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李嘉誠、何鴻燊、謝國民、林梧桐、陳永栽等香港、東南亞商業巨賈，人們總是充滿崇拜質感，並稱其為財富的「教父」，但是，他們的致富之道也許並沒有這麼光彩。《亞洲教父：香港、東南亞的金錢和權力》一書便披露了他們「骯髒」的發家史和財富秘密，該書作者為史塔威爾。「香江第一健筆」林行止撰寫評論稱，本書不少內容，有待「教父」們自行澄清。

「白手起家」的真相

「華裔大亨多為白手起家」，這是一個謊言。真正白手起家者，最多只占其中五分之一。而多數大亨，均在某種程度上靠祖蔭或父蔭起家。該地區真正發達起來的商人，多為第二代而非第一代。

這些富豪要麼本來就家庭出身優越，要麼是做了優越家庭的女婿。當然這些富豪確實是通過自己的努力，使原有家庭的財富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但這種努力主要是體現在，利用已有的財富做資本，進行政治尋租。

李嘉誠總是說自己小時候如何窮，怎麼沒機會讀書，實際上，在他為富有的舅舅工作之前，他讀過幾年書，然後娶了表妹。他開始的生意得到丈人的經濟支援。毫無疑問，李是一名商業天才，但他的天才在於他搞關係、做交易的能力。而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下，他並沒有體現出多少投資、管理的能力。

史塔威爾指出，「教父」們最熱衷標榜的「出身草根，童年過非人窮困日子」，說法太誇張、失實；史塔威爾還曾以此事質疑「對世界局勢瞭若指掌」的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李爵士沖口而出，說白手興家的豪富多得是，比如邵逸夫、李兆基和霍英東，便是從無到有的典型巨賈。

史塔威爾不以為然，他指出邵爵士為上海紡織富商之後，李兆基的先輩是順德成功的銀莊主人，霍英東確是無產階級出身，但他獲英國**獎學金入名校(皇仁書院，因「二戰」而輟學)就讀——在殖民時代，入讀名校學得英語，等於跳出草根階層、邁出事業成功第一步！顯而易見，在政權易手之際，南來的富家子弟大都身無長物，唯他們除了有富裕階級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還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廣泛的人脈關係，這些都是草根階層人民所完全欠缺的優勢。

專門從事壟斷行業

史塔威爾指出，亞洲這些超級豪富在經商上有兩個相同的特點。第一是他們大都不是從事「最興旺」的出口業，因為做出口生意要面對國際競爭，那意味即使訂單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為，但利潤「普通」，從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貿易尤其是兼營工廠，賺的是「辛苦錢」，而且比較起來是蠅頭小利，因此避之大吉。第二是他們較有興趣的生意是港口碼頭、電信服務、公用事業、賭博娛樂和物業發展，這些項目的共同特點是有專利或只有少數競爭者，因此較易組成卡特爾，進而財源廣進。

人們常有的一個錯覺，以為香港是一個完全自由化的經濟體(弗裏得曼認為它是全球經濟最自由的地區)。實際上，香港的對外經濟(貿易)確實是最自由，但它的內部經濟，卻一點不自由，地產、公用事業、零售等各行各業都被寡頭所壟斷。為了阻擊零售業的競爭，李嘉誠不讓家樂福的運貨車進入長江實業擁有的物業地區，打斷水電供應。

如果扣除李嘉誠在壟斷性資產和操縱市場、內幕交易中獲得的利潤後，即使加上他售「橙」中獲得的巨額收益，他在開放市場上的投資收益，並不比被動投資的收益高。

像變色龍不斷變色

有跡象顯示，東南亞富豪們的財富地位，和他們的「去中國化」程度上是成正比的：與當地文化融合越深，地位越高。

當然，更準確地講，他們的財富地位，與他們的「文化本質」並無太大關係，而是取決於他們的適應變化的能力。無論是早期的殖民統治者，後來的民族主義者，還是日本佔領軍，成功的富豪就是要能夠根據**統治者的變化，不斷改變自己的顏色。比如何賭王鴻燊以二戰時與日本人做貿易起家的。

富豪的選擇性節儉

作者所提到的富豪們所極力要顯示的「節儉」「勤奮」，也令人喟歎。全世界都知道李嘉誠戴西鐵城手錶，或者某富豪飛機只坐經濟艙，等等。但同樣是這些節儉的富豪，卻擁有眾多的豪宅、勞斯萊斯和女人。「教父」們的節儉被稱作「選擇性節儉」。

這些富豪經常稱自己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時。但不要忘記，他們所說的工作可不是一般企業主所說的研究客戶需求，開發新的產品，監督生產流程，而是指使下屬，陪重要人物吃飯，打高爾夫球，和其他的娛樂節目。

官商一體傍權謀利

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的巨富，官商一體(不只勾結這麼簡單)及裙帶關係之深，港官港商不能望其項背，他們中不少行為真的有點像Mario Puzo筆下(也是後來的同名電影)《教父》中的黑社會頭目，此中最臭名昭彰的是蘇哈托的次子湯米，其行徑與西西里黑手黨教父無異。

不過，在中國，「關係」會變得很複雜。即使你搞定了表面上的決策人，但一個小小科員的作梗，都可能讓你面臨麻煩。作者舉的一個例子是新加坡蘇州搞的新城。盡管李光耀是關係高手，搞定了中央政府，但蘇州當地政府的不同意見，導致計劃的失敗。

真正的關係王國就是東南亞：如果你搞定了當權者，就可以把國庫當自己的ATM機，直接從中央銀行提錢。

地域的原罪

雖然人們把新加坡、香港視為發展的模範，但是這兩個城市成功的根本原因，在於富豪們把自己定位為這些地方提供洗錢、走私服務的中心。

新、港兩地，在政治、經濟體制上雖然差別很大，但人均GDP卻沒有大的區別。這意味著，他們的根本優勢，還是在於地理位置和市場定位。

為什麼一貫強調儒家道德的新加坡會開賭場，據說對賣淫態度也比較寬鬆：它的定位就是一個洗錢中心，是經濟罪犯的天堂，許多被印尼所追捕的經濟罪犯都生活在此，新加坡的相當大部分金融資產來自印尼富豪。近幾年新加坡金融業發展很快的一個原因，在於歐洲的反洗錢法規越來越嚴，很多不願見光的資金從瑞士轉了過來。

在導致謝國忠從摩根斯坦利辭職的郵件中，他寫道：「新加坡一直標榜全球化的成功故事，事實上，新加坡的成功主要來自為印尼貪官及商人洗黑錢，現時印尼已經無黑錢可洗，所以新加坡正在蓋賭場，以便吸引他國的貪污資金。」

而香港的起源與走私糾纏不清，本來就不是什麼秘密。

（田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