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注定是一個歷史上重要的年份。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中央鄭重提出，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並且要乘勢而上，開啟全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
對中國自身來說，正如十九大報告所強調的，國家已經進人一個「新時代」。這是一個承上啟下的時代，一個總結過去、直面現實和通往未來的時代。
對國際社會來說，中國早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世界貿易大國，不管內部怎樣發展，都會產生出巨大的外在影響力。過去十年來，中國為世界經濟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為經濟的增長帶來了希望和動力。
儘管最近幾年中國的經濟發展面臨下行壓力，但較之仍然沒有走出危機陰影的西方經濟，中國仍然是所有主權經濟體中的佼佼者。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世界沒有任何理由不關注中國未來。
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對紛繁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增強信心、保持定力、堅定底氣，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是中國戰勝各種風險挑戰的關鍵。
未來中國，發展仍然是硬道理，而開放帶動的發展，更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如何通過新的制度建設來實現可持續發展，應該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中之重。可以說，中國下一階段的發展和改革不僅僅是內部意義上的，而且也是國際層面上的。
這將是新版本的改革開放——對內改革、對外開放。
70年中國崛起之路：依靠的是制度優勢
剛剛結束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現能力現代化的總體目標是：到中共成立一百年時（2021年），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顯成效；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2049年），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優越性充分展現。
2019年-2020年，是重要的歷史交匯時期。回溯歷史，在每一個時期，中國共產黨都會對社會經濟發展現狀作出一個「基本判斷」，再在這個判斷之上確立自己的新使命。中共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最重要的議題就是要回答我們從哪里來、到了哪里、往哪里去的問題。
中共十九大也是如此。回答這三個問題需要一個基本判斷，而這個基本判斷對中國共產黨的新使命是極重要的。只有有了這個基本判斷，中國共產黨才能確定新的使命和未來的發展方向。確立新時代的新使命，是中國共產黨追求現代性的關鍵。
可以說，新中國從1949年成立到現在已經走過了70年的歷程。這個並不容易的歷程基本上經歷了三大階段。
1949年之前，從孫中山到毛澤東，數代人經過艱苦的摸索，通過長期的革命和戰爭，結束了晚淸以來內部積弱內亂和外部受人欺負的局而。當毛澤東1949年在天安門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時候，新中國的建設才剛剛開始。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贏得了真正的獨立自主外交。這和其他很多發展中國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中國並沒有對任何國家形成依賴，每一步都是獨立的，這為內部經濟發展和制度建設塑造了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
應當說，新中國成立後的30年裡對制度建設做了很多探索，為改革開放之後的發展和建設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即使是一些失敗的探索，也在此後產生了一些積極的效果。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進人了第二個階段。鄧小平一代有效地解決了經濟發展問題。中國在短短40年時間裏，書寫了世界經濟史上的最大奇跡，把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提升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就人均國民所得來說，也已經接近了髙收入經濟體。
不過，更大的奇跡在於，改革開放促成了近8億中國人口脫離貧困。歷史地看，任何社會都能通過一些方式致富，但不是任何社會都能夠找到有效的脫貧方式。在脫貧方面，中國可以說是獨一無二。
同樣重要的是，中國的經濟奇跡是在高度開放狀態下實現的。如果毛澤東時代實現了一個獨立的中國，那麼鄧小平時代，這個獨立的國家高度融入了世界體系。這個融入並不是今天很多西方人所說的「西方施捨」，而是中國的主動融入。
正是因為主動選擇，中國抓住了全球化所帶來的機遇，實現了快速崛起。也是因為主動的加人，中國在加入這個體系之後仍然能夠維持自己的獨立性。和世界體系的互相依賴，並沒有妨礙中國獨立的外交和內政。
在這段歷史長河中並不算太長的時間裏，中國實現了快速和可持續的崛起，不僅催生了內部新制度的誕生，而且開始走向壯界舞臺中心，在劇烈變化的國際事務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中共十八大之後，中國可以說進入第三階段，即一個自主的制度建設和改進時期。如果說十八大之前，人們對中國自己的體制還缺乏信心，還不敢正視自己體制的優勢，那麼十八大以來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相互配合、相互強化，人們全面評估中國體制的優劣，並對此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革，造就了今天人們所看到的一整套制度體系。
過去70年，真正是通往中國崛起之路、中華文明復興之路的一段關鍵時期。2020年即將到來，當初提出的全而脫貧和全面小康目標，目前看完成兒幾問題。但這並沒有什麼可驕傲的，這段路中國並沒走完，因為中共早已給出下一步發展的目標，直指新中國成立百年之時。
新時代，新判斷，新使命
一直以來，儘管中國的經濟奇跡為人們所稱道，但人們應該認識到，中國所取得的成就，並不能僅僅以各種經濟指標來衡量。因為如果光有經濟總量，而沒有內部制度建設，這樣的崛起是不牢靠的、不可持續的。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無論是國家的崛起還是民族的復興，最主要的標誌便是一整套新制度的確立和其所產生的外在影響力。
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中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多方面的顯著優勢。確實，制度才是中國發展取得今天成果的決定性因素。看不到中國的制度優勢，既難以解釋所取得的成就，也難以保障已經取得的成果，更難以實現未來可持續的發展。
可以說，儘管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巨大成就，也贏得了很多國際上的掌聲，但是中國共產黨始終淸醒地看到自己所處的時代和內外部的環境。在充分肯定自身所取得的成績基礎之上，直而挑戰並展望未來，對所而臨的問題有著非常嚴峻、冷靜的思考和判斷。這也是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關切「兩個一百年」的重要背景。
這次，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再一次描繪了走向未來的藍圖：從十九大到二十大，是「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
中國在未來的發展中，會進一步發揮制度的優勢。
在基本經濟制度方面，中國已經形成了「混合經濟制度」。具體地說，就是「三層資本構造」，即頂端的國有資本，低層以大量中小型企業為主體的民營資本，以及國有資本和大型民間資本互動的中間層。
這個經濟制度可以同時最大程度上發揮政府和市場的兩種作用。各種經濟要素互相競爭和合作，造就了中國經濟的成功。同時，它們之間也存在農互相制衡的局面。
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中國的哲學中，自古至今，發展和管理經濟永遠是政府最重要的責任之一。政府承擔著提供大型基礎設施建設、應付經濟危機、提供公共服務等重要責任；而民間資本提供的則更多的是創新和活力。過去數十年中國構造了世界經濟歷史的奇跡，又避免了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和世界金融危機（2008年），和這個經濟體制密不可分。
在政治領域，中國在十八大以來，以制度建設為核心，通過改革而融合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基本制度和傳統制度因素，形成了「以黨領政」之下的「三權分工合作」制度，即決策權、執行權和監察權。為讓設穩定、高效、淸廉的治理制度奠定了越礎。
不過，應當明白，無論是「三層資本體系」還是「三權分工合作體系」，儘管它們已經構成了中國最為根本的制度體系，但仍然有很大的改革和改進空間。在經濟體制領域，諸多問題仍有待回答：三層資本之間的邊界在哪？如何根據需要不斷調整邊界？國家如何保持「中性」，在各個方面平等對待不同類型的資本？如何確立法治使得這三層資本作市場面前「人人平等」等。
這些都是日後政治改革的內容。
幾十年來，不斷有人將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體制進行對比。在中國，沒有人會懷疑學習四方的重要性，當代中國就是一個學習型大國，但也應當看到，如果簡單地對西方制度照抄照搬，失敗便是必然的。
這一點早已經為歷史所證實。二戰之後，很多發展中國家簡單地選擇了西方制度，把西方制度機械地移植到自己的國家。儘管從理論上說，憲政、多黨制、自由媒體等什麼都不缺，但在實際層面什麼也沒有發生，不僅沒有促成當地社會
經濟的變化，反而有效阻礙著社會經濟的發展。
放眼全球，沒有哪兩個國家的治理體系是完全一樣的，所有國家的治理體制模式都必須根據本國的文明、文化來塑造。耍既有特色，又有普適性。
避開「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
最近幾年，中國經濟從最高位的兩位數增長，退回到6%-7%的中速增長，在某些領域，遇到了一些壓力和困難。這也是中國發展模式而臨的新挑戰。
這樣的挑戰並非壞事。就像人類的歷史沒有終結一樣，中國也沒有歷史的終結。按照經濟發展規律，沒有一個國家可以一直持續高值增長，當一國經濟體量大了，速度自然就下降了，如梁經濟體盤大了，速度降不下來，在能源、資源消耗等方面，也會造成大的災難。
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好不好，主要要看能不能實現平穩發展。只要不是大起大落，平穩地增長，平穩地慢慢降下來，這都是一個好的經濟體。
但是在平穩的下行中，中國應該注意的是，檢查經濟發展有沒有失衡的問題，比如國有資本和民間資本有沒有失衡？為什麼一些中小型企業得不到足夠的資本，有些企業則出現資本濫用？市場經濟足法治經濟，如今很多制度、政策都已經非常明確，但有沒有完全落實到位呢？這些都要通過制度來重新規範，需要一點點地細化。不要讓不該下行的也出現下行。
此前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的發展多為粗放型、數量型的發展，如今要高質量發展，就更加離不開制度建設。如何通過新的制度建設來實現可持續發展，這應該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中之重。
中國發展到今天，而臨的內外部風險根源無非來自兩個方面，即內外客觀環境的變化和應對策略的錯誤。總體看來，進人新時期以來，中國所而臨的內外部風險，仍然是圍繞著十八大前後討論多年的「兩個陷阱」而展開的，即內部的「中等收入陷阱」和外部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能夠通過可持續的發展加以避免。中國經濟發展進人新常態以後，經濟轉型不可避免，可以看到，中國國家政策的重心開始轉向社會分配。近年來，國家更提出了從數量經濟到質經濟轉型的政策目標。
所以，即使是中速增長，如果能夠在今後10年至15年維持6%到7%的增長，那麼中國仍然能夠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進人發達經濟體。
中國新時期的外部風險，足如何避開「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如何避免中美之間的衝突乃至戰爭？簡單地說，「修昔底德陷眺」指的是新興大國和守成大_之間的關係，無論是新興大國挑戰守成大國，還是守成大國恐懼新興大國，最終都有可能導向兩者之間的衝突和戰爭。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公開表示，中國要避免這個陷阱。具體要如何做呢，我認為還是需要通過進一步的改革開放來化解矛盾，同時避免陷人「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晉底德陷阱」。
讓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國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人均GDP不到300美金，資本短缺。要發展一定要有資本，當時，中國特別為外資制定了很多優惠政策，比如外資到中國來，前幾年可以免稅。第一撥進來的是海外華人的資本，而後是西方及其他國家的資本。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後，西方資本才大舉進入。
至了1990年代，中國開始加大開放的步伐。為了加人WTO，主動改革了不少國內的法律法規政策體系，使之符合世界經濟體系的規範。
加入WTO之後，中國仍一直強調：我們的「接軌」就是為了融入這個世界體系，而不是要推翻它。
到了21世紀初，中國開始了「走出去」的步伐。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跟世界經濟體系的互動發生了很大變化。當今世界體系是由西方歐美國家為主導建立起來的，對中國不見得公平，所以要在這個體系裏進行改革，因此，中國主張聯合國體系的改革，世界銀行體系的改革、國際和平組織的改革。
十八大以來，中國對外都表達得很清楚，隨著經濟力量的變化，無論是「一帶一路」還是亞投行，中國不是要取代現有的世界組織體系，但中國有能力對它做一個補充，通過創新來做制度補充。在制定新規則的時候，中國不僅要考慮到自己的利益，還會考慮到其他國家乃至整個世界體系的利益。
當世界走向我們的時候，我們也走向了世界，成為世界這個經濟舞臺上的重要一員：我們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最大的外匯儲備國，中國已經加人了世界銀行、WTO等所有的重要國際組織，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也隨之水漲船高。
然而時至今日，一些人對中國制度仍然充滿不信任和懷疑，但如果人們足夠淸醒，就不應該低估中國制度的生命力及其可能的外部影響力。中國制度演進的經驗至少具有三方面的意義。
首先，對中國自身來說，意義在於找到了自己的模式，這是一個經過了一個世紀的革命和戰爭（1840—1949年）、70年的建設探索（1949—2019年）而得來的模式。
其次，中國經驗對很多發展中國家具有參照意義。中國領導層也公開表示，儘管中國絕對不會輸出自己的模式，但中國經驗可以為那些既要爭取自身的政治獨立，又要爭取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家提供另一個制度選擇。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的經驗表明，制度建設不能放棄自己的文明，但需要開放，對自己的文叨進行創造性地轉化。只有是文明的才是可持續的。只有找到了適合自己文明、文化的制度形式，人們才可以建設一套行之有效和可持續的制度體系。虛心學習他國經驗很重要，但學習的目標不是把自己變成他國，而是要把自己變得更好、更像自己。這是普世真理，中國成功了，其他國家也會成功。
第三，對一個失序的西方來說，中國的制度探索也不無參考意義。西方過去的成功，來源於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三者之間的平衡。今天西方所面臨的危機，則來自於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三者之間的高度失衡。經濟結構變化直接造就了社會結構的變化，而政治結構不能適應新的社會結構。對西方來說，如果耍緩和與解除目前的危機，就需要重新實現三者之間的平衡。耍如何實現這個新平衡呢？
例如中美貿易談判，中國在以全方位、更大規模、更深刻的開放政策應對美國對華經濟戰，而對質疑的聲音，中國需要回應，也必須回應，但回應的方法必須得當。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社會就開放政策達成了廣泛共識，即封閉走向落後，落後就要挨打。這個共識到今天仍然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因此，當美國開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的時候，中國領導層一再表示要堅持開放政策，並且開始了新一撥更具深度的開放政策實踐。
今天的經濟所競爭的，是誰更開放，看誰能夠通過開放政策吸引到最優質的經濟技術資源，從而提髙和強化自己的競爭能力，追趕或者保持經濟的領先地位。從世界經濟史經驗來看，只要一個國家本身是開放的，沒有其他國家可以把這個國家孤立起來。同樣，只要中國本身是開放的，資本的邏輯決定了中國是不可以被孤立的。
對中國來說，不開放導致「挨打」和失敗，這是歷史的教訓。所以，中國不會走回頭路。近年來，即使西方盛行貿易保護主義，中國也一直堅持繼續的開放政策。從達沃斯論壇到博鼇亞洲論壇，習近平多次強調開放對於中國本身和世界的重要性。政策話語也表現在政策層面，包括十八大之後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十九大之後的自由貿易港試驗區，和近來的粵港澳大灣區。除了在國際層面積極參與多邊主義貿易體系，這些試驗都聚焦於內部的開放。
總之，中國經過70年的創造性探索所造就的一整套新體制，正是適應了今天這個時代的需要。而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使命性的政黨。這一點至關重要。存這樣一個執政主體，雖然未來的路並不好走，但是中國共產黨強大的動力機制，中國特有的制度優勢，有能力為中國發展成為現代化國家保駕護航。
（鄭永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