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下午傍晚六時許，新華社發布國務院任免國家工作人員消息，任命朱咏雷為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副局長；任命駱惠寧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免去王志民的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職務。據說，王志民已被中共中央任命為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院長，但因為該機構不屬於國務院，因而上述任免消息沒有提及。

在香港發生持續六個多月的「反修例」及其暴力行動，及建制派在區議會選舉中嚴重受挫兩大事件之後，香港中聯辦的這項重大人事異動，當然引發香港社會及媒體的議論。不過，其中不少論點雖然也有事實作支撐，但卻是見木不見林。實際上，中央作出這項人事調動決定，是折射了中央在香港「反修例」事態已經逐步平息，但尚未完全平靜下來，及中美貿易談判第一階段結束，更為艱難的第二階段談判即將開始的關鍵時刻，作出的新思維、新作為調整，但並不等於是整體否定過去的既定方針。

其一、是習近平主席對於「一國兩制」、內地和港澳地區的合作，以及推進和促進港澳地區的發展的一系列新觀念、新思想、新戰略，沒有轉變，而且還將會更著力推行。其精髓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堅定不移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積極謀發展、促和諧，堅定不移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推動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堅定不移促進香港澳門與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定不移為老百姓謀福祉。

這從駱惠寧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政治經濟學專業，獲得經濟學博士學歷，及在被任命為香港中聯辦主任之前，剛被任命為全國人大常委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專業背景，可以看得出來。因此，二零一八年四月，兼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在會見接受「中期培訓」的澳門特區主要官員的談話內容，及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在成都與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進行支持汶川重建聯席會議的講話內容，所透露的中央港澳工作方針進行著重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戰略轉移」，並不因為香港發生「反修例」而受到干擾，反而更為堅定不移。

實際上，從「反修例」的態勢看，外部勢力的挑動固然是主要原因，但倘按照「事物的內部矛盾（即內因）是事物自身運動的源泉和動力，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外部矛盾（即外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第二位的原因；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的唯物辯證法原理，外部勢力就是利用了香港青年人「上樓難」，中產人士「上流難」等不滿情緒，而對「雞蛋」施以「溫度」，從而孵出「反修例」這個「雞仔」的。因此，中央前年作出的決策，即使受到干擾，仍然是正確的，並需要正本清源。而且，還不能忽略另一個因素，是從過去的香港人向內地親友郵寄衣食用品郵包，到現在內地遊客到香港購買各種物品，包括奢侈用品，反差太大，使到香港青年的「優越感」崩潰，也是離心發酵的重要原因。

要使部分香港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正本清源，斬斷外部勢力「黑手」固然重要，但根本是還是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逐漸消除上述的滋生不滿的現象。因此，中央任命具有經濟學專業背景的駱惠寧出任香港中聯辦主任，就是為了更好地落實貫徹習近平主席前年四月關於推進和促進港澳地區的發展的一系列新觀念、新思想、新戰略。而習近平主席二零二零年的《新年賀詞》，不少人都察覺到其中對香港「安居樂業家園」的期盼，就已經有所預兆。

其二、中央駐港機構負責人進行應是政治家而不是行政官僚的調整。駱惠寧曾經出任過青海省和山西省的省委書記，其中前者是相對貧困，後者曾經是「腐敗塌方」。駱惠寧都以政治家的魄力，力挽狂瀾，予以矯正。因此，新任山西省委書記樓陽生評價駱惠寧當初主政山西時，「正值山西政治生態在治亂中奮力治本、經濟發展在下行中奮力前行的關鍵時期」，「爲山西改革發展穩定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應當是經過中央審核過的用詞，而不會是「個人之見」。因此，中央對他在山西「塌方式腐敗」之際臨危受命進行官場重塑的勇氣和能力，是高度肯定並讚賞的，因而希望他能在香港的「非常時刻」，以當年重建山西政治生態的魄力，在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擔負起更具政治挑戰的改革重任。

中央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必須經歷過兩個省區市以至以上的黨委書記（不是兩任省長），才可升任政治局委員（王滬寧除外），這可見中央對政治工作者的重視。省長作為技術官僚，多重於「只顧埋頭拉車，不顧抬頭看路」，單純業務主義。而且，技術官僚多是「三門幹部」－－從家門到學校門，再到機關門，因而中央的幹部政策，就有中央部委官員到地方掛職鍛煉的安排。駱惠寧曾經任過兩個省份的黨委書記，而且政治工作抓到了「牛鼻子」，實踐證明他是一位「有擔當」的政治家，因而讓他肩負重任解決香港的政治問題。

其三、以與港澳工作並無交集的「外江佬」駱惠寧出任香港中聯辦主任，可以擺脫錯綜複雜關係的糾纏，有助於避免被以往的治港框架與各種規則束縛，給以利於中央治港工作帶來新的突破。實際上，早在鄧小平時代，就曾有過這樣的思路，就是在將中共港澳工委直接收歸中央管轄的同時，委任了與香港完全沒有交集的江蘇省委第一書記許家屯，而不是在委託廣東省委主管港澳工委時，主要是由東江縱隊梁威林、王匡等人出任的慣例。當時資深新聞人陸鏗就指出，就是要破解過去與香港社會極為密切的關係網，避免接受資訊的片面化，容易形成「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效果，及被某階層的利益所「綁架」。

其四、恢復用人「不拘一格」的靈活政策。駱惠寧已經年滿正省部長退休的六十五歲，實際上剛卸任山西省委書記，退居二線到全國人大常委會任職。但不旋踵又被賦予香港中聯辦主任的重任，可以說是恢復「不惟年齡論」，更注重能力和需要的用人政策。實際上，前一段時間過於強調「惟年齡論」，實行「一刀切」，誤了不少大事。其中最明顯的，習近平主席最得民心的政績，就是反貪腐。但因實行「一刀切」，王歧山被「涮」下來之後，接任者未能繼承其魄力，中央的反貪腐也難以為繼，習近平主席的政績因而失色。

在「一國兩制」範疇內，對全國政協和地方政協的港澳委員任職年齡，也一反過去幾十年來實行適當放寬的特殊政策。香港有一位已經出任全國政協專委會副主任的委員，在今次換屆時只差幾個月就「涮」下來，此前每日在主流媒體發表文章與反對派進行輿論鬥爭的「大砲」當即「啞」了。因此有人說，這是對習近平主席的「高級黑」，引導人們對習近平主席用人政策產生不滿情緒。現在中央在「一國兩制」的工作範疇，對任職年齡恢復「不惟年齡論」，以能力和實際需要為主（過去魯平、周南、過家鼎等都是「超齡服役」），看來是「撥亂反正」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