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研究野生動物保護法的法學專家，常紀文仍然記得17年前非典疫情暴發時人們的恐慌、無助以及對果子狸的恐懼。17年過去了，當「一口吃出的」疫情再次降臨，他發現，人們學會了自我反思。
「蝙蝠是無辜的，不無辜的是濫食野味的人」「堅決反對濫食野味」「對非法食用野生動物說不」「永遠禁止野生動物交易」……網友們的呼聲彙聚到一起，形成了對野生動物保護法重修的強烈期待。最終，振奮人心的消息傳來：2月底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將審議關於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議案。這是大家的拭「淚」以待，也是人們對大自然進行道歉的一次機會。
常紀文是參與啟動修法決議意見提征的專家，接受《環球人物》記者採訪時，他正在緊張的忙碌中。他曾參與2016年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修法工作，專注於野生動物保護法研究近20年，是法學家中的先鋒，也是尋找綠水青山的探路者。
「中國人為什麼會在同一個坑裏跌倒兩次?」
和所有中國人一樣，常紀文沒有想到，這個春節假期會如此「魔幻」，他更沒有想到的是，自己一直期盼的野生動物保護法修法工作會因為這樣猝不及防的原因而加速啟動。「封城，停工停課，損失巨大，『吃野味』的陋習到了不能不禁的時候了！」他的聲音帶著明顯的焦灼。
春節之前，他回了一趟湖北老家看望父親母親。沒錯，他是湖北人。3天時間裏，到哪兒哪兒封城的恐慌讓他感覺「前所未有」。回京後，他很自覺地自我隔離，整整14天沒出門，「連蔬菜都是社區大姐幫忙送上門的」。
接受採訪的這天，恰好是常紀文居家隔離期滿的日子。他比往常起得更早，仔仔細細將這些天整理好的文稿資料收拾好，等待時間一到，就趕回單位參加修法的討論會。他時不時站在窗前朝外望望，因為疫情，整個社區異常安靜，而這裏是有著「亞洲第一大社區」之稱的北京回龍觀。「現在只能看到偶爾的幾個路人，戴著口罩，行色匆匆。」
居家隔離的14天裏，常紀文的工作強度不減反增。除了為修法做前期的學術準備外，他還利用多年的積累和思考寫了幾篇推動修法的學術文章，提供給專業期刊及相關媒體。14天裏他發了26條朋友圈，全部圍繞「野生動物保護」這個話題。在2月10日寫給媒體的文章中，常紀文寫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事件，代價極其高昂，教訓極其慘痛。痛定思痛，今年野生動物保護法必會迎來一次大修。
雖然修法如願啟動，但這個起因卻是常紀文不願看到的。疫情發生後，他甚至接到過國外朋友發來的質問：「中國人為什麼會在同一個坑裏跌倒兩次？」這讓常紀文「心裏很不是滋味」。
在常紀文的記憶中，「吃野味」並不是湖北家鄉的傳統，老一輩人甚至說只有乞丐才吃烏龜和蛇。但最近這些年，他回鄉時，發現蛇和龜越來越頻繁地成為宴席上的「大菜」，主人用這些不常見的野味表示對客人的重視。
他舉了一個例子：「養雞場的雞和野生的跑山雞大家會選哪一個？一定會是後者，常人的理解都是越少越珍貴，加上獵奇和炫富心理，『吃野味』屢禁不止，甚至可以說是越禁越吃。這就反映出野生動物保護法需要繼續完善的幾個方面：首先，要有一個完整的『禁食名錄』；其次，圍繞禁食名單，缺少捕獵、繁育、運輸、儲存、買賣、贈與等環節的全面禁止制度。這些，正是此次我們希望修改的重點。」
常紀文還告訴記者：「目前沒有100%的證據說明野生動物就是病毒來源，但在立法工作中，有一條原則叫做風險預判，基於這個原則，我們就需要啟動修法工作。」
我國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於1988年11月審議通過，至今已經歷過4次修訂。有的學者曾在非典次年的重修建議中提出應禁食野生動物，但由於當時社會認知的程度不高，以及部分養殖業從業人員的反對，倡議沒有得到採納。此後的3次修改中，非典的慘痛記憶逐漸遠去，除了珍貴、瀕危以及對生態有特殊價値的野生動物外，至今都沒有嚴格的法律規定禁食所有野生動物。「蝙蝠不是瀕危物種，一些蛇也不是，它們很常見，往往正是這種『漏網之魚』極易引起公共衛生事件，所以我們又一次掉進了同一個坑裏。」
不久前，常紀文收到過一條舉報視頻。靠近邊境的雲南某縣城，售賣珍稀動物毛皮、骨頭、藥酒的攤位堂而皇之地出現在馬路上，攤位前人來人往，人們視而不見，不遠處就是某機關單位的駐地，但沒有人出面干涉。這讓常紀文意識到，正是權責不分明造成了野生動物交易的猖狂。因此，在此次的修法中，設置全國統一舉報熱線、落實首問責任制也成為他的建言之一，「用立法劃清執法界限，讓執法為法律保駕護航，只有這樣，才能嚴密織出一張將人與野生動物適當隔離的保護網。」
冷板凳上的法學家
還未成年的水貂被電棒擊倒，抽搐的過程中被剝去毛皮；7個月大的貉子趴在籠子裏，眼_濕潤，瑟瑟發抖；不遠處，是堆積起的動物屍體，鮮血淋淋……這是一段十幾年前拍攝于河北省肅寧縣的真實視頻，那裏被稱為「裘皮之都」。當時，這段視頻曾在世界上引起極大反應，甚至成為西方為中國設盟貿易壁壘的理由，也是常紀文真正關注野生動物保護法的起點。
「看到視頻時，中國剛剛加入WTO，我正作為博士後在研究入世後因動物保護引發的貿易衝突問題。動物保護的觀念在西方提倡得比較早，所以肅寧縣的事件一出，西方對中國進行了嚴格的貂皮貿易制裁，第二年的出口攝急劇減少，不足前一年的一半，至今都沒有恢複到原來的水平。我想，動物保護已經成為中國與世界對話中繞不開的話題。」
2005年，常紀文作為訪問學者去德國交流，那時他的專攻領域已經轉為動物保護法。週末，在參加朋友舉辦的花園燒烤派對時，一位德國學者問他：「你們中國人是不是什麼肉都吃？」常紀文個人的飲食習慣是不吃陸地上的動物及其製品，他也知道大多數同胞並不熱衷於「吃野味」，可是少數熱衷的呢？那一刻他只覺得憤怒又羞愧，以致啞口無言。「濫食野味，虐殺動物，對動物缺乏人道主義精神，已經是西方國家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而我想改變它。」
但在當時的背景下，國人對生態、環保的意識遠不如今天，野生動物保護法的研究在中國法學界也不是熱門，甚至很「冷」。作為中國第一位環境資源法學博士後，常紀文可以說是前途無量，親人朋友很多不理解他的選擇，甚至有同學直接開口勸他不要自討苦吃，更不要去坐冷板凳。
然而，他在冷板凳上牢牢坐了下來。2009年，常紀文主持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保護法(專家建議稿)》，將「動物福利」的理念引入國內法律速議中。瓰終，不得虐待野生動物、對待野生動物要遵守社會公德等建議被2016年修訂的野生動物保護法正式吸納，並規定一些人工繁育條件，認可了實質性的「動物福利」。
「動物福利」的理念提出後，常紀文面臨著諸多壓力，甚至曾有餐館老闆打來電話，指責他斷人財路。但他的本意並不是「一刀切」式的保護。「『一刀切』不現實，也不是我想提倡的。英國允許食用人工養殖的鱷魚，德國可以吃鹿肉，在中國這可能涉及7000萬人的飯碗。一部法律的制定不能讓另一部分人承受不必要的失去，要從促進經濟發展、保護公共衛生、維護生態平衡的角度去綜合考量，所以一部好的野生動物保護法茲事體大。」
改造故鄉，從520個垃圾桶開始
「好的法律，應該是讓所有人都好好活下去的法律。」採訪中，常紀文的這句話給記者留下極深的印象。再過兩個月，就是常紀文50歲的虛歲生日。但無論是他稍快的語速、犀利的觀點，還是大膽的工作作風，都不像是一個「有點年紀」的人。相反，他更像一個為了尋找那部理想法律而急速奔跑的追夢少年。
常紀文清楚地記得，2015年年底的一個午後，霧霾紅色預鱉已連續發佈3天。他結束會議後走出清華大學西門，站在馬路上，向前伸出雙手，張開手指，「不是陰天，也不是晚上，但我看不清自己的+指，太瘋狂了！我心裏在說『無論如何不能再繼續這樣的發展了』。」回家後，常紀文立即著手寫出文章《區域霧饉治理的革命性思路及措施分析》，發表在原環保部主管的核心期刊《環境保護》上，呼籲要用革命性手段治理霧霾，並建議修改憲法，將生態環境問題納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考fli中。
一石激起千層浪，質疑紛紛而來，朋友打來電話善意地提醒：「你呼籲革命？你學者還做不做？」常紀文沒有猶豫，只回復一句「我屁股坐的正，有什麼怕不怕？」便掛了電話。雖然如常工作，但那段時間，他成了生活在高壓艙裏的人。
事實證明，中國的改革需要壯士斷腕的勇氣。常紀文的建議瓰終被「十三五」規劃綱要的「發展主線」部分採納。2016年，他被評選為「綠色中國年度人物」，這一獎項是當時中國政府在環保領域設立的最高獎項。
也是在2016年，常紀文另一個大膽的嘗試開始了。520個垃圾楠，是他帶回家鄉湖北雀監利縣朱河鎮李溝村的禮物。他要在家鄉搞一場農村垃圾分類的實踐探索。「作為學者，如果學問不和實際相結合，那學問就是空中樓閣，出的主意也不會接地氣。」
近3000名村民，大大小小約500戶人家，每戶都領到了一套組合式的分類垃圾桶：並列的兩隻桶，綠色的桶身上標注著「可腐爛」，灰色桶身上標注著「不可腐爛」。這樣區分垃圾，就算分不淸「可回收」「不可回收」的概念，村民也容易理解。為防止垃圾桶丟失，村裏還在桶身上噴寫了「李溝村」的字樣，並從1到520進行了編號。農村的垃圾運輸車少，這樣一來，單日運送「可腐爛」，雙日運送「不可腐爛」，就不會再出現易腐爛垃圾長期滯留的情況了。
幾個月後，村民們逐漸嘗到垃圾分類的甜頭，最初的好奇與抵觸情緒漸漸轉變為自覺配合的行動。田埂上的白色垃圾不見了，小河重回往日的清澈，水溝裏再也不會飄來陣陣腐臭。
「自從我們村有了分類垃圾桶，我外婆家的那個村子也有了壓力，村委會學著也給每家每戶配發了垃圾桶。看到人家的村子越來越漂亮，你的村子越來越髒，你會感到自責，這種自責會轉化為行動，變成全民建設美麗鄉村的動力，而美麗鄉村又是美麗中國的一個縮影。」常紀文笑道。後來，李溝村的實驗被他寫進研究報告，結合浙江等省市在垃圾處理中的經驗，推動了垃圾分類政策的出臺。
常紀文思索了一會兒，告訴記者：「別看小小一個垃圾分類，影響深遠。村容村貌改變後，返鄉的人多了，這些人將外面的經驗帶回家鄉，在經濟、技術、文化上又不同程度地促進了家鄉的發展，這告訴我們，環境、生態在社會總體發展上能起到多麼基礎性的作用！今年我們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裏明確提出生態環境建設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這就是原因。」
「作為一名環保法學者，您追逐的小康社會是什麼樣的呢？」
對於這個問題，常紀文沒有直接回答，他給了記者一篇自己寫的文章，文章的題目叫做《記憶中的綠色回來了》。他這樣寫道：我的家鄉在一個南方水鄉，藍天碧水青山間的玩耍，淸腐群鳥潰脆的鳴叫和夜晚的滿天繁星是我最美好的兒時回憶。苕得見山、望得見水、聞得到花香、聽得到鳥叫、記得住鄉愁，這就是我對優質生態產品和美好生態環境的期待。
（遠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