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1日，國慶35周年。這是文革結束後，中國第一次向世界實況轉播慶祝盛況。

定居於美國洛杉磯的謝震乾突然在電視上看到兩張熟悉的面孔，不是別人，正是六弟謝雨辰和弟媳張金鳳。他們作為臺胞代表，正在接受中央電視臺記者張巨集民的訪問。彼時，對於臺灣人來說，大陸仍是政治禁忌。謝震乾大驚，連忙打電話回臺灣，才發現所有的親友都被蒙在了鼓裏。

其時，謝雨辰攜全家五口，已到北京半年。

「我們回來時，臺灣所有親友都不知道，連3個孩子事先都不知道。」現年71歲的謝雨辰對《中國新聞週刊》說。穿一身簡單隨意的深灰色休閒服的謝雨辰，講話仍帶著濃重的閩南口音，語速很快。身體雖有小恙，但回憶往事，仍很興奮。

1987年7月，臺灣解除38年又兩個月的戒嚴令，隨後的10月15日，宣佈開放臺灣居民到大陸探親。

「我家親友半年內來了二三百個，他們問我，你在臺灣拍電影，不偷不搶又不從政，為什麼冒這麼大風險來大陸？你什麼時候加入的共產黨？」

謝雨辰從未加入共產黨，卻一生被影響。

臺灣孩子眼中的國民黨和共產黨

謝雨辰最初對中共的印象，來自臺灣光復那一年。那是1945年10月，那一年，他6歲。

那時，他與家人住在臺灣苗栗。父親謝錦傳從收音機裏聽到臺灣光復的消息時，欣喜若狂，歷時兩個月，帶著10個孩子一路走親戚，傳播這個好消息。

謝氏家族來自廣東梅縣，一百多年前遷徙來台，至謝雨辰，已是第11代人。母親家族來自福建漳州。「我們的祖輩父輩一直盼望哪天能回來，到唐山去看一看。」謝雨辰說。

在一些臺灣人的記憶裏，唐朝代表中國最強盛的時候，大陸的山比臺灣的山巍峨高大，所以祖國謂之「唐山」。

他們看著軍容整齊的日本敗軍離去，等來一支絲毫不見勝利之相的破敗軍隊，衣著襤褸，滿面疲憊，還扛著大鍋。

「第一次看，雖然有強烈愛國心，但很失望。」謝雨辰說，「而且他們軍紀敗壞。我們從樓上往下看，水果攤、涼茶攤，部隊伸手就吃喝。這些人怎麼這樣？」

不久，謝雨辰16歲的堂哥從他工作的苗栗糖廠被國民黨抓走，再也沒有回來，後來知道是死在臺北一個軍事監牢裏。

「抓走的理由是，參加讀書班。我叔叔還反駁說，讀書有什麼不好。憲兵對他說：那是共產黨！」從此，共產黨在謝家人心裏投射下陰影。

1946年，謝父在高雄開了一家東海貿易行，將臺灣的水泥、糖、鹽、樟腦等運往廈門。全家從苗栗遷到高雄，買了一棟三層樓房。三樓用於出租，房客主要是謝雨辰就讀的鹽埕國小的老師。

這些年輕的外省老師，穿青布長衫，教學生國文，給這些島上的孩子講授中國的歷史和地理。「租住在我們家的老師一天到晚被抓，說是匪諜。我家常常突然間被憲兵包圍，他們亂轟轟地上樓來抓人。」謝雨辰記得，從他家被抓走的老師，前後有七八十個。

後來，父親因生意難以為繼，關掉店面帶家人重回苗栗，開了一個照相器材行。器材行附近總有一個賣救國獎券的小攤販，後來才知道，那其實是國民黨派來監視他的。「我父親氣死了，當場摔東西罵人，從此與國民黨勢不兩立。」謝雨辰說，「這些對臺灣人傷害很深，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

謝雨辰記得，有一次，他從學校放學回家，趕上下暴雨被淋得滿身濕透。父親一個人喝著悶酒，以幾乎是哀號的聲音，絕望地對謝雨辰說：「孩子，爸這輩子是回不去唐山了，你還小，長大了有機會一定要回去哦！」

謝雨辰一直很好奇，「唐山」是什麼樣，「青面獠牙」的共產黨是什麼樣。他從小就聽國民黨的反共宣傳，諸如，共產共妻、吃草根樹皮；兒女不能與父母住在一起；生女孩要被掐死，因為男孩能打仗，女孩不能打仗……

1953年，上初三的謝雨辰常常去一個要好的同學家裏幫他補習英文。這個同學的父母常常往來於臺灣和日本之間。每次他們一走，兩個中學生便大白天放下窗簾，把收音機從客廳拿到狹小封閉的廚房，秘密收聽大陸廣播。

「既害怕又好奇，緊張得滿頭冒大汗。印象裏都是女播音員，聲音很亢奮，播一些‘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之類。當時正是韓戰尾聲。」

約法三章

1964年，26歲的謝雨辰踏入電影行當那一年，聽說了大陸的原子彈爆炸的消息。

「之前美國情報機構已經偵查出來，中國要試爆原子彈。我有一個最好的朋友是ABC，就是生在臺灣，在美國長大的，他父親是蔣夫人的警衛，叫邢林清。他悄悄告訴我說共產黨的原子彈爆炸成功了。」謝雨辰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我特別震驚，中國人也有原子彈了！就這點特別能激起臺灣人的民族愛國心。」

但謝雨辰真正萌生回大陸之意，要到1979年了。那時，他正在香港宣傳他的新電影《大遊俠》。

當年，臺灣當局對於居民去香港仍有著異常嚴格的管制。但是，對電影人卻給了額外的便利。

當時，謝雨辰常在香港複製電影拷貝，這樣就能算作太晚香港合作電影，以免在不承認臺灣的國家發行時，遇到障礙。他的影片也經常需要在香港進行宣傳，所以身為電影人的謝雨辰，常常有機會進入香港這塊集結了各種複雜政治勢力的敏感地帶。

去香港前，需要與臺灣行政院新聞局「約法三章」。

「其中一條是絕對不能與左翼人士來往，比如，《文匯報》《大公報》等左翼報刊，鳳凰、長城等左翼電影公司。」謝雨辰回憶，「還有一條，不能去由大陸出資經營的國貨公司，比如香港裕華國貨公司，那裏賣從大陸來的人參、茅臺、瀘州老窖、枸杞子等。當局規定買賣就是資匪、通敵。」

就在那一年，謝雨辰在香港的報紙上看到了全國人大於當年元旦發佈的《告臺灣同胞書》，稱：「儘快實現通航通郵，以利雙方同胞直接接觸，互通訊息，探親訪友，旅遊參觀。……儘快結束目前這種分裂局面，早日實現祖國的統一。」中國國防部長徐向前同時發表聲明：停止炮擊大、小金門等島嶼。

謝雨辰內心有一種隱約看到希望的感動。停止炮擊，更是讓他感慨萬分。

「當時臺灣人不知道有《告臺灣同胞書》的發表，我馬上回臺灣向親友宣傳，以後服兵役不要怕被派到金門前線了。」

臺灣有強制服兵役的制度，年滿18歲或大學畢業之後，都必須服兵役。年輕人常常有被派到金門、馬祖等前線的風險。一旦有人被派過去，就跟被判了死刑一樣，對於臺灣家庭來說是很大的打擊。

「後來我弟弟就被派到金門，但已經很安心了。所以《告臺灣同胞書》對我來說，是回來一個很大的動力。」謝雨辰說。

借道香港

「找個機會去大陸出出外景吧！」自1979年後，謝雨辰常常這麼開玩笑似的對朋友潘耀坤說。

潘耀坤是香港有名的武術指導，曾指導過胡金銓導演的經典武俠影片《俠女》。文革結束之後，他常回大陸，對大陸情況頗為瞭解。謝雨辰和潘耀坤常有合作，交情很好。

1983年10月，謝雨辰正在美國拍電影《華阜風雲》的外景，突然接到潘耀坤的電話。潘在電話裏十分認真地問他，之前說的話是否算數。謝雨辰說算數。

「他就跟新華社香港分社聯繫，那邊讓他弄一份介紹材料，由新華社直接遞到中共中央統戰部。」

謝雨辰在電話裏口述，潘用腦子強行記憶，再轉述給新華社香港分社的聯絡人，由他們落筆寫成介紹信遞到北京，這樣以免留下證據落到臺灣情報人員手裏。

「大概就講了我為什麼想要回大陸，表達了我回去的誠意。也介紹了一些我在臺灣的導演工作。」謝雨辰1974年開始做電影導演後，已導演過30余部商業電影。

經過潘耀坤的穿針引線，正處於事業上升期的謝雨辰作出決定，冒險帶全家回大陸。謝雨辰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當時所有接洽都是由潘耀坤出面。可惜潘已去世，其間的故事已無法瞭解。

此時，謝雨辰的太太張金鳳仍在臺灣，怕電話被監聽，潘耀坤直接去了臺灣與她聯絡。

張金鳳聽到消息沒有覺得太驚訝。丈夫曾多次與她在深夜裏長談，談到離開臺灣、離開國民黨腐敗統治的可能性。她也是謝雨辰事業上的拍檔，常在他的影片中擔任製片人，

張金鳳開始行動。由於臺灣當局禁止全家一起離境，她首先將婆婆的戶口遷來，充當留守人士，然後報了赴日本、香港和新加坡的旅行團。

「等孩子們放寒假了就走。我們約好在香港見。」張金鳳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正值花甲之年的張金鳳看著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語氣溫婉。

1984年1月，謝雨辰結束了美國外景地的拍攝，回到香港。因為簽證很快過期，不能住飯店，只能住在私人小旅店裏，足不出戶，苦等妻兒來港。

到香港後，他一直未與新華社香港分社聯繫。潘耀坤鼓勵他，可以化個妝去新華社接頭，被他拒絕。

「我說我不要冒這個險。我太太還沒到，我去新華社，如果被情報人員拍了照片，送回臺灣，不就完了嗎？」

一直到3月中旬，張金鳳才帶著大女兒謝伊華、兒子謝天翔和小女兒謝伊雯，隨旅行團抵達香港。他們本來要從香港轉機去新加坡。在臨上飛機前，張金鳳與孩子們趁人不注意，迅速離開。

謝雨辰與潘耀坤正在機場外候著。

張金鳳記得那天一家人在機場團聚時，香港春雨綿綿。他們離開時，機場內正在廣播催促他們登機的消息。

回歸

謝雨辰一家住進了位於香港皇后大道的新華社香港分社招待所。

香港分社負責接待他們的，是一位姓陳的大姐。「她說，謝先生，我們在這裏苦等了你好幾個月，我們知道你1月份已經進入香港，但馬上你又消失掉，我們找遍香港的飯店都沒找到你。我說我香港的簽證已經到期了，要保證萬無一失。她說，I understand。」至今謝雨辰仍記得她不那麼地道的英語發音。

在新華社招待所，謝雨辰向幾個仍蒙在鼓裏的孩子攤了牌，告訴他們從此將在大陸生活。

說服工作持續了一周。雖然時代不同了，但幾個孩子所受的反共教育並沒有任何改變。16歲的大女兒謝伊華是臺北華崗藝校舞蹈班的優等生，之前，大陸曾有一位大提琴家到臺灣各個學校控訴文革，因此，在三個孩子中，她對大陸的抗拒最強烈。她曾偷了護照要回臺灣，只是因為找不到回程的機票才沒有走成。

1984年3月19日，謝雨辰攜妻兒從香港至廣州，21日一大早乘機抵達北京。

「大陸的飛機都是幹部坐的，機艙裏沒有幾個人。空中小姐都穿著長褲子，全世界找不到這樣的。」謝雨辰說。

飛機剛落，機艙裏就湧進來一批接機人員，來自統戰部、全國政協、文化部、電影家協會、北影廠和電影合拍公司等多個部門。謝雨辰聽到他們友善地說：「歡迎你回來！萬一住不慣，我們也歡送。」

因為尊重謝雨辰的意見，北京沒有立刻發佈新聞，而是先安排他們一家回廣東梅縣、福建漳州尋根，又在蘇州、杭州、上海兜了一圈，瞭解祖國情況。此前謝雨辰常常在香港看到大陸宣傳改革開放的文字和圖片，感受到蓬勃向上的氣息，但真正到了大陸，還是感到它的貧窮和落後。

4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消息，稱「臺灣著名電影導演謝雨辰一家到北京定居」。 5月7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楊靜仁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宴請謝雨辰一家，參加的還有統戰部顧問平傑三、文化部部長朱穆之、顧問司徒慧敏等。

謝雨辰回國後，被安排在北京電影製片廠任導演。北影廠每年的拍電影指標只有12個，但額外批給了他每年一部影片的指標。他太太張金鳳任劇組的製片主任。

1985年，謝雨辰在大陸的第一部電影《夜行貨車》開拍，影片共發行400多部拷貝，至今保持著大陸電影單片發行量的最高紀錄。之後，謝雨辰陸續拍攝了《望春風》《烈火恩怨》等影片，票房不菲。1988年起，他連續擔任了第七、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2011年，謝雨辰的小女兒謝伊雯隨民革中央訪問臺灣，親民党主席宋楚瑜親自接待。27年前的1985年，正是在宋楚瑜擔任臺灣「行政院新聞局」局長期間，臺灣影業同業公會做出決定，因謝雨辰夫婦「通匪」，禁止其影片入台。

（楊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