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1月20日，當彭伊娜跨過拱北海關，第一次踏上澳門的土地時，心中默念「兒子，等著媽媽，兩年後就回來」。而最終，當她真正回到內地工作時，已是13年後的2000年，兒子從繈褓中8個月大的嬰兒變成了13歲的少年。

「我至今記得，臨走那幾天，有一種撕心裂肺的感覺。」彭伊娜說，尤其是離開家時，兒子從被窩中爬出，發出「媽媽、媽媽」的聲音，那一刹那，初為人母的她再也控制不住強忍的淚水。而她還是義無反顧地走了，她明白，這場母子分別，是為了一次意義更崇高的母子重逢——澳門回歸祖國。

人心不是爭取來的，是換來的

1987年4月13日，中葡兩國正式簽署聯合聲明，向世界宣告中國政府將於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從那一天起，澳門回歸進入倒計時。同年9月，新華社澳門分社在澳門正式掛牌成立。

「那時，在澳門有‘大新華社’概念。」彭伊娜說，由於澳門當時尚處於葡萄牙管制下，中國政府無法在澳門設立官方機構，所以就借用新華社澳門分社的名義，開展澳門回歸的相關工作。彭伊娜進入了澳門分社宣教文體部，進行社會調研，這對澳門基本法的起草以及回歸政策方針的制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她和諸多同事還有一個格外重要的任務——做好人心回歸工作。

這項工作並不好做。「過海關時，從服裝上幾乎就一眼可以看出內地人和澳門人。」兩地的明顯差異，讓彼此產生過不少誤解。內地改革開放不久，經濟發展相對落後，「所以澳門人普遍還在觀望，內地有沒有能力管好澳門」。而在內地人心中，包括在彭伊娜想像中，澳門是一片「黃賭毒」聚集地。「真正到了澳門之後，才發現這裏就像是一個寧靜的歐洲小鎮，生活舒適安逸。」親身感受到這些，讓彭伊娜和同事更加意識到，加強兩地瞭解，特別是讓澳門同胞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內地，格外重要。

在後來的十多年裏，彭伊娜帶著澳門各界人士組成的代表團，走遍內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讓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她剛到澳門不久組織的一次澳門新聞訪問團參觀西藏活動。受當時國內一些風波的影響，這個行程一度引發擔憂，但在澳門分社的爭取下，最後還是成行了。「那時建立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最後不去，會有人覺得你是否有東西藏著掖著，怕給別人看？這種交流剛剛開始，涉及信任的基礎，對後面工作的長期開展都有影響。」頂著巨大的壓力，彭伊娜隨宣教文體部部長，帶著代表團出發了。

到拉薩後，從時任主要領導到西藏喇嘛、翻身農奴，代表團接觸到了西藏各界。有一次，彭伊娜和代表團走在去往日喀則偏僻的山路上，看到山底下有一座房子，「能不能停車，我們走過去看看？」一名訪問團記者臨時提議，得到了所有人的附議，彭伊娜讓司機停車，訪問團走到了山腳下，採訪房子的主人。「類似這樣的事情，在那次訪問中還有很多，回到澳門，這些都變成了一篇篇報道，改變了澳門同胞對內地的觀感和印象。」彭伊娜說，那次集中報道後不久，就有澳門慈善家捐資到西藏，建設希望小學，成為一段佳話。

從1988年9月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名單公佈，到1993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4年多的時間裏，澳門基本法的起草過程也是一個人心回歸的過程。「當時要協調澳門各界，充分考慮到他們的訴求。」彭伊娜記得，整個過程有一些反復，要在社會上發動咨詢工作，逐條起草，起草完後，還要到社會傾聽意見，來回幾輪後，才能形成草案。不過，過程雖然繁複，但這種透明細緻的操作，加強了澳門各界的參與和信任，也加強了同澳門同胞的溝通與聯繫。「人心回歸工作，就是從那時開始，一點一滴做起來的。」彭伊娜說。

時任新華社澳門分社副社長宗光耀有一項愛好——打太極拳。每天清晨，他都會出現在公園打太極。堅持時間長了，每天晨練的人便圍攏起來，和他一起練起來，後來又漸漸發展成一個群體。「我是親眼見證，宗副社長將太極拳帶到了社區，並以這種方式和澳門同胞們打成一片。彼此瞭解，才能凝聚人心。」彭伊娜說。

經過一段時間，彭伊娜發現，每個澳門人都有強烈的身份歸厲感。「澳門在幾百年的發展中，形成穩定社會的主要途徑有三個：社團、慈善組織和宗教。」其中社團的地位尤其突出，甚至有人稱澳門為「社團社會」。「這些社團，有以愛好為內容的，比如戲曲、美術、舞蹈；有以同鄉會為主的，不同箱貫的人加入不同社團；有以行業為主的，比如蛋業協會；有街坊社團，以你住在哪裏界定歸厲。」彭伊娜說，一個人往往由於身上的多重身份，加入好幾個不同的社團，並以這種方式維繫社會關係。社團也是民眾的發聲渠道，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回歸中，澳門基本法起草推廣、回歸問題的調研、特區政府及行政長官的產生，以及慶祝澳門回歸祖國的各項活動，都與各種社團組織的參與分不開。彭伊娜通過走進社團，有機會接觸到了澳門各界名流和普羅大眾。

「這樣的社會結構，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有人情味。」幾年前，彭伊娜接到一個來自澳門的電話，是澳門文化界的一個朋友打來的，「說來慚愧，我都快忘記當年做過什麼事了，他還沒有忘記。他對我說，自己收拾舊東西時，翻到通訊錄，就試著給我打來，最後他說，聽到我的聲音，回憶起很多往事，很想念我。」而那時，彭伊娜已經十多年沒有見過這位老朋友了。不久之後，這位老朋友帶著一幫老相識來深圳找到彭伊娜，敍舊情，讓她深受感動。「澳門人是很長情的！」

長期與澳門同胞打成一片，融入澳門社會，讓彭伊娜逐步明白，自己的人品性情，以及在澳門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祖國，”我們深入他們、傾聽他們，成為他們信任的朋友，他們也就信任了祖國。」所以，人心回歸就成為他們在澳門日日夜夜生活的一部分。「在澳門，人心不是爭取來的，而是走進同胞，用真心是換來的。我們參與的每一項回歸工作、調研，都有澳門同胞的參與和聲音。只要用真心待人，人心就會隨著澳門一同回歸。」

何鴻燊借地又捐錢，供養一朵金蓮花

1998年初，澳門一系列的回歸活動逐步展開，彭伊娜由澳門分社宣教文體處轉任文化處處長，負責回歸中的一系列文化工作。4月，全國人大通過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名單，彭伊娜又被抽調至籌委會秘書處工作。這樣，她就身兼兩項職務，變得異常忙碌。

這種忙碌背後，是澳門同胞迎接回歸的巨大熱情。在1999年春節前夕，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報名工作開始，澳門特區首屆政府即將由推委會選舉產生。報名非常火熱，在一個月中收到報名表近萬份，彭伊娜和同事天天忙到深夜，一直到大年二十九晚上還在加班。

「雖然忙了一些，但這恰恰反映出澳門同胞有強烈的主人翁意識。」彭伊娜說，400多年來，在葡萄牙的管制下，澳門人很少有機會參與政治，而澳門回歸祖國，將由他們選出自己的特首，澳門人非常期待這樣的機會。

這種政治熱情，恰恰和澳門「社團社會」的特徵相符。「澳門人是非常愛國的，澳門回歸祖國，所有澳門人無論身份地位，都將找到一種國家歸屬，因此煥發出極大的熱情。」讓彭伊娜印象最深的是「賭王」何鴻燊。

1999年9月，中央贈送給澳門的3米高金蓮花雕塑已建好，經過權衡，準備在政權交接儀式舉辦地附近擺放。最終選定的地塊，是何鴻燊的公司計劃建造商品住房的。

宗光耀找到何鴻燊，商談在這塊地上擺金蓮花，何鴻燊非常爽快地回答「願意低價轉讓」。宗光耀接著說：「我不是買你的地，而是向你無償借用。」何鴻燊又爽快地說：「就這樣，我無償借地一年。」這塊工地很快清理乾淨，供金蓮花擺放。不過，既然是中央贈送的禮物，就有特殊的意義，將來必然成為澳門的一道景觀，因此擺放必須有一定的規格和標準，這又涉及相關配套設施，比如廣場、噴水池、旗杆、基座、臺階、燈光等。基於這樣的考慮，需要選用好的建築材料，宗光耀粗略估算了一下，大概需要1000萬元人民幣。

「從情理上說，既然中央贈送了禮品，就不好再要中央出一筆擺放禮品的費用；另一方面，禮品是中央送的，也不便向澳督求助。想來想去，宗副社長又找到何鴻燊。」彭伊娜回憶，當何鴻燊聽到宗光耀的請求後，笑著說：「有沒有搞錯？要我無償借地，又無償出錢？」宗光耀說：「咱們兩家三七分攤吧。」何鴻燊搶先說：「那就新華社出七，我出三。」宗光耀回答：「是你們出七，新華社出三，新華社用的也是國家的錢，只能象徵性出一點。」何鴻燊再次爽快回答：「我聽宗副社長的，我很樂意，這也是為迎接澳門回歸袓國做的一件大事嘛。」宗光耀感謝他，何鴻燊卻說：「千萬不能這樣講，是我應該感謝，你遇到了事首先想到我。這件事關係到澳門回歸袓國、慶賀特區政府成立的大事。能為國家、為社會盡一點微薄的綿力，是我和娛樂公司同仁的光榮。」後來，金蓮花廣場保留下來，成為澳門標誌性景點。

內地與澳門，有一條從未剪斷的臍帶

「如果時光倒流到20多年前，現在的哪些事情是您沒有預料到的？」《環球人物》記者問彭伊娜。」有很多，但最想不到的就是澳門的經濟發展這麼好。」彭伊娜回憶，在澳門回歸前夕，籌委會擔心澳門資源有限，將來的發展會受到諸多限制，「但澳門經過20年發展，今非昔比，已經遠遠超過了當年預期」。

澳門回歸後，經濟發展中一個重要的事件就是「賭權開放」，博彩公司由一家變多家，由壟斷變競爭。彭伊娜認為，這是澳門經濟發展的重要一步，博彩行業的發展，給澳門娛樂業帶來發展的新理念，並且起到了產業集聚效應，提升了澳門的全球競爭力，帶動了澳門旅遊業、服務業的全面發展，帶來大量就業崗位。目前，澳門人均GDP已躍升全球第二，社會就業率高達98.2%。

澳門越來越繁華，但這座城市依然保持了原有的生活節奏和淳樸民風。

剛到澳門工作時，彭伊娜經常參加一些名流酒會。「我家樓下有家很小、很破舊的面店，每天上班匆忙從這裏過，會發現一些酒會上的名流都來這裏吃麵。」看到名流都在這裏吃麵，她也想品嘗一下，但她發現面店營業時間幾乎和她上班時間重合，所以總是吃不到，「有次我終於吃到了，果然特別好吃，於是就問這個老闆為何不多開幾家分店，老闆說：錢夠花，就行了。」

現在，彭伊娜每年都要回澳門看一卷，一些老朋友給她留下深刻印象。「我有一個同鄉會的朋友，父親是貨車司機，當時全家擠在很小的房子裏。1999年借錢在新口岸買了幾個便宜的鋪位做美容生意，現在漲得不行了，她轉租了兩個鋪位，自己繼續做生意，維持原來的生活。她說了和麵店老闆差不多的話：錢夠花就行了，彭伊娜向《環球人物》記者細數若她的澳門朋友們，從政府公職人員，到小商人，再到打工仔，每個人的生活質量都提髙了，但在她眼中，他們依然沒有改變，他們用心地經營苕自己安逸的生活，不會好高騖遠，最大的特質就是惜福、樂觀，「澳門人不像是生活在大都市中，身上或多或少都留有一種小鎮氣質」。

澳門也在盡力守護著自身的寧靜。2019年8月，香港反對派議員陳惠達被澳門拒絕入境，理由是有強烈跡象顯示其「企圖入境澳門從事危害澳門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活動」。

儘管香港修例風波巳經持續了6個月，但彭伊娜依然相信大多數香港人和澳門人一樣，是愛國的。「如果翻看歷史就會發現，從大革命時期、中央蘇區成立時期、長征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在香港和澳門，一直有一條秘密戰線，用資金、醫藥等重要物資支援著革命前方。」

在澳門回歸工作期間，有澳門朋友主動向彭伊娜提起了她的曾祖母周鳳，這讓彭伊娜多少有些意外。1928年，大革命失敗後，蔣介石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彭湃兄弟和家屬遭到國民政府的通緝。周鳳將自己的兒女一一安排，有的去了自己的娘家，有的送給別人寄養，有的則送到香港、澳門、越南逃生。她自己帶著七兒媳和孫兒彭錫明逃往澳門避難，從此隱姓埋名，靠糊火柴盒、做鞭炮、砍柴割草為生。即便這樣艱苦，她仍繼續從事地下工作，為地下黨員提供掩護，運送各種物資。因為她堅信，自己的四子彭湃選擇的革命道路是正確的。

1928年3月，周鳳的二子彭達伍、三子彭漢垣被澳葡警方逮捕。此前，周恩來安排彭漢垣到澳門參加地下工作，並以開店為掩護，設置交通站。但一到澳門就被國民政府特務跟蹤，遭到澳葡警方逮捕後，與二兄彭達伍一同被引渡到廣州，壯烈犧牲。

「我之前只瞭解一些爺爺的故事，但曾祖母、二爺爺、三爺爺的故事，在澳門工作期間才略有瞭解。」她這才發覺，這一片自己奮鬥的熱土，原來祖輩們早就用鮮血和生命耕耘過。將近100年後，澳門依然有人提起曾祖母的名字，更讓她意識到，那顆屬于中國的人心，從未被割讓：「內地與澳門，有一條從未剪斷的臍帶，兩頭都流淌著中華民族的熱血。」

（楊學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