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18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頒佈，為人們盼望已久的灣區雛形，描繪出完整的輪廊。到8月18日，這一規劃綱要已屆出臺半年。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法域和關稅區、流通三種貨幣——這些都是粵港澳大灣區與眾不同的印記，也是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發展路徑。

「中國模式」

灣區摸式為人周知，源於過往歷史上成熟和富有成果的灣區經濟。

地理上而言，若干個海灣相連便能組成灣區。統計資料揭示，全球60%的經濟總量集中在港口、海灣和腹地，世界上75%的大城市、70%的工業資本和人口集中在距離海岸100公里的海岸帶地區。從灣區成長培育出的城市圈，往往對周邊區域具有顯著的帶動作用。

迄今真正具有國際戰略地位的分別是東京灣區、紐約灣區和三藩市灣區三大灣區。

產業、人才和規劃，是推動灣區發展的重要因素。以因科技研發聞名的三藩市灣區為例，此處曾是冶金業發達的「黃金鄉」，掘金潮帶來大量的人口流動和貨物貿易需求，加速了加州基礎設施建設。

二戰期間的電子研究浪潮，以及矽谷的教育和人才優勢，成為三藩市灣區崛起的決定性條件。但整體而言，三藩市灣區是典型的自發性城市群，政府和組織的參與不明顯。

與此不同，粵港澳大灣區的特點在於，將有效的市場模式和有為的政府結合起來，在國內市場經濟最活躍的地區，打破原有的行政區劃壁壘，以強有力的頂層設計推動大灣區從願景轉化為現實。

為什麼要進行這樣的嘗試？

從經濟版圖的變化來看，大灣區設想的提出有其必要性。中國經濟已到轉型關口，數十年的「三來一補」加工業、製造業基地，已經迫切需要從粗放式發展轉向集約式發展，同時提高單位面積的生產效率和收益，讓創新發展路徑成為必由之路。

而回顧香港的成長路徑，也因為過於依賴金融和房地產行業，實體經濟乏力，質遷的増長缺乏穩固的支撐。

在區域內各地方經濟都遭遇瓶頸的狀態下，重新整合資源勢在必行。

粵港澳大灣區的科技企業數量作全球城市群中排名第二。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的領導者鄭永年表示，作為世界上第四個迅速發展、經濟體量龐大的灣區，粵港澳大灣區無需複製世界上已有的三大灣區路徑，它並非橫向意義上的區域聯合。「從我的角度看這個大灣區，對標的應該是歐盟，應該是之前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和TPP。」

粵港澳大灣區擁有龐大的一體化市場，有聯合的根基，同時各個城市的發力點較為單一，如果能夠聯手，便能促進人員、資本、技術等全要素的流動。

從政策頒佈的層面來看，大灣區規劃的內容不斷充實、逐步完善的過程是相當謹慎的，「避免為了創新而創新，為了特區而搞特區」。

2009年，北京大學聯合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發佈歷時三年研究的成果《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首次提出大灣區的雛形，並將此作為跨境區域協調的重點；2016年，珠三角城市群的構想被納入國家「十三五」規劃；此後，《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定》簽署；直到2019年2月《綱要》正式發佈，大灣區的建設框架從模糊到明晰，足用了十年時間。

金融之手

如今，大灣區公佈了不少利好的政策措施。

內地、香港、澳門都對制度進行了持續的創新和改革。內地推出一系列包括營改增在內的稅制改革措施，積極簡政放權，在2017年推出「境外投資者以股息再投資可享受延遞預提所得稅」的政策|吸引境外投資者向大灣區投資。

香港特區政府也啟動了稅務改革，當中包括有意降低符合資格企業「首兩百萬利潤」的稅率至8.25%，減低中小企業在香港營運的成本，配合和善用香港歷來資金、貿易、人才自由的優勢以及「一帶一路」「走出去」等機遇，吸引大灣區企業以香港作為業務、財務和融資的首選地點，為粵港澳大灣區提供高水準、全方位的金融和商業支援服務。

澳門特別行政區則積極參與國際稅務協定，作為「一帶一路」中國與葡語地區的平臺和聯繫人，協助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對外開拓發展。

目前已經成熟的大灣區發展路徑，大都與金融業的成熟有關。如三藩市灣區是高科技+金融，東京灣區是高端製造業+金融。利用金融資產進行城市運營和提質升級，能產生「化學效應」。

《綱要》表明，粵港澳大灣區會建成「國際金融樞紐」，對應了不同城市的定位。

香港發揮的是在金融領域的引領帶動作用，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打造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投融資平臺；廣州是完善現代金融服務體系，建設區域性私募股權交易市場，建設產權、大宗商品區域交易中心，提升國際化水準；深圳則依規發展以深圳證券交易所為核心的資本市場，加快推進金融開放創新；澳門要打造中國-葡語國家金融服務平臺，建立出口信用保險制度，建設成為葡語國家人民幣清算中心。

金融業的完善，是促進其他行業得到提升發展的重要條件。在珠三角龐大的製造業體系中，孕育著無數的創業者，金融中心則將給無數創業者特別是科技型中小企業，帶來巨大的機會。

資料顯示，粵港澳大灣區的科技企業數量在全球城市群中排名第二，每年申請的專利量達4萬件，這個資料超越了三藩市灣區。

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等機構聯合發佈的《2017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深圳-香港地區以「數位通信」為主要創新領域，在全球「創新集群」中排名第二。港珠澳大橋、京港高鐵網的連通，讓深圳、廣州、珠海的交通十分便提，位於金融高地的資源可以第一時間與創業者接觸，提供資訊、經驗和資金。

優勢互補

「9+2」城市群裏，四大中心城市分別為香港、澳門、廣州和深圳。事實上，大灣區的戰略提出之後，擔心和質疑的聲音不少，比如有觀點認為，區域內的城市競爭會比互補的可能更大，歸根到底還是如何協同發展、如何互補的問題。

參與《綱要》撰稿的國家發展改革委原副秘書長范恒山，曾經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解答了這樣的疑惑。他認為在四個中心城市之間不存在替代的問題，具體可以體現在金融形式和內容上都做到了相對的分工。「香港曾經老擔心這個問題，不僅僅是擔心深圳和廣州，也擔心上海，但實踐證明，內地金融中心的發展建設，並沒有沖淡和損害香港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而發展的關鍵在於，錯位發展，一體聯動，相互支撐，共同提升。」

比如，長期以來因為地價過高而被抑制創新活力的香港，可以對接內地的空間和創業資源。從20世紀90年代開端，人們所關注和習慣的是一個典型的以香港為主導而帶動的增長格局，那時候香港占整個珠三角對外商品貿易的70%以上份額，但是，如今整個差距縮小到港澳兩地只占珠三角商品出口的20%~23%。香港此時不再扮演出口的橋頭堡作用，反而是利用其在國際上的優勢地位進行資源彙聚。

有在深圳的創業者公開表示，香港是走向世界最方便的「跳板」。深圳有技術、有人、有闖勁，但缺乏對國際標準的熟悉，而香港市場有極為嚴格的金融監管，是最開放和規矩的市場，有利於投資者進行試練。

以深圳和香港的對接為例，曾經泛珠三角地區的合作停留於經貿合作層面，大灣區的規劃將引領三大實質性轉變一從經貿合作向區域協同創新轉變，從跨地共建生產鏈向共建優質生活圈轉變，從事項合作向系統制度性建構、要素充分流動轉變。

范恒山還表示，過去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結構相似度高，存在著同質競爭；重要公共領域銜接不暢，存在著市場分割；創新要素分散，存在著各自為政。「這些問題如果不解決，粵港澳大灣區要實現協同發展是很困難的。」如今重新強調聚合區域的發展，就是需要重新認識城市間的關係，突破固有的思維，將存在于灣區內的「區內分隔」客觀現狀，轉變為激發創造活力的良方。

目前，即使是以打造「中國版歐盟」為目標，在一些經濟資料上，粵港澳大灣區相比東京、紐約等灣區還存在差距。從產業結構來看，粵港澳大灣區第三產業比重不到70%，目前仍處於工業經濟階段。

而紐約、東京、三藩市三大灣區的這一占比，分別達到89%、83%和82%。三大灣區已經以服務業或資訊產業為主導，完成了由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和創新經濟的過渡。

（莫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