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文化人:桃花源裏的靜水深流

與熱衷於高調闖入社會新聞、娛樂新聞頭版的香港不同,澳門自帶一種與世無爭的隱士氣。而澳門文學,就像桃花源裏的一條小溪,氣定神閑地按照自己的節奏和水道流淌,一任身旁的長江大河,波凶浪狠。

澳門作家們不論是在寫作風格,還是題材上的偏好,都沒有一定之規。既有雞黍桑麻,也有雄奇瑰麗,既有慈眉低垂,也有金剛怒目,既有自由奔放的新詩,也有平平仄仄的舊詩。

然而有一點可以肯定:澳門是純文學的寶地。正如作家袁紹珊所說:「澳門的讀者群非常小,因此寫作在澳門是一個投入與產出不成正比的行業,如果這樣還能堅持十年二十年,不是真愛是什麼?」

以知識分子自期

聽四大天王或粵劇既是袁紹珊幼時的主要娛樂方式,也是袁紹珊最初的文學啟蒙。通過郭富城和《帝女花》,她愛上了韻律和古雅的文字。

再長大些時,袁紹珊的媽媽會以超大音量播放粵語兒歌版《唐詩三百首》,「我每天就是在李白們的召喚之下起床的。」當時她聽不懂,只覺得吵鬧。她應該也不會想到。自己能在多年後憑藉一首叫做《好人沈德的聖域遊記》的詩,獲得澳門文學獎新詩組冠軍。

初中時,袁紹珊已經遍讀魯迅、張愛玲、巴金、白先勇、洛夫以及先鋒作家格非等人的作品,雖然還是不太懂,但為她後來的寫作提供了深厚的語言養分。到了高中,她在《澳門日報》已經有了自己的專欄。

回歸之前,想在澳門找到自己喜歡的文學作品並不容易。學校圖書館、公共圖書館的藏書大多都有著10年以上的高齡,而內地的文學作品,如果港臺不出版,大部分澳門讀者就別想看到。

2003年,袁紹珊北上求學,「到了北京大學,我就像一個饑餓已久的人看到了麵包。」本科畢業後,她就出版了首部詩集——《太平盛世的形上流亡》,詩行間透著深沉又蒼涼的現實關懷。在2019廣州國際文學周的活動現場,《南都週刊》記者問她,是否認為自己是一名知識分子。她說:「我不是,我還沒到那個高度,但我以知識分子自期。」這種擔當,可能與北大學子的淑世傳統有關。

她非常看重自己在北大的經歷,「你在澳門沒有這個氛圍,可能澳門同學一下課就趕緊去做兼職。忙著掙錢了。」

澳門在2003年前後開放了賭權,「每次暑假寒假回家,朋友都會帶我去看最新的賭場,最高科技、最華麗的賭場。天際線也不停地變化,澳門正日新月異的時候,我卻在北京,所以在澳門會有一種陌生感。」

每次暑假寒假回家,朋友都會帶我去看最新的賭場,最高科技、最華麗的賭場。天際線也不停地變化,澳門正日新月異的時候,我卻在北京,所以在澳門會有一種陌生感。

2007年。袁紹珊回到澳門時發現,一個連中學都沒有畢業的荷官,薪水比大學生要高出很多,袁紹珊覺得受到了侮辱。「那個時候工作非常難找,但有一類公司一直向我遞出橄欖枝——請我去賭場做公關,負責接送客人。我北大畢業,不要去幹這個。」

所以她一直說「回北京」,記者再三確認後,她依然選擇了用一個「回」字。

現場見證回歸時刻

林中英第一次到內地探親,是在上世紀60年代,中國正是非常時期。「鹽糖油面,甚至連縫衣針都要我們從澳門帶過去或者寄過去。」她甚至還記得當年採訪廣交會,水果店家狡黠地在檔位上放置一面鏡子,「這樣就顯得好多的樣子」。

林中英感慨道:「現在我們還要從內地買電器回澳門,以前根本無法想像。」

上世紀90年代初,雖然已年逾不惑,但是林中英還是風雨無阻地每週末到暨南大學饒芃子教授家中學習文藝學,堅持了10年之久,終於拿到文藝學碩士學位。「工作日在《澳門日報》工作,週末就到廣州上課,周日晚上又要回到澳門。我的大假期小假期都是這麼過來的。」

因為長期主持《澳門日報》的副刊,林中英對內地文學並不陌生,從五四文學,到楊沫的《青春之歌》、再到賈平凹、楊匡漢、王安憶、蔣子龍、鐵凝、歐陽山、秦牧等人的作品,都在她的視野之內。林中英似乎比袁紹珊更幸運,除了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的繁體版作品,她還可以自己到內地的新華書店買到最新出的作品。

澳門回歸之前,當時的澳葡政府無意支持華文文學,甚至對教育也不怎麼感興趣。為了發展華文文學,1987年澳門作家自發組織了澳門筆會,拉起一面大旗,出版了一本純文學雜誌《澳門筆匯》,目前,林中英還是澳門筆會的副理事長。

澳門回歸當天,林中英說:「我們家裏就好像在辦喜事一樣,在香港的妹妹還特意回來,和家人一起見證這一時刻。」當晚,林中英和她的父親都被邀請去政權交接儀式現場,親眼見證了特區的旗幟升起。那一刻,林中英內心非常激動,她意識到:一個新的時代真正開始了。

自我剖析的暗黑系詩人

1979年,剛念完小學二年級,黃文輝就舉家遷至澳門,又從一年級重新開始念。「入學的時候,我根本不懂ABCD,就按照漢語拼音的念法,全部‘波潑摸佛了。」

在澳門,讀完高中就不再讀書的現象非常普遍,一般的新移民家庭在經濟上都十分困難,但黃文輝的父母重視教育,在經濟十分拮据的情況下,還是為黃文輝和弟弟妹妹們訂閱了兒童文學雜誌。「後來念大學也是,雖然去其他地方負擔不起,去內地還是可以負擔的。」

於是,黃文輝就成了林中英的同門姐弟。

黃文輝父母也是讀書人,晚上睡覺之前。黃文輝的父親會看一會兒姚雪垠的《李自成》。初二那年,黃文輝有一個教授詩歌寫作的語文老師。後來也成了澳門著名詩人。黃文輝跟著這位老師去雅集,他們創作詩歌、抄寫詩歌、吟誦詩歌,黃文輝聽得似懂非懂,卻也如癡如醉。黃文輝說,澳門作家之間有互相提攜的傳統,因此大家的關係非常和諧親密。

受語文老師的影響,黃文輝初中就開始創作一些小詩,發表在廖子馨主編的《鏡海》副刊上,「開心得不得了,因為那是給大人看的刊物,我一個中學生也可以發表作品,就得到了很大鼓勵。」

有時候他也會懷念「從前慢」的悠哉時光,懷念那個坐下來,點一杯咖啡或者啤酒,然後花很長時間點妥一道菜的老澳門。

黃文輝覺得自己受魯迅影響最大。內地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波及澳門,黃文輝也受惠於此,開始憂國憂民。他不僅針對社會問題做不平之鳴,也時常將筆鋒對準自己精神中幽微的「邪念」,呈現出深沉憂鬱的風格氣質,因此被媒體稱為「暗黑系詩人」,他的詩集《歷史對話》即是這種風格。

除了詩歌,黃文輝還有大量犀利的雜文作品,也同樣表現出了強烈的現實關懷和人文精神。他說:「如果不從嚴格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來要求自己,我可能會迷失。我不是慈眉善目的那一類人,而是金剛怒目的那一類。現在看來,當年有些話太過分了,也許可以更委婉一些,多一些理解的同情。但是我絕對不建議年輕人去刻意避免當年我走過的路,沒有年輕人的碰碰撞撞,社會的進步可能會慢一點。」

時尚才子在家的鄉愁

在澳門筆會的鼓勵下,澳門回歸那年,陸奧雷在《澳門日報》副刊發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後來,他得到了行政長官崔世安親自授予的澳門文學獎第一名獎章。

而他的文學之路,與學姐廖子馨和學長黃文輝有莫大關係。黃文輝是陸奧雷的初中學長,高中的時候,黃文輝又執教于澳門培正中學,成了陸奧雷的語文老師,「他在創作上對我有很深影響」。黃文輝的一首《因此》,讓陸奧雷也愛上了詩歌創作。陸奧雷的伯樂是學姐廖子馨,他的第一篇文耄,即是發表于廖子馨任《澳門日報》副刊主編的時候。

2000年9月,陸奧雷也成了暨南大學文學院的學生。他同時還兼任了黃文輝創辦的《新生代》雜誌的時政記者,專門報道社會議題,曾暗訪地下賭城。

在2019廣州國際文學周活動上,陸奧雷春風滿面,穿戴時尚,走路帶風,渾身散發著陽光與青春的氣息,似乎讓人無法將他與慣見灰色現實的時政記者聯繫起來。好友袁紹珊說,陸奧雷除了是澳門新聞局的新聞官,還是時裝界的KOL,一些時裝品牌會找到陸奧雷,請他試穿推廣。

如果你見過陸奧雷,可能會覺得這位作家「不務正業」:他將大把大把的時間拿來陪伴太太與愛子,或者打碟聽音樂,或者泡咖啡館,或者研究美食;他收藏波鞋(籃球鞋),喜歡看潮流雜誌;他的性格率真隨和,直言喜歡與美麗的女性交朋友,而且在大部分時間裏,他都十分享受城市的浮華生活。

但他也並非總是享受現在的生活,有時候他也會懷念「從前慢」的悠哉時光,懷念那個坐下來,點一杯咖啡或者啤酒,然後花很長時間點妥一道菜的老澳門。

澳門在短時間內的脫胎換骨,讓陸奧雷常常產生一種「在家的鄉愁」,「我童年時代的澳門,我青春期時代的澳門,我長大以後的澳門,從整個城市面貌,到生活的節奏,再到社會心態,區別特別大。」

思考在邊緣地帶

廖子馨生於柬埔寨,成長於老撾。1978年底,她坐飛機到廣州,再從廣州坐一天一夜的綠皮火車,到毛澤東的故鄉湘潭念高中。在湘潭,她是學校唯一的僑生,也是學校唯一一個穿喇叭褲、牛仔褲的人,但大家都很照顧她,她也很快和大家融洽相處。

剛到湘潭讀書時,老師同學都講湖南話,廖子馨聽不懂,讀得很辛苦。「我的眼睛近視就是因為我要躲在被窩裏看書,我要不斷地追趕。」

在饒芃子門下念完研究生,廖子馨在《澳門日報》一口氣工作了30多年,發掘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包括陸奧雷等。

和黃文輝、袁紹珊一樣,廖子馨也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共同分享對魯迅的崇拜,她的文學之路便開始于對中國未來命運的思考。她說:「我希望能夠創作出流傳得久一點的作品。」

廖子馨對講述邊緣群體的際遇有一種特殊的偏好。在模仿張愛玲筆調創作的《命運——澳門故事》中,廖子馨關注的是葡萄牙治下,中國的新移民在澳門的處境與心態;《奧戈的幻覺世界》則是她在澳門回歸的歡呼聲中,聽到了邊緣性的卻又實實在在的喟歎。

雖然在回歸之前,中國人在澳門受到葡萄牙人的欺壓,雖然回歸前夕葡萄牙政府放任澳門成為一座謀殺、搶劫、黑幫火併屢見報端的「罪惡之城」,雖然當地的中國人都熱切地盼望著回歸,但是對兩三萬葡萄牙人或者對有葡萄牙血統的人來說,自己到底算是中國人還是葡萄牙人,到底離開還是留下,都成了令人焦慮的問題。

因為會被澳門的葡萄牙人欺負,廖子馨最開始並不喜歡澳門。「上街可能會被查身份證,我每次都很提心吊膽。有了證件後我還是不喜歡,因為澳門那個時候很髒很亂,回歸之後才變好。」剛到澳門的時候,她也看不上當地的文學。「我到澳門以後,寫了兩三年的文學評論,都是批評,毫不保留地說哪里不好,哪里需要改進。」

澳門回歸那一天,廖子馨如常上班。她回憶,當天並沒有特別的感受,回歸作為一個新聞熱點,報社在很早之前就已經開始預熱,當天反而沒有像大多數人那麼激動,因為「已經激動一個月了」。

如今,廖子馨已經有十幾年沒有創作了。10年前,她將《奧戈的幻覺世界》拍成電影,作為澳門回歸十周年的獻禮片。近年來,為了「讓我們的文學被你們看見」,廖子馨熱衷於通過影視來宣傳澳門文學。

但廖子馨說。自己終究還是會重新拿起筆進行創作,「澳門是一個移民城市,城市很小,但值得思考的問題很多。」

(尚旭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