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北平解放70周年，想起當年，傅作義簽署北平和平解放協議的新聞轟動一時，猶如原子彈爆炸，震驚天下。和平協議書的簽署，讓傅作義統率的國民黨「華北剿總」大軍，兵不血刃，實現和平改編，千年古都和數百萬百姓免于戰火之災。
當時我是北平地下黨學委委員、大學委員會書記，至今我還記得，1949年1月22日，凌晨剛躺下的我被慶祝北平和平解放的鞭炮聲喚醒，翻身起床，迎著第一縷晨曦，不禁自言自語道：「和平取代戰爭，人民得以安定，國家得以復興，這就是近百年以來無數志士仁人為之奮鬥的目標與理想。這個理想在我們的努力下，實現了！」
爭取和平解放北平的條件基本成熟
解放戰爭進入1948年11月，國民黨反動派失敗的命運已成定局。黨中央決定爭取和平解放北平。
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經濟崩潰，政治腐敗，軍心渙散。北平的物價一日數漲，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怨氣沖天。有權有勢的國民黨達官貴人們此時忙著搶購黃金、擠兌美鈔，爭先恐後地南運財產，尋找退路。中下層官員則憂心忡忡地找門路，為自己謀劃後路。廣大市民則悄悄傳遞解放戰場上的勝利消息，日夜盼望解放軍的到來。北平地下黨此時積蓄的力量已經十分可觀。中共正式黨員已達3000人，黨的秘密外圍組織「民青」「民聯」「新聯」等擁有盟員5000人，其中學生約占三分之二。這樣的形勢，給北平和平解放帶來了很大的可能性。
1948年7月，籌劃和談的各項工作逐步開展。中共地下黨在敵人心臟——「華北剿總」的一系列工作也已經有些成效了。對於如何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去做傅作義身邊人員的工作，我們當時進行了充分的研究和具體的安排。下面講講我和李炳泉、劉時平兩位同志的聯繫和工作。
時為南系職青支部書記的李炳泉與我同在傅作義辦的《平明日報》任職。他1919年出生于河北任丘，1938年考入西南聯大，1942年奉命疏散，後進入復旦大學外文系學習。1946年春至1948年秋，在北平幾家報館當記者。1910年出生的劉時平是內蒙古臨河市人，1936年考入北大政治系，是1937年加入共產黨的老黨員。他於1938年到西南聯大復學，轉到中文系。從1946年起，他就在《益世報》擔任記者，同時還兼任上海《聯合晚報》駐北平特派記者。李炳泉和劉時平是西南聯大的同學，還是新聞界的老相識，是兩位經驗豐富的地下黨員，他們聯手在「敵人心臟」開展工作。
劉時平以報社採訪部主任的身份，利用綏遠同鄉的關係，和「華北剿總」傅作義周圍的幕僚們頗多接觸，能夠獲得重要情報，在必要時還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因此，我十分重視發揮劉時平同志的作用，同時考慮到他的工作條件，必須對他採取必要的保護，決定僅由李炳泉同志以老同學的身份和他保持單線聯繫。
在解放戰場的濟南戰役、遼沈戰役、淮海戰役之後，我與李炳泉經常根據劉時平同志提供的材料以及其他方面獲得的情報，研究傅作義的動向。
關於劉時平同志所起的作用，還有這麼一個小故事。在濟南戰役中，「剿總」有個爆破專家杜長城接到蔣介石的命令，要他到濟南炸毀飛機場。杜長城正在猶豫不決的時候，恰好遇見劉時平同志。他們倆是綏遠同鄉，彼此熟悉。杜就徵詢劉的意見。劉時平問他：「你怎麼去？」杜說：「坐飛機去。」劉說：「那你炸了飛機場，怎麼回來？」一句話使杜開了竅，說：「他媽的，我沒有想到炸了飛機場我當俘虜，老子不去了！」劉時平同志就這麼輕鬆的一句話，就讓杜長城沒有去炸濟南飛機場，從而保全了濟南飛機場。
李炳泉同志除了與劉時平同志保持單線聯繫，他還利用自己的親屬關係為爭取傅作義積極做工作。李炳泉同志的堂兄李騰九和傅作義的關係密切，他與傅是保定軍官學校的同學，是傅多年來的高級幕僚，1946年就任傅部駐北平辦亊處處長。炳泉同志及他哥哥李炳璜同志和李騰九一直保持著聯繫，經常在一起談論國內外形勢。我提出調李炳泉專門做他堂兄李騰九的工作，通過李騰九爭取傅作義。我向炳泉同志交代，讓李騰九向傅作義提出，「現在局勢很嚴重，我是你的老部下在這困難時刻要幫你考慮究竟怎麼辦好？」「你現在打不下去，退到南方也不行，因為退到南方喪失了部隊，你在蔣介石那裏就沒有地位，還是要考慮及早跟共產黨談判」。李騰九果真跟傅作義說了，傅作義對李騰九說：「我對共產黨的政策不瞭解，你能否給我找點材料看看。」我得知這個情況後，讓李炳泉把毛主席的《論聯合政府》給傅作義看。傅作義看了以後說：「我贊成聯合政府，這同我的主張是符合的。」
建立秘密聯繫通道
1948年10月，解放軍對錦州發起進攻，蔣介石親臨北平部署一系列應對措施。蔣曾到碧雲寺謁孫中山的衣冠塚和紀念堂。據說蔣在紀念堂的小屋裏曾經面壁呆坐數小時之久，可見其當時絕望的心情。北平地下黨學委分析，傅作義將軍當時的心情應該是複雜的。一方面，他拿到「華北王」（當時社會上稱傅為「華北王」）尚方寶劍，頗有欣喜之情；另一方面，他內心之中已認識到自己成為「甕中之贅」，面臨末日來臨的惡劣處境。我當時認為，我們在北平這些年，博作義可以說是我們最直接的「頭號敵人」，可是在深入分析傅作義的處境及心情之後，也看出了傅作義有可能轉變的條件與契機。
1948年初，晉察冀城市工作部部長劉仁同志指示北平地下黨要通過各種社會關係去接近傅作義將軍周圍的人，去做傅作義的工作。北平地下黨最後梳理出這樣幾位跟傅作義「真正說得上話」的人——曾延毅、劉厚同、杜任之、傅冬菊、李騰九、鄧寶珊。其中，曾延毅、杜任之與劉厚同是一條線；李騰九與鄧寶珊是一條線；傅冬菊是一條重要的內線。我們北平地下黨組織把這三條線視為三條秘密聯繫通道，積極開展工作。
第一條聯繫通道：從1948年春夏開始，曾延毅、杜任之利用與傅作義保定軍校同學的關係，國民黨中將幕僚長劉厚同利用與傅作義的師生關係，出面對傅作義做了不少思想工作。
第二條聯繫通道：從1948年10月開始，李炳泉同志與他的堂兄李騰九加強聯繫，並通過李騰九與「華北剿總」副總司令鄧寶珊接觸，工作取得一定進展。
第三條聯繫通道：從1948年11月初，傅作義的大女兒傅冬（即傅冬菊）和丈夫周毅之從天津調到北平，開始在傅作義身邊做工作。從西南聯大以來我一直是傅冬菊的聯繫人。考慮到傅冬菊和周毅之的特殊身份，我指示李炳泉同志：「今後與周毅之聯繫的同志要注意，一定讓周毅之保持目前灰色的樣子，他不能太紅。」因為周毅之同志是保持通道暢通的一個重要環節，在必要時可以發揮別人發揮不了的作用。
建立秘密聯絡站——東皇城根62號
1948年10月末，天氣越來越冷，形勢也越來越嚴峻，在馬路上會面交換情報的方式已經不能適應地下鬥爭需要了，我們急需建立一個秘密聯絡站。尤其是傅冬菊、周毅之夫婦馬上要調來北平，我們和他們的聯絡需要一個固定、隱蔽、可靠的地點。
沒辦法，我只能去找地下黨員李樹藩，他在中央航空公司當報務員，他曾答應幫我解決這個「當務之急」。我找到李樹藩，只見他一臉的喜氣。他告訴我他要結婚了，準備租房，現在相中了一個地方相當理想，約我明天去看看。
第二天，我按指定的時間來到東皇城根62號。李樹藩告訴我，62號的房主是國民黨空軍大隊長，要逃到臺灣去，所以準備把房子出租，介紹人開價每月租金兩塊大洋，而隔壁的63號雖然房租每月只要一塊大洋，但條件遠不如62號。我看到62號是一棟獨立的小洋房，有客廳和一間半臥室，窗戶是雙層玻璃，廚房灶內有盤水管，可以洗熱水淋浴。此外，還有一間可供傭人住的小屋。室內的陳設更讓我眼睛一亮——客廳裏擺著李樹藩與諸有瓊的結婚彩照，放著一整套紫紅絲絨沙發，這是外國使館的舊貨。進門的過道掛著一件美軍的草綠色面、羊皮裏的短大衣，這是從地攤上買的，還有一頂航空公司的大簷帽。大門口還臥著一隻空軍大隊長留下的大狼狗。這些都會讓「查戶口」的國民黨軍鱉、特務們產生錯覺，可以起掩護作用。作為接頭談話的地方，這座62號院子實在是個理想的場所。「這裏可以做好多事情啊！」我心裏這麼想，高興就掛在臉上了，我緊緊握住了李樹藩的手。李樹藩補充介紹說：「有瓊的朋友胡秀峻住63號。62號院牆邊上有—道小門與63號相通，如果有特殊情況，就可以穿牆進入63號。」我連連點頭，覺得這裏的確是一個很理想的地下聯絡點。
李樹藩的可靠是沒有問題的，他愛人諸有瓊我之前就知道，也是西南聯大的，和我同年。諸有瓊是重慶人，1942年秋考入西南聯大中文系，中途因母病蜇休學一年，後後學北大中文系，積極參加進步學生運動。他們從昆明復員時結伴回北平，李樹藩就悄悄愛上了諸有瓊。等她從北大畢業，擔任中文系主任助理的吋候，李樹藩就提出了結婚的要求。
從此之後，東皇城根62號就成了北平地下黨一個重要的聯絡地點，許多重要的情報在這裏傳遞；許多重要的約會在這裏進行；許多緊急的工作在這裏研究、佈置……
北平解放50周年的時候，諸有瓊寫過一篇回憶文章叫《東皇城根62號》，她在裏面回憶了我們當年工作的一些情景。她寫道：「作為黨的地下聯絡點，同志們經常在這裏碰頭，接受任務，研究問題。有些同志要去解放區，到這裏來住一夜。清華大學的張家熾同學半夜翻後牆進來，躲過了反動軍警的追捕。李炳泉同志受黨派遣，陪同傅作義的代表崔載之出城到平津前線司令部談判後不便回家，就在我家找到崔月犁同志作了彙報。這裏也是地下黨職業青年支部活動的主要地點。王漢斌同志領導這個支部，李炳泉、倉孝和、李樹藩分別擔任書記、副書記、支委，他們經常在這裏開會。後來成立了總支，樹藩擔任總支副書記。他在北京大學上學，又在中央航空公司兼差。當時北平的中央、中國、陳納德三家航空公司，只有他一個中共黨員。使我們特別高興的是，樹藩不知從哪兒弄來一台破舊的小收音機，我們每天晚上調到最低音量，把耳朵湊近收聽『陝北』廣播，聽到解放軍圍城的情況和勝利進軍的喜訊，擔驚受怕的情緒就煙消雲散了，企盼的是北平早日和平解放。」
可惜的是，因為修皇城根遺址公園的時候拆除了一些老房子，現在北京東城區北河沿大街東皇城根只有50幾號了。
傅冬菊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
北平原稱北京，是一座具有3000年歷史的文化古都。11世紀中葉以後，自金以來，歷經元、明、清幾個朝代的「皇都」一直成為國家政治、文化中心。1840年以後北京城曾幾度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的洗劫，損失慘重。1911年辛亥革命創立中華民國不久，北京再逢軍閥混戰，又成了各路軍閥互相爭奪的戰略要地。1927年，南京成為蔣介石治下的首都，次年將北京改為北平，仍是中國北方最大的城市。1948年春天，面對全國即將解放的新形勢，中共中央多次醞釀新中國首都的選址，經多方面權衡，決定選擇北平為首都。
在北平和平解放過程中，傅冬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傅冬菊是傅作義和原配夫人張金強的大女兒。抗戰初期，傅冬菊在重慶南開中學上學，經常和進步同學一起在節假日到1E慶新華日報社，與中共南方局青年組負責人劉光、成員朱語今聯繫。傅冬菊高中畢業後，考入西南聯合大學，我們成了同學。傅冬菊讀外文系，我讀歷史系。1945年一二‧一運動時，我介紹傅冬菊加人了黨的外圍組織「民主青年同盟」。從西南聯大畢業後，傅冬菊到天津《大公報》擔任記者。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過「華北剿總」在天津黃家花園設立的辦事處，掩護一批進步同學到解放區。1946年8月，我隨西南聯大復員到北平，找職業遇到困難。當時傅作義委託崔載之籌備《平明日報》。我找到小醬坊胡同傅作義公館，請傅冬菊幫忙，結果順利當上《平明日報》編輯。1947年底，為躲避敵人追查和開展革命工作，我也在天津黃家花園住過。1948年，我提出由天津南系地下黨發展傅冬菊入黨。同時，天津南系地下黨安排介紹傅冬菊的丈夫、《平明日報》記者周毅之入黨，並由我為其舉行了入黨宣誓儀式。
1948年5月前後，中央已提出要爭取傅作義。當時華北局城工部派地下黨員曾平到天津《大公報》找傅冬菊同志，要她做傅作義的工作。傅冬菊向北平南系學委彙報了這個情況。經過學委共同討論，大家認為，如此重大的事情應該通過組織系統來安排，而對曾平的情況並不熟悉，決定讓傅冬菊不必答復曾平，這件事就擱置下來。1948年11月下旬，根據華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劉仁同志的指示，南系地下黨學委決定把傅冬菊從天津調到北平來，全力以赴地做爭取傅作義的工作。在傅冬菊要從北平回天津的時候，我派人到火車站把她接回來。在南系地下黨職業青年支部書記李炳泉家裏，學委書記黎智和我一起向她佈置這項工作。當時我跟她講：華北就要解放了，黨中央要爭取你父親傅作義起義。你可以以女兒的身份，做他的工作。要向他提出：東北已經解放了，平津也快要解放，對解放軍你的部隊抵抗不了。要勸他不要撒到南方，如果撒到南京，手裏沒有軍隊，他在蔣介石那裏難以立足。你作為大女兒，理應在父親遇到這樣大的困難的時候，提供幫助，不能不為父親擔憂。希望你父親要考慮究竟怎麼辦才好，最好的辦法還是要和共產黨建立聯繫，進行接觸、談判。為了便於和傅冬菊聯繫，我還把周毅之也一併調來北平當地下黨聯絡員，需要時可以通過他找傅冬菊。
傅冬菊以照顧父親生活為理由留在了傅作義身邊，開始自己的特殊工作，可以說，她的工作細緻而周密。
在傅冬菊做傅作義工作的初期，我大體上是天天同傅冬菊碰頭，我們就在北京飯店的門口，一邊散步，一邊談天。有時通過傅冬菊的丈夫周毅之聯繫。後來有了東皇城根62號，就有了固定聯繫地點。我聽她彙報做傅作義工作的情況和傅作義的動態，並且基本上是天天把傅作義的情況通過地下電臺報城工部再轉報解放軍前線司令部。我要求傅冬菊每天到傅作義辦公室，如果傅作義開會，她就在別的房間等著。解放軍打到豐台的第二天，傅冬菊來向我彙報，說昨天深夜兩三點鐘，傅作義等「剿總」的人員從新北平「剿總」總部倉促、狼狽地搬回中南海，傅作義沒有料到解放軍一晝夜行軍二百里，來得如此之快，一下子就把北平包圍了。那些日子，傅作義顯得很煩躁、焦急，常常一個人在辦公室裏走來走去，把洋火棍一根接一根地咬斷。在圍城期間，解放軍一面談判，一面也作了打的準備，經常向城裏的軍事目標試炮。主要有兩處，一處是東單，傅作義在那裏修建了臨時飛機場，另一處是國民黨炮兵所在地景山。地下黨每天把炮彈落地點向前線司令部報告。有一次，炮彈落在景山附近我住的東昌胡同北大文科研究所的院子裏，離我住的房子只有二三十米。我們及時地把落彈地點報告解放軍，以便我軍精准打擊敵軍要害。後來聶榮臻元帥感慨地說：「在古今中外戰爭史上，前線司令部能夠這樣持續不斷、準確無誤地瞭解對方最高軍事長官情況的恐怕是獨此一例。」
後來，我將傅冬菊彙報的有關傅作義的情況及時轉告佘滌清（中共地下黨南系、北系合併後，佘為書記，我為學委委員兼大學委員會書記），再通過城工部的地下電臺報到解放區。考慮到如此頻繁地中轉情報，既浪費時間，又不安全，我便把傅冬菊的工作關係交給了佘滌清。不久，佘滌清應約到東皇城根62號找傅冬菊談話，告訴她：「現在解放戰爭形勢發展很快，你父親有接受和談的可能，希望他放下武器，與共產黨合作，和平解放北平。」傅冬菊當即去找她父親，向他轉達共產黨的意圖。傅作義當時怕是「軍統」特務通過他的女兒套他，傅作義問她女兒：「是真共產黨還是『軍統』？你可別上當！要遇上假共產黨，那就麻煩了。」傅冬菊說：「是我們同學，是真共產黨，不是『軍統』。」傅作義又問：「是毛澤東派來的還是聶榮臻派來的？」傅冬菊一下答不出，又去問佘滌清同志如何回答。佘滌清明確告訴傅冬菊，叫她說是毛澤東派來的。傅作義表示可以考慮。這是一次試探性的正式接觸。
傅冬菊不僅將觀察到的父親傅作義思想情緒上的細微變化，如發脾氣、情緒低落等情況毫無保留地向黨組織作彙報，而且因不滿父親的一些作為還與之正面衝突。傅冬菊的話對傅作義震動很大，也讓他思考很多，對於傅作義的思想轉變發揮了很大作用。
與傅作義談判
1948年11月開始，平津戰役發展迅速，根據中共北平地下黨的指示，我的主要精力放到配合北平和平談判、力爭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上來。清華、北大等大學黨總支在北平地下黨學委領導下積極開展工作，迎接解放軍進城。
有一段形勢比較緊張，傅作義對傅冬菊說，你還是回天津去，別在這裏給我找麻煩。傅冬菊說：「鐵路交通都斷了，我怎麼走啊？」傅作義說：「我派飛機送你走。」傅冬菊說：「你現在這麼困難，我作為你的大女兒，不能離開你。」
根據劉仁同志的指示，北平地下黨讓傅冬菊對其父傅作義將軍提出希望他最好能夠起義，如果不願意起義，也可以投降。傅作義說，我不能起義，要起義對不起蔣先生；我也不能投降，我一貫是能打仗的，怎麼能投降呢？劉仁同志指示，要堅持讓傅要麼起義，要麼投降，這兩點不能鬆口。由於戰局的迅速變化，傅作義的主力部隊三十五軍在新保安被人民解放軍殲滅，在這種形勢下傅作義同意派代表同解放軍談判，並且表示共產黨中他最相信兩個人，一個是王若飛，一個是南漢宸，意思是願意會見南漢宸。但這在當時是不可能的。北平地下黨認為李炳泉同志是最合適的人選，但因為還需要讓他通過李騰九做傅作義的工作，所以決定調劉時平代表地下黨同傅作義的代表談判（劉時平後來被捕，改由李炳泉擔任地下黨的談判代表）。經過談判，傅作義同意派《平明日報》社長崔載之當談判代表，地下黨派李炳泉當談判代表。後來有一些材料說李炳泉同志是作為傅作義的談判代表致解放軍前線司令部，這是不符合事實的，因為李炳泉是中共方的代表之一。雙方約定在西單會合，坐傅作義提供的吉普車經廣安門到豐台前線，由解放軍接到前線司令部。1949年1月初，傅作義又調周北峰作為他的主要談判代表同崔載之一起到前線司令部談判。
在同傅作義談判的過程中，傅作義一再提出，要北平地下黨把地下電臺搬到「剿總」去，說放在那裏比較安全，他還提出讓地下黨的談判代表也住在「1則總」。劉仁同志指示，要防止可能出問題，不能答應。現在看來，傅作義的意見還是有誠意的，他對國民黨特務也有戒心。
這時北平地下黨的平民委員會被破壞，平委書記趙凡同志被捕，但是北平地下學委系統倒沒有出事。劉仁同志來電報說，傅作義現在抓人，情況不明，你們要警惕。地下黨的談判代表要暫時停止跟傅作義的談判代表接觸，要躲起來，觀察一下再說。
北平地下黨學委安排劉時平躲到西城辟才胡同52號國民黨遼北省政府主席徐楹家裏，由我去通知他。徐楹是崔月犁夫人徐書麟的叔叔，我去他那裏開過會。當天北平下著大雪，我過去通知劉時平的時候，他要我帶他去，我說:「這不符合組織規定。那個地點你能找到，你自己去吧，我不送了。」由於鬥爭形勢十分複雜，徐楹家已經被國民黨特務監視，所以劉時平和隨後來接頭的佘滌清同志都被「蹲坑」的國民黨特務抓起來了。
當時地下黨搞不淸他們為什麼會被捕，後來才知道是因為民主人士儲安平先生從南方來到北平，準備參加新政協引起的。國民黨得到儲安平住在北平徐楹家的情報。通過警察局的身份證，查出全北平有三個徐楹，就把這三家都包圍了。其中一個是《大公報》著名記者徐盈。當時我們也知道《大公報》徐盈家和《大公報》駐北平辦事處被國民黨特務包圍了三天。佘滌清同志被抓後，敵人抄佘家時問：你們家有沒有來過姓儲的人？這就表明這兩件事的關係。
佘滌清、劉時平被捕後，我方向傅作義提出，你對談判沒有誠意，把我們.的談判代表都抓了。傅作義說：「我不知道這件事，你們給我開名單，我馬上放人。」我方請示了城工部，劉仁同志指示不能把談判代表的名字告訴他。當北平和談達成協議後，傅作義立即把被捕的共產黨嫌疑犯都放了，並且再次提出讓談判代表住到「剿總」去。劉仁同志沒有答應，並且立即把他們送到城外西郊解放軍的駐地。
在同傅作義談判時，因為傅作義既不同意起義，也不同意投降，談判就僵著。1949年1月14日，經過人民解放軍一天一夜的猛烈進攻後，天津解放了。當天傅作義就向中共方表示，北平不用再打了，可以談判解決，還說天津也可以不打。其實，如果沒有天津解放、解放軍兵臨城下，傅作義還是不會接受談判條件的。但是談判的結局是傅作義沒有起義，也沒有投降，而是和平解放，在實踐中創造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北平方式」。
在同傅作義談判達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協議後，根據黨中央的決定，用林彪名義給傅作義寫了一封公開信，把傅作義猛批了一頓。當時是要由進城的解放軍代表交給傅作義的，實施過程中，代表有顧慮，就轉給傅冬菊交給傅作義。傅冬菊閱信怕父親傅作義不滿意，引起新的問題，遲遲沒有交出。1949年1月16日，新華社發表了林彪《給傅作義將軍的信》，傅作義看了大為不滿，責問事先為什麼不打招呼。
另外，在圍城時，同國民黨一些軍官有聯繫的北平地下黨員王甦、魏焉等同志還對國民黨軍隊進行策反工作。有的守城國民黨軍官答應在解放軍進攻時，裏應外合，打開城門接應。還有國民黨津塘警備司令侯鏡如也同劉仁同志建立了聯繫，侯鏡如從塘沽率領國民黨殘部坐船南逃時也事先向劉仁同志通報。這些都說明地下黨配合解放北平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
毛主席稱讚「北平方式」是一個創造
1949年1月21日，傅作義將軍簽署了《關於北平和平解放問題的協議書》。以簽訂「和平協議」的方式使傅作義將軍統率的大軍，兵不血刃，實現了「化干戈為玉帛」，創造了毛主席稱讚的「北平方式」，為後來解放湖南、新疆、雲南等地提供了範例。後來綏遠等地也是按照「北平方式」和平解放的，這就減少了很多流血犧牲和物質損失，對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北平的和平解放不僅在中國有重要而積極的影響，而且有重大的國際影響，它使人們對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和策略，同時對中國共產黨本身有了新瞭解和新認識。
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北平的和平解放「這種方法是在敵軍主力被消滅以後必然地要出現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是幹我軍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傷亡和破壞。因此，各野戰軍領導同志都應注意和學會這樣一種鬥爭方式。這是一種鬥爭方式，是一種不流血的鬥爭方式，並不是不用鬥爭可以解決問題的」。
對於傅作義將軍，中共中央採取了正確的政策。北平和平解放之後，毛澤東主席多次接見傅作義，與他親切交談，讚揚他：「北平和平解放，你做了一件大好事！」「北平和平解放，宜生（傅作義，字宜生）功勞很大！」傅作義後來擔任全國政協第一、二、三屆常委，全國政協第四屆副主席，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水利部部長，水電部部長等職。195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予他一級解放勳章。1974年傅作義病重，周恩來總理抱病到病房探望，轉達毛主席的問候：「毛主席叫我看你來啦，說你對人民立了很大的功！」傅作義逝世後，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追悼會，葉劍英同志致悼詞，代表黨和政府給予傅作義極高的評價。傅冬菊後來由組織上分配到人民日報社工作，為我國新聞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從今天來看，北平和平解放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它使北平這個著名的文化古城、文化古跡能完整地保存下來，沒有受到破壞。故宮、天壇、北海、頤和園等古跡的那種氣派，在世界上是少見的。北大、清華等大學都完整地保留下來，沒有受到破壞，到現在它們仍然是世界一流的大學，多年來這兩所學校為國家培養出許多幹部、學者和專家。還有許多工廠、企業能夠迅速恢復生產、營業，社會秩序沒有發生混亂現象，這些都是戰爭中很不容易做到的。
70年前激情燃燒的往事記憶猶新，無法淡忘。只有讓紅色記憶承續下去，紅色基因才能世世代代薪火相傳，紅色江山才能永不變色！口述者：第七屆、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整理者：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台港澳合作交流中心、中國中醫藥出版社退休幹部
（王漢斌／口述 劉鴻澤／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