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安全部最後一位紅軍戰士」去世 隱秘,是這條戰線的核心特徵

直到去世,孫彪都沒有對家人詳細談過自己的工作。

友人要孫彪寫自傳,後輩也請他回憶往事,他從不開口。對自己的過往,他只透露過一件事:

那是1940年代,他在重慶周公館工作。中共高層幹部王若飛有急事,推門進入機要室。他看到,二話不說,將王若飛推出門外。根據保密紀律要求,除工作人員以外,禁止任何人進入機要室。

說這個故事,是為了說明一個問題:做這份工作,保守秘密是鐵律,哪怕是再高的領導也要遵守。

前不久,孫彪去世。11月27日,他的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殯儀館舉行。官方媒體報道稱他為:國家安全部最後一位紅軍戰士。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送花圈表示哀悼。中央國安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國家安全部部長陳文清等多位領導到八寶山革命公墓送別,並向其親屬表示深切慰問。

從最初的情報機要員,到「國家安全部最後一位紅軍戰士」,孫彪幾乎見證了中國安全工作發展的重要過程。

「這個鬥爭……也是要真刀真槍殺人的」

最近幾年,諜戰影視劇不斷推陳出新,「特工」的神秘工作內容,讓公眾感受到危險和榮耀並存的刺激,但真正的特工故事很少為人所知。此前不久,國家安全部推出微電影《獵狐》,致敬隱蔽戰線上無名的工作人員。

孫彪就在這條隱秘戰線從事機要工作40多年,亦是默默無聞。他不出回憶錄,不講工作故事,「只和機要電碼打交道,只和機要人員打交道」。孫彪此前回憶道。

直到今年9月,孫彪去世前接受央視《愛國情奮鬥者》的採訪,才揭開他翻譯電報、編制密碼的情報人生。

據官方媒體公開披露的信息,孫彪,原名孫開義,15歲參加紅軍長征。1936年10月,三大紅軍主力在甘肅會寧會師。在三山城堡戰役中,孫彪負傷,被送到後方醫院救治。「沒有麻藥,結果拿綁帶把我的身子捆到一起,」孫彪說,「藥鉗根本不行,就使消了毒的大鐵鉗,最後把那個彈殼取出來。」

受傷後,孫彪無法再端槍上戰場。1938年,他被派往抗大學習,第二年畢業時,正逢中央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部成立機要科。孫彪被選調至機要科,管理密碼翻譯電報,負責總參謀部與黨中央、軍委在前方指揮作戰的通信聯絡,指揮部隊調動情況。

中國共產黨的情報工作最早開始於1927年。此前因為未能建立起有效的情報系統,在相關戰爭中,中共一直處於被動地位。這年5月,時任中央軍事部長的周恩來在武漢倡議並主持成立了特務工作處(科),隸屬於中央軍事部。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在回憶這段歷史時曾說,「『特務』這個名詞的發明權是屬於我們的,當年想不出適當名詞稱呼這一工作,就叫做『特別事務科』。」

1939年,統管全黨情報和保衛工作的「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改設為中央社會部,內稱「中共中央情報部」,外稱「中共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就是在影視劇中常出現的「敵工委」。

孫彪在機要密碼方面並不是科班出身。和幾乎所有中共早期培養的機要密碼人才一樣,孫彪接受機要密碼訓練,僅僅是因為他在加入紅軍前念過書、識字。與孫彪同時期的機要密碼人員熊祖芳回憶,紅軍時期培訓機要密碼人員,沒有條件組織系統培訓,新人只能在工作中學習。新選拔的機要員沒日沒夜地待在辦公室,其他人一有工作,立馬靠上去學習請教。

國家安全部原副部長余放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介紹,挑選情報人員,政治素質過硬是最重要的標準,要准守紀律,對國家忠誠,「一個人對事業、對國家的態度在平時工作中可以觀察到,有的人很明顯吊兒郎當,沒有事業心,這種人員不大適合情報工作。」

1942年,因工作需要,孫彪被調往重慶周公館,在周恩來身邊從事機要密碼工作。為了打掩護,派往辦事處的人都換了新身份。孫開義的新身份就叫孫彪,以四川老鄉探親的名義前往重慶。為應付可能被國民黨逮捕的情況,他還準備了一套口供。

孫彪生前接受媒體採訪時稱,即使自己的命沒了,密碼也要保護好,不能被敵人拿走。回憶起血淋淋的教訓,孫彪表情異常凝重。「好多在敵人心臟的密碼遭到破壞,一破壞影響到組織安全、同志們的安全。這個鬥爭看不見,卻也是要真刀真槍殺人的。」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之際,國共兩黨在重慶舉行歷史性談判。孫彪負責掌管毛澤東與延安黨中央往來密電的核心密碼。第二年,國共內戰爆發,孫彪回到解放區,在機要處任職,負責北平與延安黨中央、重慶周恩來處的密電聯絡。

1948年,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孫彪隨時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譚政文秘密進入北平,保障先遣組和黨中央的密電聯絡。

隱秘的中央調查部

1942到1946年,孫彪在重慶周公館工作了四年多。抗日戰爭時期的周公館,內外環境複雜,右側為國民黨軍統局局長戴笠的公館,左側是國民黨警察局派出所,樓內還住著國民黨的高官和上層人士。

在當時情報人員看來,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期間,孫彪沒有踏出過周公館一步。1946年離開重慶回解放區時,孫彪連重慶什麼樣都沒見過。

對孫彪這種機要員來說,「宅」簡直是家常便飯。1950年,中國首次派出代表團到聯合國,提出恢復聯合國合法地位。孫彪和外交部一位機要員被上級指定參加代表團,負責通信聯絡。聯絡是通過密電方式。

代表團乘坐飛機,經蘇聯、英國等地,輾轉到達美國。幾天時間裏,孫彪和另一個機要員輪流抱著密碼箱。知情人回憶,孫老後來說,人在密碼在,密碼如果不在,人肯定已經不在了。

在美國的37天裏,孫彪沒有走出房間一步,睡覺時都是抱著密碼箱睡。為了防止敵特獲取和破譯我密碼,兩人每次工作完之後都把電報底稿立即焚燒,紙灰倒入馬桶攪碎後沖走。

籌建新政權成立之際,中央社會部撤銷。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宋月紅研究稱,當時保衛部分歸人了公安部(在新政府邊立之前歸軍委邊制),情報部分改設為中央軍委聯絡部,原中央社會部秘書長鄒大鵬任部長,並由原中央社會部部長、時任中央軍委總情報部部長李克農主管。

1955年4月8日,楊尚昆在日記中記載:「中央和主席已批准成立中央調查部。由李克農同志任部長,請現有的軍委聯絡部轉移到黨中央系統內來。」並載:「擬在7月1日之後正式轉移。」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主辦的《當代中國史研究》,曾刊登過瑞典隆德大學語言文學研究中心教授沈邁克等人的《關於中國共產黨中央調查部的歷史考察》論文。該論文是由「中國的零散資料撰寫一份‘中調部’簡史」。據作者研究,保密是中央調查部最為關心的問題。在黨的內部交流材料中,如果材料的閱讀者超出了「知密範圍」但又必須提到中調部時,則使用暗語。1965年9月27曰在中共中央組織部發佈的一份文件中,其他黨委使用的是明確的名稱,而中央調查部則代之以「在西苑的機關黨委」。西苑是指中央調査部所在地北京海澱區西苑100號。

宋月紅研究稱,此前,中央設置的中央調查研究局下設情報部等,職能就是收集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係等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作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中央調查部繼承了這一工作「調查研究」的歷史傳統與基本精神。

熊向暉曾在胡宗南部隊從事秘密工作,1973年任中共中央調查部副部長。在熊向暉的自傳《我的情報和外交生涯》中提到,1969年1月20日,理查德•尼克松宣誓就任美國總統,並發表就職演說,關於美國國內任務中提到,「保護我們的環境和提高生活質量」。周恩來不清楚尼克松就職演說中的「保護環境」具體所涉及的內容,就指示中共中央調查部的研究局從近年國外書報雜誌中選擇有關材料,進行整理編輯,調查瞭解國際上的環保工作。

「只做不說」的國家安全部

「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央調查部未能免於衝擊。1983年,鑒於中央調查部在「文革」中的歷史遺留問題,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以來情報工作的新形勢,中央決定撤銷該部建制,並以其為主體,同公安部的反間諜部門以及中共中央統戰部的部分單位、國防科工委的部分單位合併,組成了國家安全部。

據官方信息,國家安全部是國務院組成部門,是中國政府的反間諜機關和政治保衛機關。由於國家安全部的特殊性,不設對外官方網站,不公開副部長、部務委員名單。

隱秘,是這條戰線的核心特徵。

孫彪一生,都在堅持這一原則。他對工作守口如瓶,退休後也從不對他人談及工作內容,即便是對家人也絕對保密。按照孫彪兒子的描述,孫彪從來沒有向家裏人透露過關於工作的事情。

據《中國年鑒》資料記載,國家安全部是據時任國務院領導提議,並得到六屆人大一次會議批准而設立的。凌雲是國家安全部首任部長,凌雲在被任命為國家安全部部長之前,曾任公安部副部長。

作為國家安全部的首任部長。凌雲的生平也鮮為人知。網上極少有他的資料,同孫彪一樣,凌雲也沒有傳記、回憶錄。2018年3月15日,凌雲去世,新華社在其訃告電文中的履歷之外,只提到中央有關領導的慰問以及「凌雲同志政治立場堅定,對黨忠誠,在近80年的革命生涯中,為黨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曾任中央統戰部幹部局局長的胡治安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曾提及,凌雲業務能力出色,善於觀察,記憶力驚人。他不苟言笑,有時甚至給人以”端著架子」的感覺。在院子裏散步時,胡治安幾乎沒見過凌雲跟誰打招呼。胡治安的妻子也是老公安,退休前在公安部所厲的研究所工作。據她分析,這是因為凌雲搞政治保衛工作出身,與人打交道中有一種職業性的距離和防禦感,習慣於首先以審査的眼光去看待。

1983年6月,凌雲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就表示,國際上間諜反間諜的鬥爭十分劇烈,特別是中國在執行對外開放政策以後,一些外國的間謀特務機關加緊刺探中國情報,竊取中國國家機密,進行特務滲透和顛覆破壞活動。國家安全部的職責是,「確保國家安全和加強反間諜工作」。

事實上,境外間諜在中國的活動一直不斷,除商業軍事機密以外,甚至竊取中央核心情報。國家安全部主辦的《國家安全通訊》,2001年刊發《一位不能公開名字的全國勞模》介紹,1992年10月5日,中共十四大召開前夕,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前洩露,香港《快報》全文刊登,震驚海內外。在中央辦公廳和國家安全部的領導下,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局長親自掛帥,成立以周處長及其偵查隊伍為主的專案偵破組,18天抓獲犯罪嫌疑人。

據該文披露,1995年底,境外間諜機關一個潛伏組,以商人的身份在京郊隱藏長達4年之久,利用先進的海事衛星電話向境外間諜機關報送多份情報。周處長指揮專案組抓獲嫌疑人,起獲大進間諜犯罪罪證,並首次查獲海事衛星電話、燒碼器等間諜活動器材。

江蘇省檢察院原檢察長徐安曾在國家安全部工作,在國安系統工作近20年。他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對比國安工作和檢察工作時提到,國家安全機關和檢察機關工作方式方法不同,國家安全機關工作只做不說,檢察機關工作又說又做,但目的都一樣,都是為老百姓維護公平正義。

一位曾經從事機要工作的老同志曾寫過一篇文章回憶,自己1947年秋至1948年夏參加機要工作訓練班時,有兩件事讓他終生難忘:一是嚴格的訓練,包括熟記密電碼和練習仿宋字;二是從始至終保守秘密、嚴守紀律教育。據他回憶,這期機要工作訓練班的主任就是孫彪。

2017年,孫彪的一位老部下拿著文章問,這個孫彪是不是你?孫彪看了看文章,只說了一句,「李(克農)部長讓我辦的。」老部下感慨,整整七十年了,這件事他一個字都沒有對旁人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