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蘇之間發生了舉世矚目的論戰。在這場論戰中，蘇方發表了1000多篇文章對中方進行批評，中方也先後發表了近30篇文章對蘇方進行駁斥。中方論戰文章都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或者《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發表，從表面上看，這些文章似乎都出自《人民日報》或者《紅旗》雜誌。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的。近年來隨著一些當事人的披露，這些論戰文章的操刀者——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才浮現在人們的視野中，但這些當事人所關注的重點並不是這個起草小組本身。

客觀來講，這一隨著中蘇論戰日趨激烈而正式成立，隨著中蘇關係徹底決裂而解散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在中蘇論戰中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是中蘇論戰這段歷史不可缺少的一環。本文試著對這一組織的來龍去脈進行初步的梳理。

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的成立

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是伴隨著中蘇之間論戰的不斷加劇而產生的，它的成立有一個過程。

1960年4月，中共中央為了準備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的三篇文章，給胡喬木、陳伯達、陸定一分別佈置了任務。一篇是《人民日報》社論，由胡喬木牽頭，吳冷西協助起草;一篇是《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由當時的《紅旗》雜誌總編輯陳伯達牽頭，幾個副總編輯協助他起草;一篇由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牽頭，由中宣部的同志協助他起草。三篇文章在發表後編成了一本叫《列寧主義萬歲》的小冊子。除起草文稿之外，這些人當時都有自己的本職工作，並沒有形成一個相對固定的隊伍。

1960年夏，為了回復蘇共中央在布加勒斯特會議前夕散發的針對中共中央的《通知書》（即1960年6月21日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央召集吳冷西、姚溱、熊複、鄧力群、胡繩、許立群、王力、張香山、範若愚以及外交部的喬冠華、餘湛，中聯部的伍修權、劉寧一，中央調查部的孔原、馮鉉一起到北戴河，負責起草中共中央對蘇共中央《通知書》的回復。吳冷西回憶：「在1960年開始的時候，在北戴河會議前後寫《答復書》的主要還是幾位秀才親自動手，那個時候大家也比較年輕，都是40歲出頭一點，正是精力旺盛的時候。」當時這些人是從中宣部、外交部、中聯部、新華社、人民日報社等單位抽調的，為了完成反修文章的寫作而臨時湊在一起，任務完成以後，就回到各自原來的單位。

到了1962年，隨著中蘇兩黨之間論戰的加劇，不斷反復抽調人員肯定不利於反修文章的起草和論戰工作的開展，這樣就需要組建一個經常性的寫作班子。這個班子是在之前起草反修文章人員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此外新增加了一些人員。1962年11月，寫作班子中的部分人員就集中在釣魚臺國賓館8號樓開始辦公。作為寫作班子成員之一的崔奇回憶說：「1962年11月28日晚上，陳浚和我帶著評加勒比海危機的最後一篇社論稿到釣魚臺8號樓，送給吳冷西等同志審閱。這篇社論定稿後，吳冷西通知我：『社論發排後你就留在8號樓工作，明天搬到這裏住下來。我作為《人民日報》國際部評論工作人員，從此參加了釣魚臺寫作班子的工作，直到1966年夏天這個寫作班子結束。」因為長期在釣魚臺8號樓辦公，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也被稱為「釣魚臺寫作班子」或者「8號樓寫作班子」。

寫作班子在一段時間內沒有具體命名。1963年2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會議「討論了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問題」。「會議決定：正式成立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直屬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組長康生，副組長吳冷西。小組成員有廖承志、伍修權、劉甯一、章漢夫、孔原等。」這個小組的其他成員還有「許立群、姚溱、喬冠華（他在中蘇兩黨會談開始後被指定為副組長）、王力、範若愚、胡繩、熊複。不久，胡繩和熊復因病都沒有參加這個工作。陳伯達是非正式的『機動成員，有時參加，有時不參加」。「喬木同志因為身體有病，從1961年夏天起就完全離職療養。毛主席叫他不要做任何工作，專心休息。所以他沒有參加這次反修文稿的起草。」

至此，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這一組織正式成立。

吳冷西回憶說，隨著論戰的不斷開展，「後來才慢慢增加一些幫手，主要目的是培養人才。一般的稿子先給他們講一講，由他們起草，然後再同他們一起修改」。崔奇回憶說：「除了小組成員，先後調來幾個年輕的助理工作人員，有賈一血、朱庭光、崔奇、劉克林、萬光、陳思明，1963年夏天來了兩位大校——范戈、錢抵千，後期還有孫軼青和薛真、王嶽西。」

這個反修文件起草小組的直接領導者是鄧小平。據《歷史的腳步——人民日報國際部史料集萃》記載：「一般情況下，每篇文章和文件，先由幾位秀才負責考慮大綱，由助手們起草初稿，然後康生、吳冷西主持開會集體討論、修改，往往在8號樓這個範圍內就要返工幾次，修改幾次，達到大家認可時，再送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主持書記處會議進行討論修改，有時當場改好通過，由小平同志送給毛主席和其他常委審閱，更多的時候是聽取小平同志和參加書記處會議同志的意見後，再返回8號樓來改寫和加工，重新送審。」閻明復也回憶說：「文件起草小組組長是康生，實際上是鄧小平領導的。」

其實，文章的最終定稿者是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傳》中「中蘇論戰」這一章節有很多毛澤東對文章親自進行修改和敲定文章發表時間的描述。

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的輔助組織

為了保證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工作的順利開展，還先後成立了幾個輔助組織來協助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

其一是翻譯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起草的這些文章，最終目的是為了讓蘇共中央及其領導人看的。當這些文章最終定稿以後就需要翻譯成俄文，通過外交途徑轉達蘇方。有時，為了讓世界上其他國家也能夠瞭解中蘇之間爭論的真相，還需要翻譯成其他語種的文字。起草小組本身任務已經很重，如果再兼顧翻譯的任務，就比較困難，這樣中央就專門為起草小組配備了翻譯組。

1957年1月，中央辦公廳翻譯組成立，閻明復任組長，其主要任務是為中央領導服務。閻明踅回憶：「為了把論戰文章和信件譯成俄文，在成立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的同時，也相應地組成了一個翻譯班子。以中辦翻譯組為基礎，先後借調何長謙、歐陽菲、劉莫陽、林莉、林蘊華、羅正法、任天聲、臧達楠、李媚、林鷹等，參加翻譯工作。」並且翻譯小組有一項特權，那就是旁聽起草小組的會議。「為讓翻譯們及時接觸文章，以便能領會文章精神，準確翻譯，我作為中辦翻譯組組長，可隨時去釣魚臺旁聽起草小組討論文件的會議，有時也對文章的文字表述方面提一些意見，當然很少了。」

翻譯組相對于文件起草小組，工作方式比較靈活，「有任務時翻譯班子成員都來釣魚臺，沒有任務時各回原單位」。到了論戰後期，「在翻譯『九評』時，翻譯班子擴大為俄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日文五個語種。因為人數眾多，翻譯班子搬到西黃城根華北飯店」。

有時候，翻譯組的任務也是比較重的。1960年9月中蘇兩黨會談期間，因為要對原定的發言稿進行修改，這樣翻譯稿也要作相應的修改。雖然「由於原來準備的稿子已經有了初步譯文，所以定稿後翻譯時只需略加修改就行」，但「修改好的翻譯稿當夜列印已來不及，於是決定第二天小平同志發言時先同聲傳譯，講完以後再印發。翻譯同志很辛苦，忙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又作同聲傳譯」。翻譯組的任務也是隨著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任務的終結而終結。

其二是叢書出版小組。中蘇淪戰開始後，為了能夠在論戰當中對蘇方進行有力批判，必須弄清楚蘇方那些所謂的新老修正主義者的觀點。由於歷史原因，中方很少翻譯出版這些修正主義者的作品，當時情況下中方對馬克思等人如何批判這些修正主義者是清楚的，但對這些修正主義者本身的觀點、思想卻並不清楚。為了論戰的需要，「根據中央的決定，在中聯部『十八所』集中幾十位理論工作者和研究人員，分為七個組，負責編輯出版幾套叢書：一套是封面用紅字的叢書，摘錄馬恩列斯的有關論述；一套是灰皮黑字的叢書，搜集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代表作和言論以及現代修正主義的言論，後來也包括赫得曉夫的言論集；一套白皮藍字的叢書，是有關帝國主義擴軍備戰和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現狀的資料」。

「灰皮書」的出版工作由中宣部統一領導和部署，「陸定一部長指定中宣部出版處處長包之靜同志和副處長許力以同志具體責，並在中宣部內專設立了一個外國政治學術書籍編譯辦公室總司其職，任命人民出版社的副總編輯范用同志為該室主任，馮修蕙同志為副主任。人民出版社也成立了國際政治編輯組，負責組織編譯出版事宜」。「承擔這套『灰皮書』的規劃和翻譯任務的是中央編譯局，當時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同志兼任該局局長，王慧德同志為副局長，他們兩人一直直接領導這項工作。」「『灰皮書」的編譯工作除中央編譯局的同志參加外，我們幾家出版社還組織了一批歷外文又熟悉理論的專家參加，因為許多著作內容深奧，又有好多不同的文種，所以很難翻譯3」並且「為了配合中央四面出擊的反修鬥爭，『灰皮書』在1963年和1964年出版最多，超過了一百種。除上面提到的一些帶有學術理論性的『反面』著作外，很多都是有針對性的，以及時提供給反修領導班子撰寫『九評』時的參考之用」。這些翻譯出版的叢書，對當時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的工作包到了積極的作用，論戰結束之後，「灰皮書」的出版繼續了一段時間。

其三是資料方面的保證小組。中蘇論戰當中牽涉方方面面的問題，一個反修文件起草小組很難掌握全面的情況，因此「釣魚臺寫作班子工作人員在起草文件過程中需要瞭解哪方面情況，搜集哪方面材料，請教哪方面專家學者時，總是得到兄弟單位包括中聯部’外交部、中宣部、中央編譯局、中央黨校、中央調查部、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社的大力支持和幫助。這就是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之下，8號樓這個小集體之外，還有一個大集體，大家直接間接地都參加了這一場『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的戰」。

中聯部吳興唐回憶說：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連續發表了九篇評論文費（即『九評』），以激烈的言辭批駁了公開信的觀點。」「當時，我與寫作班子多有聯繫，經常按要求提供材料。他們需要的材料，有時候是比較系統的分析性文章，如德國黨是怎麼看待中蘇分歧的？他們發表了哪些文章，觀點是什麼？有時候是很細的具體材料，如烏布利希是如何攻擊中國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原話是什麼？」「1963年8月底，根據寫作班子的要求，部領導佈置我撰寫共運論戰的大事記，供寫作班子寫『九評』中的第一評《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參考。我在5天內完成，受到了好評。」「這些材料，有時候先報給伍修權，有時候由於要得很急，領導就讓我不用上報，直接送到釣魚臺去。」

此外，還有1963年8月成立的史學反修組，主要承擔史學反修的撰寫、編譯蘇聯修正主義史學相關資料，以及為中蘇邊界談判提供歷史資料等任務。寫作班子成員之一的崔奇回憶說：「為了瞭解『黃禍論』的由來及其歷史，我去歷史學家黎澍同志家裏向他請教，他為8號樓寫作班子趕寫了一份兩三萬字的《有關『黃禍論』的一些歷史材料》，對我們起草這一章節有很大幫助。」這些組織客觀上也起到了為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服務的作用。

綜上可以看出，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的工作能夠順利進行，除其自身成員的積極努力之外，還與其他的一些週邊組織的積極幫助有著很大的關係。

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的任務

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的主要任務當然是反修文章的寫作。《沿著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列寧主義萬歲》這三篇文章，《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陶裏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在莫斯科宣言和聲明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分歧從何而來——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論陶裏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列寧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評美國共產黨的聲明》這七篇文章，《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以及九篇評論《給蘇共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的文章等，都是出自起草小組成員之手。

其實，除承擔反修文章的寫作之外，起草小組還承擔著其他一些任務。論戰當中，中蘇雙方領導人往往進行針鋒相對的交鋒，中方領導人的講話稿也出自起草小組成員之手。

1960年9月，中蘇兩黨在莫斯科舉行了會談。中方的代表團成員除鄧小平、彭真這兩個正副團長以及中聯部、外交部一行幾十人外，「還有一批秀才，因為要準備可能有激烈爭論，準備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需要準備材料」。這批秀才後來大都成為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成員。還有1960年10月1日，26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參加的起草委員會會議在莫斯科召開，主要是討論為全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準備一個聲明草案。「中蘇兩黨會談，特別是起草委員會會議，我們代表團去的人比較多，因為估計文字工作任務很重，所以大部分秀才都去了。」

1960年11月，81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代表會議，釣魚臺寫作班子成員康生、吳冷西、胡喬木、劉甯一、馮鉉、喬冠華、熊複、姚溱、張香山、王力都去了。其間，他們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修改鄧小平的發言稿。

在81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代表會議期間，起草小組成員之一的「熊復同志的主要任務是修改在北京草擬的少奇同志訪問蘇聯時的幾次講話稿」。81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會議之後，劉少奇以國家元首的身份訪問蘇聯。其間，吳冷西、喬冠華、浦壽昌、熊複負責修改劉少奇在蘇聯訪問期間的講話稿。

論戰當中需要查閱大量的材料，除依靠週邊的組織搜集材料外，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自身還擔負著搜集材料的任務。材料比較充分的話，「寫起文章來就掌握比較充分的事實，有根有據，針對性較強，有所謂而發，而不是無的放矢，誇誇其談，又不是脫離現實，坐而論道，說些學究式的議論」。

另外，從1963年至1964年，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幾封復信也是出自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成員之手。

1966年4月，蘇共二十三大召開，中共中央決定不派出代表團參加。1966年夏初，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結束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值得一提的是，小組中的康生、王力留在了釣魚臺8號樓繼續工作，參與起草了「五一六通知」。

（韓曉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