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港督出身情報官員

香港第一任英國總督璞鼎查，是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的侵華艦隊司令。他15歲就加入了英國海軍，並在印度殖民地服役。1809-1816年之間，璞鼎查化妝成一名伊斯蘭教商人，在印度和中東一帶開展情報活動。

鴉片戰爭期間，在璞鼎查成為侵華艦隊司令之前，香港已經淪陷。璞鼎查到來後，道光皇帝不承認此前割讓香港的談判結果，準備與英國決一死戰。璞鼎查手下兵力不多，而當時清軍仍是亞洲最強大的軍隊。身為英國老牌情報員，璞鼎查具有豐富的敵後活動經驗以及情報分析能力。通過分析情報人員以及傳教士和商人提供的資料，他準確地判斷出：英軍並不需要攻佔北京，即可達到讓清廷屈服的政治目的。因為清朝嚴重依賴大運河的漕運支持帝國的財政開支，只要佔領南京，即可切斷漕運。最終的結果證明，璞鼎查是對的。這也是歷史上香港第一次發揮情報中心的作用。

其後，英國開始了在香港的百年殖民統治。大清國此時搖搖欲墜，孫中山先生也選擇香港作為主要活動基地。1899年10月，興中會、哥老會、三合會首領在香港會見，決定組織興漢會，公推孫文為總會長，這也正是電影《十月圍城》的故事背景。1901年，革命党領袖楊衢雲在香港被清朝刺客暗殺，這一場景也在電影《十月圍城》中體現。

珍珠港事件之後，香港很快淪陷。英軍服務團和中共東江遊擊隊港九大隊，是當時香港主要的秘密抗日力量。在二戰時期，英軍服務團營救了三百多名被日寇關押的軍民和38名被擊落的盟軍飛行員。當時，這些營救行動得到了港九大隊的積極配合，雙方可以稱得上是合作無間。

政治部實為港英特工部門

二戰結束之後，香港重歸英國統治。1946年，英國就開始重建在香港的情報組織，將原本屬於軍情五處的反間諜機構香港辦事處（1934年設立）改組為香港員警政治部。

政治部成立的目的，就是保持英國對香港的統治。1949年之後，對此最大的威脅，顯然是宣佈不承認任何不平等條約的社會主義中國。英國政府非常務實，他們很清楚：要想最低成本地保有香港，既不能和中國政府鬧翻，也不能任由其在香港本土發展基層組織。

1967年，政治部和香港左翼的表面和平被打破。內地的政治變化對香港產生重大影響，雙方鬥爭開始趨白熱化。政治部成為當時鎮壓的急先鋒，設置在摩星嶺的政治部專用的域多利監獄（別稱白屋或者摩星嶺四號），關押了大批左派人士（包括學運、工運和左派媒體的成員）。在香港早期左派人士眼中，摩星嶺四號猶如渣滓洞、白公館。

在一些重大行動中，政治部經常配合英軍行動，曾經出動航母上的直升機突襲左派在北角的總部。實際上，政治部幾乎是完全獨立于香港員警的特工部門。當時，政治部的人事管理和薪酬發放均直接來自於英國本土的MI5。除了進行逮捕和對左派組織的滲透之外，政治部還負責監控和迫害所有親中人士。著名愛國商人霍英東就成為其密切關注的對象。他的多次投資均因為政治部和港英政府的插手而慘敗，後來不得不放棄香港本地的房地產行業。

在當時的香港，政治部的權力是沒有任何部門能比的。據一些老香港員警回憶，即便在街頭巡邏時看到槍戰，只要持槍者亮出證件並且說：“SB（Special Branch，政治部的英文縮寫），做事！”巡警就只能掉頭走。

在港其他情報機構

解放戰爭結束後，香港是當時少數可以和內地保持郵政、資金及人員往來的地區，因此也就成了臺灣特工組織對內地滲透的橋頭堡。1955年，臺灣特工曾策劃了震驚世界的“喀什米爾公主號“爆炸案。儘管當時中國公安部門已經知會香港警方和客機所屬的印度航空公司，卻未被重視。國民黨特工在香港成功安放炸彈，幸好原定乘機的周恩來並未登機，然而多名代表團成員不幸遇難。

如今，臺灣的情報機關仍舊在香港設有情報站，然而其活動也主要以搜集公開資料為主，不再進行暗殺、爆炸等行動。臺灣官方在香港的辦事機構，以中華旅行社和臺北文化交流中心等為主。這類機構的工作人員不享受任何外交特權。因此，臺灣情報機構也沒有必要以此身份為掩護，反而是以散落民間的台商，或者一般市民身份為掩護更加安全。

1947年，美國中情局成立後，就在香港設立情報站。其位置在美國領事館內，工作人員多半以外交身份作為掩護。由於當時中國長期處於完全封閉的狀態，中情局對中國的滲透往往以技術偵查為主，大部分人力情報是採取與臺灣和英國情報機關合作的方式，避免自己的特工人員有所損失。在作為橋頭堡的香港，中情局可以非常方便地獲得內地的報章、檔案和文獻資料等等，通過這些材料瞭解內地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情況。

儘管美國情報機關擅長技術偵查，然而香港本地並無高山，而且香港政府也不可能允許美國架設高靈敏度陣列監聽天線。因此，美國在香港的監聽站規模並不大，大多數僅為獲取香港本土的無線電資訊而存在。

由於香港電信相關法律的限制，進行非法竊聽是存在風險的。至於斯諾登曝光的美國情報機關對香港中文大學的網路節點以及對香港海底通信電纜的竊聽，倒是美國情報機關最喜歡做的事情。因為監控網路可以在香港以外完成，而對海底通信電纜進行監控則可以在公海下手。對美國情報機關而言，這毫無風險，甚至人員都不需要出現在香港本土。

早在清朝，日本就利用香港作為滲透華南的跳板，至今仍然如此。在改革開放之前，廣州交易會是唯一的中國產品出口平臺。在展會期間，外國人員可以隨意進出廣州。很多間諜都會在香港開設一家貿易公司，在廣交會期間進入內地活動。內地反間諜機關同樣也不會放棄這個機會，廣交會的翻譯和工作人員由大量的國家安全人員臨時兼任。這種遊戲持續時間長達30年，改革開放之後，廣交會才漸漸變成了純粹的商務活動。冷戰中的日本情報員自然也不會放過廣交會，當然他們在香港主要還是以獲取經濟情報為主。

英國人走得不「幹淨」

隨著中英1984年的談判落下帷幕，政治部的解散也開始進入倒計時。在部署撤退的時候，英國人走得並不“乾淨”。解放軍駐港部隊進駐之後，在基地內部發現了大量竊聽器，英軍駐港總部所在的添馬艦基地新建大樓內更是密集，有些是在剛剛興建時就已經被裝好，幾乎無法將其全部清理乾淨，所以該大樓幾乎處於停用狀態。駐港部隊僅僅將其作為一處普通基地使用，而並未用作司令部。

第二任特首曾蔭權上臺時，將特首官邸重歸當年的港督府（回歸後改名禮賓府）。在入住前的裝修中，有關部門在禮賓府內也發現了大量竊聽器，至於是否港英特工所為就不言而喻了。當年董建華上臺後，將自己家定為特首官邸顯然不是隨性而為。

與此同時，MI6當然也沒閑著。無論是回歸前還是回歸後，除了以外交人員身份活動之外，在香港活動的MI6特工主要以企業雇員身份為掩護。MI6的活動非常低調，即便在港英時期的香港政府中也沒有相應的對口單位。唯一被確認屬於MI6的常設機構，僅有在香港小西灣附近山上的一處監聽站，回歸前已經拆除。回歸之後，MI6的活動變得更加隱蔽。

按照一般間諜工作的發展套路，領事館必然是官方間諜的主要活動區域，而沒有外交身份保護的人員，在失手之後往往很難受到保護。然而，與其他地方相比，香港有著獨特的環境。首先，香港並無與間諜罪相關的法律，即便是在港英時期，政治部在抓獲他國間諜之後，也只能採取驅逐出境的方式處理。也就是說，在間諜並未涉及到其他刑事犯罪的情況下，香港政府最多只能將其驅逐出境，而不能採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將其控制起來。

（惠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