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關心香港的所有人，無論身處內地還是香港抑或海外，香港大學副教授閻小駿的《香港與亂：2047的政治想像》一書應該都值得一讀。

重讀此書，發現其中的一些預言已經言中——比如香港在「非法佔中」之後社會運動的形式、青年一代的心態，以及至頻仍的政治困局。但更具理論解釋的框架在於，本書從京港兩地如何構建政治信任的角度出發，坦率地勺勒出了北京的「底線關切」、香港的困局與心結。

位置

香港位處中國大陸的南大門位置，就地理位置而言是名副其實的邊陲地帶。在政治邊陲和政治中心之間的信任程度，是決定政治核心將採取何種政治態度與管控政策來治理邊陲地帶的關鍵因素。信任，是政治中心與政治邊陲之間的永恆心結。

從歷史到今天，中國政治處理邊陲問題往往遵循五個原則：第一，是領土統一原則。第二，是主權治權不可分原則，既行使主權、也行使治權。中國政治中從來沒有分割主權與治權的傳統。

第三，是文化多元主義原則。中國政府對於國土疆域之內的邊陲地帶采行文化多元主義的治理手法，第四，是地方自治原則。中國政府對於邊陲地帶的治理，從傳統上始終給予較大的自治空間；第五，是國家認同原則。中國歷代政府在處理政治邊陲事務時，要求就是邊陲社會必須建立起穩固的國家認同，並通過日常行政和社會生活表達出來。國家認同是否穩固，直接決定中央權力對邊陲地帶採取「剿」還是「撫」的政策。

「一國兩制」旨在保證香港在「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這兩項原則。但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更不是獨立。香港，無論是自治空間的存續還是未來發展的保障，都離不開妥善處理自己與政治中心的關係。關係中的核心要素，是政治信任的問題 。

能否建立政治信任，就取決於香港社會是否能夠建立中國的國家認同、接受國家的政治秩序、承認國家的管治權威、維護國家的安全利益和尊重國家的代表標誌。

底線

底線關切是權力中心在邊陲地帶最關注的核心利益和優先事項。這些關切是否得到邊陲社會的切實回應、相應的核心利益是否得到有效保障，也是決定中國歷史上，中央權力對邊陲地帶或戰或和、或剿或撫、政治管束或松或緊的具體政策。

在毛澤東時期，中央的底線關切是香港作為中國通向西方資本主義全球市場的重要通道的地位和作用能否得到維持。正是在這個底線關切下，中央政府採取了對港澳暫時不動、充分利用其獨特地位的辦法。

第二代中央領導層在香港的底線關切，則可用八個字概括，即：「順利回歸、平穩過渡」。

2003年以後，中央在香港的底線關切逐步發生了變化；而這個變化過程是因應香港社會的實際狀況和特區政治中漸次萌生出的新情況而產生的。十八大之後，中央政府和駐港機構主要官員的歷次發言均清晰體現出，中央在港的底線關切已全面轉變為「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這三個要素，勢必成為將來相當長時間內北京研判香港局勢和調整對港政策的關鍵考量，勢必構成未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新的底線關切。

觀念

變局之下，唯有建立起中央權力與香港社會之間的高度政治信任，「兩制」之間的迴旋餘地才會更大，「自治」空間才會更靈活，舍此一端，別無他途。構建新的政治信任的基礎，關鍵就在於香港社會能否在未來的時間裏與北京建立起健康及良好的工作關係；這關涉到三方面觀念的改變——

第一，香港社會亟需改變自己面對國家主體政治秩序時的歷史優越感，和或有或無的不以為然心態。回歸後的香港，政治上不應再繼續是西方國家陣營的一員，而是標準的中國政治體系的組成部分。

第二，香港社會亟需改變或明或暗的、以「高度自治」來抵抗中國影響力、抵制北京管治的觀念和做法。

第三，香港社會亦有必要逐步建立起民族自信、國家自信。回歸多年以來，由於香港並沒有進行徹底的「解殖」工作，本地華人精英階層的某些人始終不能放棄以高等華人自居的態度，在西方和中國內地面前都無法以平等姿態、不卑不亢地處理彼此關係。

北京大學教授強世功曾批評過這一現象：長期的殖民教育使得香港的部分精英以臣服的心態對西方世界全盤認同，喪失了對香港歷史進程的客觀判斷力、反思力和批判力。在文化價值和政治認同上，不少香港精英內心中其實認同英國這個「國」，或美國這個「國」，而不是中國這個「國」。

轉變

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唯有「一國」這個指定動作做好了，「兩制」才有更大和更廣闊的自由發揮空間。在「一國」的問題沒有得到切實保障的情況下，北京和特區政府的注意力都會被牽制道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上。

同樣，香港「逢中必反」的輿論環境也需得到根本性轉變。在回歸之前，由於香港社會習慣性對內地妖魔化的心理和殖民地政府長期的「拒共」宣傳，使得香港的輿論環境發生了極大的扭曲。香港社會的大眾媒體以競相報導中國內地的陰暗面為己任，「逢中必反」，對中國內地的方方面面極盡妖魔化之能事。

如此集中地對自己的主權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進行「轟炸式」的醜化報導，世界罕見。

穩固的中國國家認同，也是中央權力對香港未來發展進行定位的基礎。需要儘快、全面、有效地在全香港的中小學開展豐富多彩和形式多樣的國民身份認同教育，從源頭開始建立起香港未來一代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與自豪感。

還有，香港社會要對國家安全承擔起政治和憲制責任。只有在立法和執行兩方面都具有實質效力的國家安全機制，才能真正體現出香港社會維護國家基本政治秩序的決心，有效回應北京的核心利益和底線關切。

總之，香港社會政治觀念的轉變是最基礎、亦是最重要的工作，應當及早著手進行。

「港獨」

歷史上最早的「港獨」思想與組織，發軔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但七十年代之後，「港獨」思潮和運動均被「民主回歸」的浪潮取代，幾乎被歷史所遺忘。

新世代的「港獨」主義組織最初往往借助互聯網，以快聚快散的形式組成，成員也較為低齡，同時，本土派的抗爭運動也逐漸向更加激進化、有組織化和暴力化的方向發展。

「港獨」思潮在香港「九零後」群體中的傳播，標誌著香港政治對抗圖景中的主要矛盾，極有可能已經發生了三項主要轉變。

第一，香港發生的政治對抗將首次超出本地範疇，對國家的統一、安全和領土完整產生直接威脅。

第二，香港政治對抗的主要形式有可能從1997年以來和平、非暴力的社會運動轉變成暴力、激進的大規模破壞行動和「勇武抗爭」。

第三，在香港反對派政治力量中一直以來佔有主導地位的「民主回歸」派（亦即傳統意義上的「泛民主派」）有可能已被迅速邊緣化，並為更年輕及更激進的政治勢力和組織所取代。

面對新的「港獨」思潮和力量的挑戰，在香港社會建立新的底線政治共識——「基本法共識」一一將變為北京在未來極為緊迫的任務。

往後，接受並認同由基本法所厘定的政治秩序、政治規矩和政治原則，應是任何個人和組織參與香港公共政治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前提條件。

選擇

隨著時間的向前推移，中央政府對香港事務的處理將越來越日常化、專業化和行政化。

高度自治也好、特首普選也好，其目的應該是為了改善香港的治理，促進香港的民生、解決香港的實際問題，而不是為了對抗中央權力、改變中國主體政治秩序甚至醜化中國國家認同。只有擺正了這個位置，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政制改革，甚至「一國兩制」本身，才可能得到北京最大程度的支持和祝福。

總而言之，未來香港社會與中央政府之間的政治信任度越高，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享有的自由度和自治空間就越大，中央對香港的管治就會越以繁榮穩定為主要目標；反之，則「一國兩制」之下的自治空間就會被收縮，對香港的管控就會更以確保國家及政權安全為主要目標。

因此，「一國兩制」發展到今天，香港的「治」與「亂」、「興」與「衰」乃系於香港社會一念之間的選擇——是承認中國的主權，在「一國兩制」架構下尋求最大的自治空間，還是一意孤行，逆潮流而動？香港的未來，真真確確系於香港社會的一念之間。

（閻小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