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進程一波三折，甚至一度引發「憲政危機」層面的討論。

除政黨紛爭、府院矛盾等問題之外，英國當前所面對的「脫歐」情形及其未來走向，都可以從公共輿論和民眾情緒等社會思潮風向標中找到內在邏輯。

那麼，「脫歐」的深層次動因是什麼？經歷過「脫歐」的英國社會，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後脫歐」時代的英國，將會對自身進行怎樣的定位？

「疑歐」心理長期存在

梳理整個事件的脈絡，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是一個重要節點，那場金融危機直接終結了工黨「布雷爾-布朗政權」，也客觀上終結了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所設計的自由市場經濟搭配社會福利體系的「第三條道路」。

保守黨執政後，為了應對危機，大力削減政府公共財政預算，這種柴契爾式的做法導致社會中下階層充斥著被剝奪感，罷工、示威不斷，2011年從倫敦開始蔓延到英格蘭各大城市的青少年暴亂，可以看作是這種怨念的集中爆發。

冀望再次贏得大選的中右立場的保守黨政府，為了與其他右翼政黨爭奪選票，採取了迎合「疑歐」民眾情緒的策略，允諾勝選後即舉行「脫歐」公投，從而開啟了這場持續至今的馬拉松式的「脫歐」進程。

然而，以更為長久的歷史縱深和更為抽象的哲學視野來觀察英歐關係，就會發現，英國「脫歐」這件看似偶然的戲劇性事件其實有著某種必然性。「脫歐」與否，既是「英國認同」與「歐洲認同」的對抗，也是英國自由保守主義的政治傳統與歐陸政治哲學的理念衝突。

英國民眾在文化心理上對強勢的大一統的官僚機構有著深深的抗拒。歷史上，英國所面臨的嚴重國家生存威脅，都來自歐洲大陸的霸權，不論是大航海時代的西班牙，還是拿破崙時代的法國，抑或是20世紀初期崛起的統一德國，這些歐陸對手無一不是缺乏議會制約的集權政體。

在英國「疑歐」派民眾眼裏，布魯塞爾那些「非選舉產生的歐盟官僚集團」，有種自我惡性膨脹的天然衝動，不僅揮霍英國納稅人的錢財，更構成了對英國政體「議會主權」原則的傷害。這種「疑歐」心理作為「脫歐」種子長期存在，但若要轉化為現實的政治力量，則需要「內外聯動」的氣候與土壤。

就外部而言，英國對歐盟的不滿並非完全沒有道理，歐盟本來只是一個國家之間的地區組織，但其行為卻越來越像一個超越各國議會的主權實體。歐盟的債務危機、難民危機、遲緩的決策機制、與英國政治傳統格格不入的官僚主義、東擴以來由於地區發展不均衡產生的一系列新問題等，都增強和放大了英國原有的對歐盟這一組織的疑慮、不滿和忌憚。

就國內狀況而言，英國過於倚重金融服務業的發展戰略的負面影響日趨顯現。一方面，以金融業為代表的虛擬經濟吸納了一批又一批英國最優秀的人才，甚至綁架了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另一方面，製造業的產業空心化、產業鏈的斷層、基礎技術配套的流失等問題長期存在。在某種意義上，英國國內關於「脫歐」與「留歐」的爭論，折射出實體經濟產業與虛擬經濟產業的話語權對抗。

彌合社會矛盾的物質基礎動搖

「英國」是一個內部分層的集合體，以階層、職業、教育背景、性別、種族、族群、宗教、地域等劃分，各群體對利益有各自的界定。在標榜自由民主、推崇多元包容的西方社會，彌合各利益群體分歧的重要物質基礎，就是充足的可支配的超額利潤。

當英國的生產率和技術水準相對其他經濟體擁有佔優勢的「代差」時，這種物質基礎是可以得到保證的。技術進步所推動的國內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與殖民地貿易獲得的「剪刀差」利潤，正是19世紀英國緩和國內各階層經濟矛盾的重要手段。

然而，在當下正發生著的新技術革命中，無論是新一代資訊技術、人工智慧、新能源，還是有國際競爭力的成規模高端製造業，如航空航太、海洋工程、交通設備、生物醫藥等，英國的技術和生產率的相對優勢已不再明顯，來自美、中、德、法、日等國的產業競爭削弱了英國攫取超額利潤的能力，也壓縮了英國利用外部利益輸送以凝聚國內群體的空間。

當無力「購買忠誠」，那麼通過樹立「他者」來增強「我們」的凝聚力，就成為另一種選擇。這種社會思潮風向標的變化，既是「脫歐」驅動力的表徵，也實際參與到了「脫歐」這一運動。

與此相對應的，正是金融危機前後的英國狀況，即當宏觀經濟向好，社會氛圍傾向于寬容，並鼓勵國際合作；反之，則社會氛圍傾向於保守，集體焦慮上升。久拖不決的「脫歐」，不僅製造了經濟上的不確定性，而且挫傷了許多英國民眾的國家自豪感。

最近我們所做的一項田野調查顯示，如果真的舉行第二次「脫歐」公投，結果大概率依然是「脫歐」占優，甚至會有更多原本態度中立的民眾轉向選擇離開歐盟。

「後脫歐」時代再定位

經歷了「脫歐」陣痛的英國社會，首先面臨的任務，就是彌合「脫歐」造成的社會分裂。可以預料，有關構建英國認同、英語國家共同體認同的討論，將會成為公共話語空間的一個重要話題。

對比英國2016年的「脫歐」公投與1975年的「是否留在歐共體」公投，其最明顯的差別存在於倫敦以外的英格蘭，而其他地區支援率變化不大。有專家認為，此次英國「脫歐」公投的結果，可以說是英格蘭「濫用」了本地區在「聯合王國」中的主導地位，裹挾了國家意志。

英國，或者說「聯合王國」，其統一的國族（以政治、文化等方式將文化接近的不同民族凝結成為同一國家的族群概念）身份從未真正建構，所以一些英國學者如大衛斯、巴內特、斯科魯頓等認為，英國只是一個地區概念。多元化既是一種文化財富，同時也對國家身份認同構成一種潛在的挑戰。失去歐盟的框架，英國國家認同與地區認同、族群認同之間的角力會更加凸顯，如何實現「脫歐」後的國家團結，執政者恐怕會覺得更加棘手。

對於英國而言，需要有一個明晰的國家發展層面的宏觀計畫。政黨政治的弱點，在於過於聚焦當下的、短期的政治利益，導致政黨利益、選區利益往往淩駕於國家整體長遠利益之上。「後脫歐」時代的英國，將如何對自身進行定位是個有趣的問題。

例如，在英國本來就不強的歐洲認同是否會隨著離開歐盟而進一步淡化，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是否意味著英國社會將整體轉向保守和排外？又或者，隨著歐盟所壟斷的對歐洲的代表權被打破，英國反而會更加積極地參與自身享有更大話語權的歐洲文化身份的構建？英國社會是會聚焦於國內事務，還是會更加積極地參與全球治理？如果是後者，「全球化英國」的敍事是否會嫁接到英國的「全球帝國史」？

需要指出的是，不可簡單認為主張留在歐盟的人就是「進步的」「左翼的」，主張離開歐盟的人就是「保守的」「民粹的」。

例如，按照不少「脫歐」派政客的說法，脫離歐盟是為了讓英國更加全球化，更好地與歐洲以外的地區比如美國與英聯邦、非西方文明的經濟體比如中國和印度建立緊密的聯繫；擺脫了歐盟的外交桎梏，重獲外交完全自主權的英國，可以擁有更加充分發揮自身外交藝術的空間，更好地撬動力量杠杆，等等。

就「脫歐」後的族群關係而言，英國排外的聲音主要分兩種，擔心歐洲移民擠佔本地的就業機會，擔心來自歐洲以外地區的移民改變英國文化認同的底色。

排外往往是一個社會的應激反應。「脫歐」之後，來自歐洲的移民將被納入到邊境控制之下，隨著英國中下階層勞動者心理上獲得更多的安全感，對歐洲移民的排斥之聲有逐漸消停的可能。同時，隨著對英國國家認同的強調、對多元文化主義的質疑，歐洲以外地區的移民也許會更多地感受到來自白人主流社會的異樣眼光。

「脫歐」完成之後，歐盟不再是英國轉移國內問題的口實，民眾的焦慮會得到短暫的釋放，英國與歐盟也將形成合作與競爭並存的新關係。

英國社會經過數年來的反復，離開歐盟未嘗不是一個新的開始，未嘗不代表著另一種發展的可能性。但是，英國的困境從經濟角度而言，根本上是生產技術不再具有「代差」優勢從而導致攫取超額利潤的能力受到削弱所引發的。從政治角度講，政黨政治導致在重大議題上，政府難以從整體利益上思考並迅速形成統一的國家意志。

這種催化「脫歐」發生的經濟誘因和政體設計上的先天不足，並不會隨著「脫歐」談判的完成而自動消失。就算英國政府最終如願退出歐盟，也只代表這一段插曲的結束，英國社會矛盾短期內難有緩解。

如何彌合因數年來的「脫歐」爭議所導致的社會意見對立、如何補償因「脫歐」導致利益受損的群體、如何重塑在「脫歐」過程中受損的議會權威、如何構建「英國人」並完善出一套被普遍接受的敍事體系，對「後脫歐」時代的英國而言，依然道阻且長。

（陳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