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在中國政治輿論場，人事議題從來不會缺席。自2019年11月底例行月度政治局會議後，樓陽生升任山西省委書記，中共連續宣布重磅人事調整，中央、地方人事基本盤持續變動。

根據以往經驗，每年中央全會召開前後，通常會是中共高層人事調整的關鍵周期，尤其是每屆中央全會中的「四中」，更被認為是一屈中央人事調整的「期中」關口。

事實上，今年十九屆四中全會召開前，決策層也對畨部級高官重新進行了排兵布陣，人少動向涉及內蒙古、寧夏、河南三個省區和一個屮央部委。而自6月份開始，中共黨政系統內的副部級官員已經開始頻繁調整。

按照慣例，中國政壇又將上演新一輪人事大調幣。而細查之下，不難發現中共人事遴選的一些新風向。

「到站下車」的邏輯與變量

10月25日，一日之內，內蒙古、寧夏、河南三省區同時換帥。寧寇書記石泰峰調任內蒙古書記，河南畨長陳潤兒調任寧夏書記，內蒙古書記李紀恒隨後確認進京，接替黃樹賢擔任民政部部長。自此，中共新一輪畨部級大員調整正式拉開帷幕。

其中，已滿65歲的黃樹賢已到正省部級官員退休年齡，屬「到站下車」。

根據中共《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各級政府黨政領導職務每個任期為五年，省部級黨政正職官員退休年齡是65歲，但任期未滿的可延期3年，所以也有正省部級官員會在68歲才退休。雖然，中共政壇近年來人事任命明顯不唯年齡論，更多注重官員的綜合能力和是否具有敢於面對難題和承擔責任的特徵，但通常都是個例。因此，黃樹賢「到站下車」，符合中共官場的一貫邏輯。

同樣到齡退休的正省部級髙官，還有胳惠寧。11月30日，山西省召開全省領導幹部會議，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吳玉良在會上宣佈，樓陽生任山西省委書記，駱惠寧不再擔任山西省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

12月1日出版的《山西日報》，在頭版刊發了上述會議內容。在當天的講話中，繼任者樓陽生透露了駱惠寧去職的原因：「惠寧同志由於年齡原因不再擔任山西省委主要領導職務」。

目前中共省部級層面，除卻剛剛退休的黃樹賢、駱惠寧，還有8位大員在65歲退休年齡線上。其中，地方省份大員中，有5人年齡已經達到或者超過65歲，分別是：遼寧省委書記陳求發、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主席陳武、雲南省委書記陳豪、貴州省委書記孫志剛、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主席雪克來提•紮克爾。其中，雪克來提•紮克爾已經66歲，已經超過中共正部級官員65歲退休的年齡線。中央部委層面有3人，分別是：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局長張茅、中國社科院院長謝伏瞻。

不過，這也並不意味著這些人都會在此輪調整中卸任。根據以往經驗，一些到齡的官員，在合適的時機，也有可能更上一層樓，繼續在官場釋放能覺。比如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夏寶龍，他在浙江街委書記任上退居二線，進人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任副主任委員，一年後擔任現職，晉身國家領導人行列。

這些人中，駱惠寧資歷最深。他有安徽、青海、山西三地任職經歷，是中共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和十八屆、十九屆中央委員。2016年6月，他接替王儒林擔任山西省委書記，迄今已三年半。

陳求發也是兩屆中央委員，並曾先後在航天系統、工信部、湖南任職。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中，陳求發當選為中共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2013年「空降」至湖南任省政協主席，躋身正省級。2016年6月，從「政協官員」轉型到「一省之長」——擔任遼寧省長，並在1年後升任省委書記。

至於雪克來提•紮克爾和陳武，二人皆為少數民族官員。中共在少數民族官員的任用上，通常在年齡上的限制較為寬鬆。

新近調整進京的李紀恒，今年62歲，其履歷在省部級大員層面也不多見。他是廣西貴港人，此前仕途均在邊疆省份，在赴任內蒙古之前，先後擔任過廣西黨委副書記與雲南省委書記。從中共十五大起，李紀恒就進人了中共中央委員會，連續三屆擔仟中央候補委員，十八大之後成為中央委員。

接替李紀恒的石泰峰，今年63歲，是中共十八大之後開始崛起的學者型官員。他在中共中央黨校有近20年的工作經歷，在任副校長的9年間，歷經胡錦濤、曾慶紅、習近平三任校長。2010年，石泰峰空降江蘇擔任組織部長，2015年11月任江蘇省長，仕途進人快車道。2017年4月，石泰峰任中共寧S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兩年後出任內蒙古自治區書記。

而1957年出生的陳潤兒，則是另一類型的樣本。他早年在湖南官場打拼，但直到49歲才以湖南省委常委兼長沙市委書記身份晉級副部級，大幅落後同齡人。儘管其在主政長沙6年中頗有政聲，但一步遲步步遲，到中共十八大後外放黑龍江歷練時已56歲。2016年陳潤兒從黑龍江調任河南，並于同年當選河南省長，在59歲的年齡線趕上晉升正部級的末班車。此番由河南調任寧夏，躋身地方「一把手」。

新近被調職的陳潤兒、石泰峰、李紀恒、黃樹賢4人，在原職的任期分別只有3年零6個月、2年零6個月、3年零2個月、3年整，均不足一般情況下的5年.這被視為近年中共政壇島官新陳代謝頻率加快的一個縮影。

黨政「後備軍」：「專職副書記」

樓陽生升任山西省委書記後的出缺，於12月5日迎來了補位人。當天，山西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決定任命林武為山西省副省長、代理山西省省長。

林武生于1962年2月，大學畢業後在湖南湘鋼工作長達20年，兩次跨省任職後於今年1月出任山西省委副書記，至此番再調整。根據以往慣例，走完明年年初山兩兩會的選舉程序，林武將正式出任山西省長一職。和前任樓陽生一樣，他也是一名「雙非」省長（非中央委員、非中央候補委員）。

從躋身副部級到主政一方，4年時間輾轉騰挪，歷經三街鍛煉，五易職務，林武的上升路徑令不少人驚歎，儘管晉升副部級時巳經53歲，他卻可能是地方「專職副書記」這一群體中晉升速度最快的一員。

一般來說，從副部級到正部級，看似一步之遙，很多人卻經常要走10年左右甚至更長時間。曾有大陸媒體分析25名中共十八屆政治局委員進階時間表，從副部級到正部級大概平均用時8年。

目前在任的其:他20多名地方專職副書記，躋身副部時間最長的現任湖南女省委副書記烏蘭為蒙古族，她連任三屆中央候補委員，從2003年以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副主席身份晉級副部至今已16年。此外，海南省委副書記李軍、甘肅省委副書記孫偉，躋身副部已15年之久，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副書記李鵬新躋身副部也有14年了。

但林武也並非近年來的孤例。比如現任北京市長陳吉寧，當年從清華大學校長（副部長級）到環保部部長，用時3年；黑龍江省長王文濤從江西省委常委到現任職務，用時7年；甘肅畨委書記林鐸從哈爾濱市長到甘肅省長，用時5年。

隨著林武的履新，也將各地除政府首長之外的「專職副書記」群體拉人公眾視野。以往經驗表明，「專職副書記」往往是政府首長的接班人、後備軍，是中共政壇裏一個相當重要的官員群體。

「專職副書記」雖然是地方黨委領導班子裏的常規配置，但也呈現出形式多樣、流動較大的特點。一般一個地方黨委領導班子裏，會有一位黨委書記與兩位副書記，一位副書記兼任政府首長，另一位副書記即為專職副書記。

新近調整的喻紅秋，也是一名「專職副書記」。11月29日，河南省委副書記喻紅秋回京履新，出任中華全國供銷總社黨組副書記，並獲提名理事會主任候選人。12月9日，當選為中華全國供銷總社第六屆理事會主任。

這樣一來，河南一下就空出了兩個副書記：街長副書記、專職副書記。在10月底陳潤兒由河南省長調任寧夏黨委書記之後，河南省長的職務空缺尚待補充。現在，河南省委班子裏唯一一位副書記也調走了。

不過，接棒省長的副書記幾天後就到位了。12月3日，河南新間聯播消息，此前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的尹弘，已出任河南省委副書記、省政府黨組書記。三天之後，尹弘被任命為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代理省長。據公開簡歷，尹弘是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生於1963年6月，此前長期在上海工作。

整體而言，省級地區黨委副書記的配置比較靈活多樣，職數也不盡相同，大部分地區是2個，其中新腿有3個，西藏更多達4個。

「專職副書記」的作用，主要體現在4個方面。一是通過各種兼職適應不同地區政治、經濟形勢，例如因為副省級城市在地區政治和經濟分量較重，由副書記兼任該市一把手；二是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進行安排，例如新疆正在實施去極端化政策，所以由副書記兼任教工委書記；三是新晉常委們適應省級層面治理的一個過渡，例如「軍工少帥」張國淸進人地方政壇擔任要職之前，曾任重慶副書記3年時間；四是當地黨委書記與政府首長的後備人選。

至於第四個方面，除了近期林武、尹弘的例子，還可以參考專職副書記出現空缺的北京、貴州、青海三地。

北京前一位專職副書記景俊海，在任職8個月後於2017年12月轉任吉林省委副書記，次年1月後相繼升任該省代省長、省長。貴州前一位專職副書記諶貽琴在兼任政法委書記多年之後，已於2018年1月正式擔任貴州省長之職。青海前一位專職副書記劉寧，在相繼兼任黨校校長、政法委書記之後，于2018年8月升任代省長，次月轉正為省長。

而這一副書記群體最引人注目之處，正在於第四個方面，即作為地方大員的「後備梯隊」。

反腐補位仍持續

自中共十八大後，因反腐出缺引發的連鎖人箏調整，成為官員任免的一個明顯趨勢。2019年各領域的反腐仍然持續雷霆之勢，全年計有20餘名中管幹部接受審查調查，至少11名省部級幹部系任上被査，而隨著中央「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深入推進，因政法系統官員落馬引發的出缺尤其令人關注。

以內蒙古和吉林為例。繼12月1日上午內蒙治區政協副主席馬明被查之後，下午又有兩名原省部級官員被「雙開」，分別是內蒙古自治區原黨委常委、呼和浩特原市委書記雲光中、吉林省檢察院原檢察長楊克勤。

其中，雲光中是中共十九大以來內蒙古查處的第三虎，也是今年首名在任上被杏處的省會城市「一把手」。而隨著此番馬明的落馬，內蒙古黨、政、人大和政協四大系統均有高官被查。

這被認為是內蒙古政法風發的延續。在擔任政協副主席之前，馬明曾擔任過近6年的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同時也是自治區公安廳黨委書記、廳長、督察長，自治區黨委政法委員會副書記（兼）。在擔任區政府副主席期間，他負責維護社會穩定等方而的工作，分管自治區公安廳、司法廳、人民防空辦公室等機構。

吉林省人民檢察院原檢察長楊克勒，是中共十八大以來第一個在任上被查的省級檢察院「一把手」。去年11月至今，楊克勤已有3名下屬相繼被査、首個落馬的是省檢察院原副檢察長吳長智，2014年1月任反貪污賄賂局局長，2016年11月升任副檢察長。第二個被查的是省檢察院副檢察長謝茂田，2015年7月升至該職務，今年4月1日落馬。第三個是通化市檢察院檢察長姜洪濤，他曾長期在省檢察院工作，今年4月29日落馬。

10月9日，楊克勒落馬3個月後，吉林省檢察院召開全體幹部大會，宣佈省檢察院主要領導的任職決定。在最高檢工作的尹伊君「空降」吉林，任省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省委政法委委員（兼）。

任上被査的省會城市「一把手」，還包括海南省委常委、海口市委書記張琦。其落馬後空出的職位，也是在三個月之後，由首次跨省履新的海南省委常委何忠友補缺。何忠友此前任職集中在廣東，曾任廣東省交通運輸廳廳長、黨組書記，河源市市委書記，2016年1月當選廣東省副省長，2017年5月出任廣東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

還有三名副省長也于任上被查。2019年4月，四川省副省長彭宇行被查，10月波開除黨籍，降為四級調研員；8月，河南省副省長徐光和河北省副省長李謙被調查。

此外，繼2018年年底，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陸續向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業銀行、建設銀行、國開行等15家中管金融企業派駐紀檢監察組組長後，今年金融領域的反腐，無論是從力度、頻率還是留蓋面上，都超過往年。據不完全統計，僅2019年1月至今，被查的金融高管就有近50人。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消息顯示，今年以來，銀行系統被查處幹部覆蓋了從農商行、城商行、股份制銀行到大型國有銀行、政策性銀行等眾多單位，而金融監管部門、證券、保險及其他大型金融機構，也有不少幹部接受調查。其中既有國家開發銀行原黨委書記、董事長項懷邦，證監會原主席劉士余，也有棗莊銀行原黨委委員、副行長朱玉軍，湖南懷化農商行原黨委書記、董事長楊小峰這樣的地方性中小銀行領導。

省級層面的反腐工作也有條不紊。根據各省份紀委監委官網通報，今年山西、西藏、浙江、寧廈、吉林5省份紀委書記履新後，均有官員接受省級紀委監委審查調査。其中最受關注的除了吉林，省紀委書記履新一周後三名官員落馬，其中兩人系自動投案；曾出現過塌方式腐敗的山西，已有17人接受省紀委監委調查。

「金融副省長」回歸

近年中國經濟轉型壓力倍增，金融之於實體經濟的意義急需再認識，金融風險防範日益突出，從2018年開始，地方配置「金融副省長」成為一種現象級存在。此舉被認為是中共推行金融改革和監管的人事籌備，也是為防範金融風險而做的準備。

據統計，至2019年10月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蔡東轉任吉林副省長，目前中國有十多個省市區已經配備專職的金融副省長，其中大部分是在2017年的中國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後調任的，僅2018年1月就誕生3位「金融副省長」，2019年9月又有5位「金融副省長」到任。

從近兩年「金融副省長」空降的路徑來看，先是江浙和四個直轄市等金融發展有基礎的地區，後逐步向中西、東北、西南地區拓展，覆蓋四川、遼寧、貴州、吉林等省。

現任14位「金融副省長」，有8位曾擔任過國有大行副行長。工行、農行.建行、交行、中國銀行、國開行、農發行、進出口行等8家國有大行，均為中管金融企業。一般而言，前述8大國有大行董事長、行長、監事長級別為副部級，副行長視為正廳級。

雖然這一群體多具高學歷、專業素養，但仕途前景尚難確定。因為專業領域的大放異彩，在特殊背景之下扮演「拆彈專家」的角色，固然可為仕途添色，但他們幾無從政經驗，這也為其以後的政治軌跡留下一個問號。

尤其是最近，江蘇省副省長王江、廣東副省長歐陽衛民兩人，雙雙再度「回歸」金融系統，讓外界對這一群體的政治軌跡又有了新的認知。而在此之前，2019年3月，曾在農行從基層到高管紮根歷練25年的重慶副市長劉桂平回京，履新中國建設銀行行長。

12月2日，中國銀行原董事長陳四清調任工商銀行董事長7個月後，隨著王江的加人，新一屆領導班子終於搭建完成。當天下午，中行召開全體大會，宣佈江蘇省副省長、省政府黨組成員王江出任中行黨委副書記、副董事長、行長。12月9日，中國銀行發佈公告，正式聘任王江為中國銀行新一任行長。

王江曾長期在中國建設銀行工作。2015年3月，他從建設銀行上海分行轉戰交通銀行總行，任交通銀行副行長，分管對公板塊和國際業務。2017年7月，王江告別交行，出任江蘇省副省長、省政府黨組成員，其間一部分工作內容是負責地方金融相關工作。現在，擁有18年銀行業生涯以及兩年地方副省長經歷的王江，還是回到了銀行系統。

在廣東履職8年的央行老將歐陽衛民，日前也正式回歸金融界，接替鄭之傑出任國家開發銀行行長，國開行總部於10月24日宣佈了這一消息。11月29日下午，廣東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接受歐陽衛民辭去廣東省人民政府副省長職務的請求。

歐陽衛民出生於1963年，湖南衡陽人，經濟學博士。自1991年開始，他在央行任職長達20年，先後在金融研究所、金融管理司、非銀行金融機構司等工作，2007年起任央行支付結算司司長。

2011年，歐陽衛民空降廣州，任廣州市副市長，並于2013年兼任增城市市委書記一職。2018年1月，歐陽衛民升任廣東省副省長，負責商務、口岸、自貿、港澳事務、金融等方而工作。

除了這兩則重磅人事調整，近期，國有大行副行長亦出現密集平調。國有大行副行長平級調動有先例，但一月之內出現密集調動並不尋常。

根據中國銀行12月9日公告，農行副行長王緯出任中行副行長。他的工作地點也從北京建國門內大街69號換到復興門內大街1號。與王緯一道，近一個月內國有大行副行長平調的案例還有兩個：建行副行長廖林履新工行副行長一職，國開行副行長張旭光調任農行副行長。

從過往來看，國有大行副行長是大行行長、金融副省長的重要「遴選池」，極少數大行副行長，還可能進一步升任金融監管部門掌舵者，如現任證監會主席易會滿。而現任8大國有銀行行長中，有6位行長均曾擔任過副行長職務，占比高達15%。

總體而言，隨著改革進一步深化，中共幹部選拔任用會因應一些新情況出現新變化。人們習以為常的「新陳代謝」說，難以全面概括中共政壇的人事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人新時代，改革而臨新使命，中共選人用人的准則也因應形勢而改變。

（張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