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上半年我國經濟運行的半年報出來之後，國內外都很關注，尤其關注國內生產總值（GDP)下降到6.3%。2019年7月份、8月份的經濟指標仍處於波動狀態，從「三駕馬車」（投資、消費、進出口）的角度看還在下行；8月份投資、消費和進出口比前7個月都有所下降，引起了不少人的擔心。但大家對此的認識角度並不一樣。按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說法，這是美國發起對中國的”貿易戰」帶來的結果——美國跟中國打「貿易戰」，於是中國經濟滑到27年來的最低點。國內也有一些人以此為據唱衰中國經濟，有的說法可謂危言聳聽。
那麼我們應當怎樣看待今天的經濟形勢呢？美國發起的「貿易戰」對中國經濟到底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近幾年來經濟增長為什麼一直走低？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究竟怎樣？
中美經貿摩擦對中國經濟尚未造成實質性影響
2018年3月份，美國宣佈要與中國打「貿易戰」；同年，7月份進入實質性「開打」階段，到現在已經「打」了3個回合。最嚴重的是2018年8月下旬，美國宣佈對已經增加關稅的中國輸美商品進一步調漲關稅，力度可謂越來越大。一年多的時間過去了，情況怎樣？我們看到，恫嚇也好，極限施壓力也好，不斷升級也好，全面開戰也好，舉國之力也好，發動盟友也好……都沒能「奈得我何」，未能撼動中國經濟。有沒有影響？有，但並沒有產生實質性或根本性影響。
對「貿易戰」，中國雖然是應戰，但並不是盲目應戰，我們打的是理性之仗、有準備之仗。
我們對「貿易戰」本身產生的影響是做過極限思考的，即對中美貿易額打到歸零時會對我國經濟造成怎樣的後果的情況進行過認真思考和測算，心中是有數的。經過邏輯與實證分析，我們相信，即便出現極端情形，「貿易戰」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也是有限的。當前，外貿已不是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撐，這些年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是靠內需推動。中國對美國貿易依存度持續下降。截至目前，我國對外貿易的地區結構已經發生了新的變化，美國已不是中國的第二貿易夥伴了，而是歐盟成為第一，東盟成為第二。「貿易戰」給雙方都會帶來損失。事實上作為中美貨物貿易的逆差國，美國的損失會更大。之前特朗普一直不承認美國有損失，最近承認了。經貿摩擦不僅對美國的股市有影響，由此導致的增稅成本還會傳導給美國進口商和轉嫁給美國消費者。
事實證明，中美經貿摩擦對中國經濟並沒有形成較大影響，影響十分有限、總體可控。儘管我國2019年上半年的經濟增長下降到6.3%，但跟打「貿易戰」之前的增長速度差距並不大，並不是說一下子降了一個點或幾個點。我國2019年上半年的經濟增長速度仍然較高，增長量也很大，用英國媒體的話說是「一年增長一個澳大利亞」。到目前為止，總體上還是心理預期影響大於實際影響。除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波動外，其他方面也沒有出現實質性的嚴重不良後果。
中國經濟平穩向前發展的底氣
從長期來看，基於國情形成的兩個重要因素，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穩定性支撐條件。
一個因素是龐大的市場。龐大的市場來自眾多的人口，眾多的人口不僅意味著龐大的需求，並且因為中華民族具有的特殊的勤奮與創業精神，所以還意味著龐大的創造力。龐大的市場對經濟的支撐至少體現為3個方面：
均等的需求。我國地區間、城鄉間、人群間發展差距很大，從收入看我們有收入很高的群體，但還有不少人均年收入在2300元人民幣標準以下的貧困人口一一2012年這個群體達到上億人的規模，到2018年底還有1660萬人。如果按照實現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和大體相當的消費需求”填平補齊」的話，那就意味著巨大的發展空間。
轉換的進程。從發展中國家轉向發達國家、經濟由速度優先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過程會帶來巨大的發展能量。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等，將形成巨大的供給與需求，從而會給我國經濟帶來廣闊的發展空間，如5G通信的發明和運用將會改變我們生產與生活的方式，形成龐大的經濟動能。
內外的替代。改革開放以來，這種替代一直在進行，如：早些年是電冰箱、電視機等的內外替代，近些年是手機等的替代。其實普通產品也有一個替代問題。近幾年，我國每年出境旅遊的人員約1.5億人次，消費金額也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如果我們的產品質量和服務質量提升了，相當一部分就會出現對外部產品的替代。
另外一個因素是有為的政府。在中國切記不要忽視政府的作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是必須的、重要的，但是否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在短期內並不能充分顯現出來並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政府作用則不一樣，中國各地政府要是不作為，會立竿見影地影響到經濟和社會發展。這與美國、日本等國家是很不相同的。因此，在中國，政府的積極作為、科學操作對經濟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從中期看，我國推進體制建設、經濟轉型和協調發展等所採取的一系列重大舉措，會在一個較長的時段給中國經濟穩定發展形成強大的動能。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國家的一系列重大戰略的實施。其中，既包括區域發展戰略，也包括一些其他的重大戰略，如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新型城鎮化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軍民融合戰略、健康中國戰略等。每一個戰略的實施都能帶來數以萬億計的發展能量，從而成為我國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支撐。
從短期看，圍繞應對複雜變化、化解突出矛盾、實現年度與近期發展目標所採取的對策與舉措，為推進經濟持續向好發展源源不斷地注入了活力與能量。所謂相機調控、區間調控、定向調控、精准調控，所謂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就是這種短期應對的重要體現。
概括地說，對中國經濟穩定發展而言，長期是基礎，中期是支柱，短期是保障。有了長期、中期、短期這些因素的結合，中國經濟壞不到哪去！這就是新中國成立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國外一些人一直唱衰中國經濟而總是成為虛妄和笑談的原因。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一再宣佈了「崩潰論」的崩潰。就2019年的經濟增長而言，我在2018年底和2019年初預計會在6.1%—6.4%之間，目前我仍然堅持這個判斷。
下行源自轉型
我們看到，2013年以後，除個別年份外，我國年度經濟增長速度一直在往下運行，原因是什麼呢？
首先我們要辯證地認識當前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比較而言，我國這個增速並不低，大幅高於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發展速度；這是一個比較健康的速度，結構較好、質量較高；從規律看經濟增長由高到中低是一個必然的過程，中國經濟總量不斷擴大，最終擺脫不了這一規律的使然。
但為什麼這一時期表現的比較明顯而且呈逐漸下行的狀態呢？具體分析，主要有5個方面的原因。
從大背景看，世界經濟發展正處於一個低迷並緩慢恢復、跌宕起伏的時期。自2008年以來，由美國緣起的金融危機，導致了世界經濟一直下行。除2010年經濟有所反彈外，到2016年一直是往下走的；好不容易2017年有所好轉，又因為美國發起了「貿易戰」，搞「單邊主義」「孤立主義」「貿易霸凌主義」，最終打斷了這個進程，2018年出現下降：對2019年，許多國際經濟組織一再下調增長的預測，預計2019年將會進一步下降。儘管中國在世界經濟發展中成為主要的支撐因素，但反過來也受到了世界經濟低迷的影響。
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國推動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形成的必然邏輯結果。2015年我國宣佈經濟進入新常態，核心是3點：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和動能轉化。黨的十九大又進一步提出推動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所有政策指向都表明今後經濟發展速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質量。或者說，經濟發展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本來就是我國政策設計的一個目標。為此，我國推進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手段是實施「三去一降一補」。大家注意到，「三去」在很大程度上是降速度的——去產能、去杠杆、去庫存，主要是去鋼、煤等，還有控制房地產。如果不「去」，僅僅放任房地產增長，中國經濟就可以在現有水平上再增一兩個百分點。但這將是一種飲鴆止渴的做法，會留下很大的後遺症。包括去杠杆，都是非常必要的。前些年貨幣政策那麼寬鬆，民間資金、影子銀行，各種融資平臺，包括P2P這樣一些東西，非常之多，搞亂了金融、留下了隱患，使得我們現在要花這麼大的精力和代價來清理它、化解它。所以我們再也不能走這種路子了。
新的轉變所帶來人們思想、思路和舉措方式等的調整和等待，以及黨風、政風整肅與違規問責環境下一些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無為與消極作為，對經濟的運行產生了不利的影響。國家的轉型使投資者有一個適應過程，既會帶來思想和思路的調整，也會形成一個等待和觀望的過程，這就會對現實投資行為從而對經濟運行產生影響。與此同時，黨風、政風的整肅和程序的嚴謹完善，也使一些政府部門的管理者不能憑自身意志和靠「拍胸脯」隨意決策和作為了。感性的衝動被理性的決策所替代，因怕問責使一些人消極對待工作，用形式主義對待硬任務、用官僚主義對待軟要求，如此等等，對經濟發展帶來了負面影響。前面談到，在中國，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真幹事和假幹事是大不一樣的。
中美經貿摩擦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影響。我們說，中美經貿摩擦目前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主要還是對投資者信心的影響，但影響信心也會導致投資經營的觀望和等待。另外，經貿摩擦會導致一些抵禦能力不強的企業向外搬遷。我們不願打「貿易戰」，因為「貿易戰」的確會對經濟造成傷害。如果「貿易戰」繼續往深裏打、往大裏打，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就會從信心影響轉向對投資貿易行為的影響。
其他方面的原因與收入分配方面的影響、產品質量的影響等。收入分配對經濟的影響在於，有錢的人沒有更多的消費需求，有消費需求的人卻無錢消費。而在今天，消費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撐力量。此外，產品和服務的質量問題會影響到社會的消費，從而導致很多國內消費轉向了國外。現在有些人說中國的人口紅利或勞動力紅利沒有了，消費遇到了「天花板」，因此影響到了中國經濟的發展。我認為這些說法並不準確。我國現在有9億勞動力人口，勞動力資源非常豐富；我國的消費潛力特別是普通勞動者的消費、農村的消費需求都很大，不存在所謂「天花板」的問題。
（范恒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