。1956年,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每天下班回來,鄧稼先就先逗女兒叫爸爸,還要叫「非常好爸爸」、「十分好爸爸」。兒子六七歲的時候,天一黑他就帶著兒子去逮蛐蛐,抓青蛙,常常是爺倆弄得滿身是土回來。週末他們常常帶著兩個孩子去游泳,鄧稼先雖然在物理上頗有建樹,但游泳卻是外行,因為他白白胖胖,兒女們親切地叫他,大白熊。他呢,也樂呵呵地答應著。

但自從鄧稼先從錢三強的辦公室出來後,心裏非常明白,從今以後,他必須隱姓埋名,不能發表學術論文,不能公開作報告,不能出國,不能隨便與人交往,不能說自己在那裏,更不能說在幹什麼,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兒。

對於一個保持著兒時天性的人來說,相當一段時間裏,他有種被束縛的感覺,但是新中國需要原子彈以壯國威。因此,回到家他對妻子說,做這件事,他死而無憾。

而當時世界核子物理方面的情況是這樣的:1941年5月,日本就開始研究原子彈,但跑遍日本和朝鮮,也沒找到可供開採的鈾礦。德國製造原子彈的計畫也因其他國家的阻撓而完結。只有美國可以成噸地生產核原料。

1958年8月開始,鄧稼先調入二機部九院任理論部主任。擔任原子彈理論設計的總負責人。研製工作一開始,是有蘇聯專家幫助的,但後來情況起了變化。蘇共中央很快藉口當時蘇聯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正在日內瓦談判關於禁止試驗核武器的協定,中斷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有關技術資料等協定的專案。蘇方這種背信棄義的做法給中國原子彈的研製工作造成了重大困難。

依靠外援是靠不住的,壓在鄧稼先肩膀上的擔子越發沉重了!

當時對於製造原子彈,國內可以說是一片空白。自主研製,談何容易。從哪里入手?這是鄧稼先第一個要思考的問題。

那一段時間,鄧稼先在思考的時候,常常喜歡坐在陽臺上靜靜地聽音樂。不過,有一天,妻子許鹿希發現他換了個曲子《命運交響曲》。

當時,許鹿希就站在鄧稼先的身後,她心裏知道,丈夫正在承受著強烈的愛國心和責任感的折磨,他需要從這首曲子裏獲得勇氣和力量,他要去緊緊地扼住原子彈的喉嚨。

鄧稼先的思考終於找到了方向,他決定,從中子物理,流體力學,高溫高壓下物質性質三個方向作為研究的主攻方向。不要小看這三個方向。這等於是找到了原子彈喉嚨的位置。

1961年,經過整整三年的計算,鄧稼先帶領的研究人員終於敲開了原子彈設計的大門,原子彈的藍圖基本成型。

接下來,鄧稼先迅速把理論部的人員組成三個組,分別攻關。研究人員開始進入一個齊頭並進的繁忙期,他們用算盤,計算尺,手搖電腦,甚至紙筆來計算著人們難以想像的大量數字,算完的紙一紮紮、一捆捆地裝在麻袋裏,堆滿了屋子。每一個數值都要反復核對,確保準確無誤。一個關鍵資料算一遍要有上萬個網點,每個網點要解開五六個方程式。

有一次,忙了一夜的鄧稼先接聽一個電話,一聽就說計算錯誤了。許鹿希問他,你又沒算你怎麼知道。鄧稼先說我有個粗估,他們怎麼算都不能出我這個粗估範圍,出了,就肯定是錯的。回頭再算。

還有一件事,在1960年,他們曾經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難題。蘇聯專家以前曾經隨口說出一個關鍵數值,後來經過計算得出的結果和蘇聯專家說的並不符合。

就這樣,鄧稼先帶領大家反復演算了九遍,演算紙都從地面堆到了房頂。最終證實蘇聯專家的數值是錯誤的。後來著名科學家華羅庚評價這次計算說這是「集世界數學難題之大成」的一次計算。

1961年,經過整整三年的計算,鄧稼先帶領的研究人員終於敲開了原子彈設計的大門,原子彈的藍圖基本成型。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按照鄧稼先他們的設計,順利地在沙漠腹地炸響。

在這巨大的蘑菇雲的後面,大家可能有所不知,早在一年前,鄧稼先就已經率領原班人馬開始了氫彈的理論設計。

氫彈不是一些人想像的那樣,在原子彈的基礎上提高一步就行了,簡單地說,原子彈是利用核裂變過程獲得能量。而氫彈呢,是利用核聚變的原理獲得能量,二者正好相反,好比是一個打碎一個合併。但是氫彈的聚變反應必須由原子彈裂變時產生的高溫來點燃。這就是為什麼氫彈的研製必須要有原子彈的緣故。

1965年年底,鄧稼先和於敏共同拿出了一個氫彈理論設計方案。經過1966年兩次熱核子試驗,證明了這個方案的正確。1967年6月17日,中國順利爆炸了第一顆氫彈。

氫彈的研製,我國只用了兩年多的時間,這是個什麼概念呢?我們來看一組數字。原子彈製成到氫彈爆炸:美國的間隔是七年零四個月,蘇聯的間隔是四年,英國用了四年零七個月,法國八年零六個月,而中國呢,兩年零八個月。

而鄧稼先因成功研製原子彈和氫彈獲得特等獎之後,很多人問鄧稼先,搞兩彈得了多少獎金,憨厚的鄧稼先總是笑而不答。

1986年,老朋友楊振寧來北京看望鄧稼先,問起這個問題,鄧稼先夫婦最後終於回答了他。一張,十元。不對,是原子彈十元,氫彈十元。當時楊振寧不信,許鹿希嚴肅地說,這是真的,不開玩笑。

鄧稼先一生中極少主動要求照相,但有一張照片卻是個例外。

1979年的一次核子試驗時,核彈直接從高空直接摔在地上,並沒有出現蘑菇雲。當時,作為理論設計總負責人的鄧稼先硬是推開所有人,登上吉普車親自去尋找碎片,查明原因。而因為這次找碎片,鄧稼先受到嚴重的輻射。後來得知這次事故是因為降落傘沒有打開,鄧稼先才放心了,但同時他也知道了自己已經受到了一次致命的傷害。

1980年以後,鄧稼先開始衰老得特別快,1985年,最終因癌症住進了醫院。1986年6月,楊振寧區醫院探望鄧稼先,拍攝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也定格了他們一生的最後一次會面。仔細看,會發現照片上的鄧稼先,嘴角還有沒有擦去的血跡。在此時,微笑的鄧稼先的身體裏,正在大面積地出血,並且,止都止不住。

即使躺在病床上,鄧稼先也時刻沒有忘記我國的核武器發展事業,在此期間,他和老搭檔于敏等同志又做了一件事,這件事情,成了他一生中最後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1985、1986年期間,鄧稼先向中央提出並起草一份建議書,建議書指出,世界核大國的理論水準已經接近極限,並且,他們已經可以達到電腦類比的程度,不需要進行更多的發展,因此很有可能通過限制別人試驗來維持自己核大國的地位。

不要小看這份建議書,鄧稼先敏銳的遠見,使我國在核武器發展方面繼續輝煌了十年,使中國終於趕在全面禁止核子試驗之前達到了實驗室模擬水準。

1986年7月29日,我國一代核子物理學家,兩彈元勳鄧稼先與世長辭。在臨終時刻,鄧稼先叮囑身邊的人最後的一句話是:不要讓別人把我們拉太遠……。

1996年7月29日,也就是鄧稼先逝世十周年紀念日。中國進行了最後一次核子試驗。次日,中國就向世界宣佈:暫停核子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