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與民主人士在北平籌備新政協經過

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率中共中央進駐北平。香山是毛澤東和黨中央進駐北平後最早居住和辦公的地方,在這裏,毛澤東不僅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指揮百萬雄師過大江,還與其他中共領導人廣泛會見各民主黨派人士和社會各界代表,精心籌備新政協的召開,譜寫了和平建國、政治協商的新篇章。1949年9月21日,經過精心籌備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開幕,宣告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正式成立。

毛澤東在香山會見黃炎培、沈鈞儒、張瀾等民主人士

毛澤東在入住香山的第二天,就邀請黃炎培到家裏共進晚餐。二人相談甚歡時,毛澤東表示,中國不同於蘇聯,應該有自己的特色,誠懇請求黃炎培來牽中國資產階級這個頭兒。

相似的情形還發生於沈鈞儒和毛澤東的對話間。毛澤東邀請沈鈞儒到自己的雙清別墅做客,同樣真誠地懇請沈鈞儒為新中國的法制建設多出力、多作貢獻。

3月底4月初,毛澤東進城後還專門從香山趕到城裏拜見自己的昔日師友湯操真、黎錦熙、黃國璋等人,建議這些有九三學社背景並準備解散學社的民主人士,保留九三學社,希望他們能更多地團結科學、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積極參政,共同建設新中國。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一直堅持協商建國,重視民主人士,希望民主人士建言獻策,一是因為民主是時代大勢,也是共產黨人孜孜不倦的追求;二是這些民主人士均是各方翹楚,戰爭年代他們奔走呼號,貢獻巨大,建設年代更需要這些既有赤子之心又有專業技能的人才。毛澤東也毫不隱諱中國共產黨對這些民主人士的期許。

中共中央進北平之初,最緊要的工作有兩項:一是指揮人民解放軍打過長江去,奪取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二是廣泛聯絡民主人士,協商召開新政協會議。

毛澤東對這些民主人士特別尊重,每次有老先生到了,他都出門相迎,親自攙抉下車、上臺階。每次會見這些老先生,他都精心準備。一次見張瀾前,毛澤東專門吩咐李銀橋,為了尊重張先生,要找件好衣服換上。李銀橋找遍了毛澤東的所有衣服,都是有補丁的,覺得實在+妥,也有些委屈。他跟毛澤東訴苦:「主席,咱們是窮秀才進京趕考,一件好衣服都沒有。」毛澤東安慰他說:「歷來紈誇子弟考不出好成績,安貧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們會考出好成績!」李銀橋接著向主席請示:「現在做衣服來不及了,要不先借一件穿?」毛澤東淡定地說:「不要借,有補丁不要緊,整齊乾淨就行。張老先生是賢達人士,不會怪我們的。」毛澤東就穿著補丁衣服會見了張瀾。

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也與民主人士積極商談,充分交換意見,其中周恩來最為費心。他經常走訪民主人士,召集民主人士進行座談,並舉行了多次報告會,向這些民主人士介紹情況,分析形勢,闡述黨的方針政策,並對他們提出的疑惑和問題進行令人信服的剖析和解答。尤其在1949年4月初國共北平談判期間,周恩來在短短20天內,先後5次邀集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和大學教授會面,向他們報告談判的進展,聽取他們的意見,並開誠佈公地向他們報告了和談破裂的經過。資訊的公開與真誠的態度,贏得了與會民主人士的理解,這些民主人士也在對談判事態的充分瞭解中,進一步明確了自己的政治選擇。

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對這些民主人士都堅持徹底坦白與虛心求教的態度,向他們解釋政治的及有關黨的政策的一切問題,積極地教育與爭取他們。對政策問題,均予以正確解答,不加回避。除黨的秘密和某些具體策略外,一切可以公開談的都可以談,對政策實行的情況亦據實相告,在強調說明各種重大成就時,也指出困難和缺點。同時,也請他們充分發表並提出意見和批評,以加強共同努力的精神。用民盟前輩葉篤義的話來說:「民主黨派所以逐步擁護共產黨,完全是出於對當時共產黨的正確政策及行動,以及為共產黨員的偉大獻身精神所感染和折服。」

新政協籌備會開幕,23個單位130多名代表齊聚中南海勤政殿

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人的積極準備中,在團結於「正確政策及行動」之下民主人士的推動下,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於1949年6月15日在中南海舉行。開幕當天,23個單位130多名代表從五湖四海彙聚於中南海勤政殿。工人、農民、軍人、婦女與學術、產業各界人士……各個革命階層的代表共同見證了這一偉大歷史時刻。

在開幕會上,毛主席、朱總司令講話後,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陳嘉庚等五位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也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五位先生的講話都.指,向了中國革命勝利之源——人民的努力、中共的領導、

解放軍的作戰。大會在團結、祥和、熱烈的氛圍中進行,象徵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啟。

用當時天津《進步日報》的話來說:「參加新政協的黨派和團體很多,又有全國各區域的代表,有少數民族的代表,有海外華僑的代表,其普遍性不下於全國人民代表會議,由此應可產生一個代表全國的聯合政府,我們希望並相信這個聯合政府可以很快地成立。一個嶄新的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足音跫然,走到全國人民的面前,全世界都看見了。」

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進行了五天,會議一致通過了《新政協籌備會組織條例》,並據此展開工作。籌備會上議定,籌備會下設六個小組,各負其責:第一組擬定參加新政協會議的單位及各單位代表名額;第二組起草新政協組織條例;第三組起草《共同綱領》;第四組擬定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方案;第五組起草大會宣言;第六組擬定國旗、國徽和國歌方案。

參加新政協人選:有人歡欣鼓舞5有人「猶豫不決」

第一組負責擬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是一項繁重的工作。經過組織或個人推薦、本人申請等程序,籌備會反復協商,徵求意見,歷時三個月,終於確定了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其代表的名單,正式代表和候補代表共計662人。

中央統戰部把新政協的單位、人選和各項統計編印成冊,送至中央。毛澤東看了厚厚的冊子後風趣地說,這是一•本「天書」。這些代表來自各行各業,廣泛羅致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其中宋慶齡、章士釗、張治中、

陶孟和、梁思成、周信芳、邵力子等名字尤為耀眼,他們出身、行業、年齡、派別各異,但在中國革命進程中都曾發揮過積極作用,都曾為人民做過好事,都積極投身於新中國的建設。

當然,並非所有的人都願意參加新政協,但「架不住」中國共產黨一再邀請,最後還是應邀加入建設隊伍,這裏面就有近代最大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的董事長張元濟。張元濟歷經幾個朝代,他見過光緒帝、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這樣的經歷在當時新政協代表中是唯一的。張元濟一開始對這個新政權情緒複雜,既有嚮往,又有隔膜,還有故意的疏離。上海市政府多次造訪張元濟,出身商務印書館的陳雲也來介紹情況,張元濟才最後下定決心參加新政協。

與張元濟的拒絕相反的是,一些人則因為沒有被包括在「天書」中黯然神傷。由於時間倉促,雖全力以赴,但難免疏漏,「天書」中政協代表就少了滿族代表。北平一些滿族人看到名單後,黯然落淚。毛澤東知道後說:「一個民族沒有代表,整個少數民族為之不歡。」於是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召開時,專門對此作了補救。

為什麼「社會主義前途」沒有寫入《共同綱領》

草擬《共同綱領》是籌備會另一項重要工作,周恩來擔任第三組組長親抓此事。草案出爐後,多方徵求意見,開會討論修改。

參與其中的九三學社代表許德珩這樣描述《共同綱領》的起草:「在大會開幕以前來到北平的六百多位代表也曾經分組多次地研討,六百多位同人之中,可以說是很少沒有發言的,也更少發言不被重視的;凡是在目前緊要的、能夠辦得到的建議,都是被採納的。這種民主的、實事求是的精神,是值得我們佩慰的。」

之所以要集思廣益,周恩來說:「我們的共同綱領是帶長期性的,是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各路野戰軍和解放區一切人民的共同願望的具體表現,也是各黨派、各區、各界長期合作的基礎,其重要性是不待言的。」

在討論《共同綱領》時,一個重要問題被提了出來,即要不要把社會主義前途寫入《共同綱領》。一些代表建議,雖然現在新中國不能立刻實行社會主義,還有一個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但是遲早是要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所以有必要將社會主義前途寫入《共同綱領》中。經過討論,最後還是以《共同綱領》不寫社會主義前途為准。

毛澤東的考慮是:「綱領中只說現階段的任務,如果再說得遠一點就變得空洞了。」當時周恩來專門出面解釋:「只有全國人民在自己的實踐中認識到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會真正承認它,並願意全心全意為它奮鬥。現在暫時不寫出來,不是否認它,而是更加鄭重地對待它。」

國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各方集智集力、民主協商的結果

第四組對新中國國名的確定貢獻最大。該組在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時,對國家名稱再三斟酌,廣泛聽取意見。

開始許多人都主張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黃炎培則提出用「中華人民民主國」,去掉「共和」。但這時又有不同的聲音,張奚若不同意這兩種意見。他認為,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好,因為人民是指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新中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人民」這個概念已經把「民主」的意思表達出來,因此不必再重複寫上「民主」兩字。

大家商量後,覺得張奚若言之有理,採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名稱。可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名稱也是各方人士集智集力、民主協商的結果。

國旗、國歌確定,國徽留待將來政府決定

確定國旗、國歌和國徽,是第六組的主要任務。在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結束後的一個月左右,《人民曰報》頭版的顯著位置就刊登了向全國徵集國旗、國徽圖案和國歌詞譜的啟事。

當時應者如雲,啟事登出後的一個月,籌備組就收到了大量的應徵稿件,其中:國旗1920件,圖案2992幅;國徽1]2件,圖案900幅;國歌632件,歌詞694首,還有意見書24封。投稿者既有小學生,也有老先生;既有工人、農民、機關職員,也有大學教授、中小學教師、作家甚至自由職業者;既有來自老解放區的投稿,也有來自新解放區的投稿。這些來自四面八方、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應徵稿,表達了全國人民對新政權的熱烈擁護和期許。

在這些眾多的應徵稿中,審査小組挑出38件關於國旗的網案彙編成冊,發給出席政協會議的代表們討論。在毛澤東、周恩來召開的協商座談會上,與會的郭沫若、茅盾、黃炎培、陳嘉庚、張奚若等民主人士在「黃河圖案」還是「五星紅旗」兩個設計之間搖擺不定。

「黃河圖案」紅色做底,象徵革命;左上方一顆大五角星,代表共產黨的領導;中間三橫杠分別代表長江、黃河、珠江。另一個設計則是「五星紅旗」。

當時傾向於「黃河圖案」的人比較多,但張治中卻表達了自己的不同意見。他認為,杠子不能代表河流,

中間三橫杠反而可以視作一種分裂,容易被人誤解為國家的分裂、革命的分裂。而且三道橫杠,也可以看成是金箍棒,三根金縮棒擺在國旗當中顯然不妥。

大家聽後也覺得在理,便把目光集中到「五星紅旗」圖案上。毛澤東向代表們解釋了它的含義,大星代表中國共產黨,四枚小星代表建國時包括的四個階級——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小星圍繞著大星,意味著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同時,四顆小星也可以代表中華民族4000多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和燦爛文化。大家聽了毛澤東的建議,再次熱烈討論後,一致同意了採用「五星紅旗」為新中國的國旗,但也去掉了原有的大星中的鑣刀斧頭。

與此同時緊鑼密鼓進行的還有國歌的徵集工作。籌備組收到應徵稿件600多酋,歌詞將近700件。在徵集國歌的評選討論中,民主人士馬敘倫提議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國歌。

之所以有這種考慮,是源於國際經驗,很多國家在沒有正式國歌前,都是把一首能夠激勵民族精神的歌曲作為代國歌,比如法國的《馬賽曲》,蘇俄在十月革命勝利後也曾以《國際歌》作為代國歌。很多代表和應徵稿件都傾向於用《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國歌,但也有一部分代表和應徵稿件認為,應該修改歌詞中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一句。

座談會上討論熱烈之時,周恩來提出自己的意見,他認為不用修改歌詞,用原來的歌詞更能鼓舞起大家的情感。修改後,唱起來就失去了情感。居安思危,安不忘危,有這麼一句,就可以時刻提醒,警鐘長鳴。與會者聽後又經過熱烈的討論,最後同意《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並交政協會議表決。

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決議,確定了五星紅旗為國旗,並通過《義勇軍進行曲》為新中國的代國歌。幾天後的開國大典上,毛澤東按下電鈕,五星紅旗在《義勇軍進行曲》的旋律中、在萬眾囑目中冉冉升起,標誌著新中國的誕生。

國旗、國歌在中國共產黨和民主人士的協商中敲定,但是國徽的選定卻並沒有這麼順利。因為當時人們對應徵稿並不滿意,於是毛澤東就提議:國旗決定了,國徽可以往後推一推,留待將來政府決定。與會者均表贊成,政協會議也接受了這一建議。

可以說,無論是國旗、國歌的斟酌與確定,還是國徽的推後確定,都體現了時人的慎重與莊肅,也凝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各方人士協商的智慧。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

經過緊張的籌備,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了第一次全體會議。毛澤東在開幕詞中豪邁地宣告:「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選出由毛澤東任主席的政協全國委員會。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沒有普選出來之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

會議通過了臨時憲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還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一致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陳毅等56人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隨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任命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

1949年10月1日,天安門廣場舉行了開國大典,毛澤東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儘管新中國誕生了,但是新政權並未組建完畢,中央人民政府還是個空架子,各個部委等機構尚未正式建立。所以開國大典結束後,又開始了各機關的籌建。

在組織新政府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同樣吸收了各民主黨派和社會賢達人士。當時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中,非中共人士占了一半;全國政協5位副主席中,4位是黨外人士;政務院副總理4位,其中2位是黨外人士;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56位委員中,非中共人士27位;政務院所屬的34個部、委、署中,14個正職是民主黨派或無黨派人士擔任的。可以說,這時候的政府是一個集合了各黨各派、各行各業的多黨聯合政府。

回顧70年前的這段歷史可見,中國共產黨人對待民主人士胸襟坦蕩、謙誠懇切,他們一起共謀建國大業的壯舉已經成為一段佳話。揆諸今日,我們仍能感受到多黨合作的優良傳統、風雨同舟的精神力量在延續,這已然成為新時代中國奮進的磅礴偉力。

(王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