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河南省人民醫院國家高級卒中中心主任醫師朱良付回到家時，全家人早已吃完晚飯。看到兩個女兒，他笑得合不攏嘴。聽到大女兒調侃他五音不全的歌聲，他羞澀地笑了。坐到沙發上，他又抱起尚在繈褓的小女兒，親昵地問： 「你將來當個醫生，行不行？」正在此時，手機響了。聽到電話另一頭的聲音，他逐漸收起笑容，皺了下眉頭，「我一會到急診部。」家人似乎習慣了他這樣的狀態，大女兒拽著小女兒的手向他揮動，「Bye! Bye!」他一路小跑著來到馬路邊，滿臉焦急地等待出租車，鄭州的馬路上車水馬龍，到處是趕著末班車回家的人們，只有他逆向而行。

這是紀錄片《中國醫生》第一集的結尾，最後一個鏡頭是朱良付的背影，當他湧進了醫院的人潮，鏡頭定格在正門上方的四個大字「急診搶救」，這就是他耗盡一天精力後的歸宿……

這部歷時兩年拍攝的9集紀錄片在大年初三上線時，正值全國上下迎戰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時期，無數從四面八方馳援武漢的醫務人員被盛讚為「最美逆行者」。而這部紀錄片在第一集就告訴人們，醫務工作者的逆行，其實是他們在無數個日日夜夜的常態……

「如果我現在死了，那是浪費國家資源」

2008年，是《中國醫生》總導演張建珍刻骨銘心的一年——她的父母被雙雙查出癌症晚期。父母的衰老、離世，是每個人人生道路上的必過關卡，她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那段時間，我體會到人生中前所未有的絕望。」痛苦過後，她逐漸回歸理性，主動向醫生瞭解治療方案，「別看我是一個博士，但從那時發現自己對醫學一無所知」。為了在治療方案中做出最優選擇，她開始惡補各種醫學知識。在父母住院治療的一年間，她最期待的就是醫生每天早晨8點的查房，這也是全家在絕望中的唯一指望。「醫生每天過來不一定能說出什麼，但只要在病床旁邊站兩三分鐘，問一問病情，想一想辦法，就讓人覺得很踏實。」

十多年後的今天，當張建珍向《環球人物》記者回憶起往事，還是帶著那種迫切、興奮的語氣。最終，雙親還是走了，張建珍卻從此萌生了對醫生的敬意。

2014年，張建珍擔任國內首檔醫療真人秀節目《因為是醫生》的總導演。「在母親住院之前，我從未真正瞭解過這個群體。」張建珍說，不瞭解是導致醫患矛盾發生的重要原因，這正是她做這檔節目的初衷，這個初衷一直被她帶到了《中國醫生》的創作拍攝中。

父母住院時，張建珍親眼見證了醫生工作的艱辛。他們每天7點半就要上班，8點來查房，8點半開始上手術臺，通常有四五台手術等著他們。對他們來說，一天中的絕大多數時間，都是在全神貫注的高度緊張狀態中度過的。醫生做完最後一台手術，還要送病人回病房，由於剛做完手術的病人24小時之內尚未脫離危險，醫生要確保隨時待命，基本每天都住在醫院。「他們這樣做，是為了給絕望的人以信心、以安慰，即便最後病人還是得面對死亡，但醫生們必須竭盡全力。」張建珍說，對很多逝者來說，醫生就是人世間留給他們的最後一絲善意。

而要成為一名醫生，需要國家和醫生本人都有巨大的付出。「能進入大型三甲醫院，意味著至少已在名校苦讀十年。剛剛進入醫院，只能做一名住院醫，不能給病人看病。到有資格看病時，醫生最起碼已經摸爬滾打十五六年了。」張建珍感慨，從醫生上手的時間來說，很難找到一份職業能望其項背。

朱良付在片中的一句話戳中了不少人的淚點 ：「天天這樣工作量大，作息不規律，真擔心有一天突然死掉。但是我不能死，我的家庭責任沒有盡到，我的醫療責任也還沒有盡到。我現在是主任醫師，國家用25年的時間才能培養出來這樣一個人，如果我現在死了，那是浪費國家資源。」

在《中國醫生》中，不乏這種戳人心窩的大白話。這是張建珍一貫堅持的風格，她說 ：「當一味歌頌，事物就會失真，所以我堅持冷靜、克制的基調。」「儘管加入渲染悲慘的情感，或許會有更好的戲劇衝突，但不利於解決他們的實際問題。」

張建珍力求呈現一個真實的醫生群體，從而讓觀眾能夠發自內心地理解醫生。為此，她有意識地避免在片中加入過多旁白，「旁白很容易主觀，能不用就不用，儘量用主人公自己的話構成敍述」。

「還沒遇到技術障礙時，就會遇到人心障礙」

「治病救人是醫生的最高使命，而人註定是要死的，這中間有一種張力。」創作拍攝過程中，這種張力始終震撼著張建珍，「這就決定了醫生這個職業存在一種天然的悲劇色彩。他們是一群站在生命懸崖邊緣的人，是生命的逆行者，始終在與自然規律和人生的無常抗爭。」在這條逆行的路上，醫生要克服很多障礙。

南京鼓樓醫院燒傷科醫生徐曄，是一名年輕的醫生。《中國醫生》詳細記錄了他對一名身體95%重度燒傷老人的治療全過程。雖然燒傷面積很大，但老人的治療前景還是樂觀的。可是花費巨大，讓老人的兒子和兒媳一直心存疑慮，「走一步看一步」是他們同徐曄交談時常常強調的一點。雖然徐曄為他們申請了專項救助基金，還通過設計治療方案千方百計節省費用，但是這些努力與100多萬元的巨大資金缺口相比，還是杯水車薪。終於，在老大爺準備進行植皮手術的前兩天，家屬突然要求手術推遲，並在不久之後帶著老人強行出院。

在與徐曄的談話中，老人的兒子一直強調首先考慮資金問題，其次才是治療問題，並稱在農村家裏買了一個小廠和房子，無法立刻賣掉。而徐曄則反復勸他們做手術，否則老大爺很容易細菌感染，危及生命。

面對老人離開後空蕩蕩的病房，徐曄心情複雜。就在幾天前，他遇到了和老大爺一家相似的狀況，那名患者出院不久後就因感染去世了。徐曄說，他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消化這件事情，從醫學上來說，老大爺的救治希望是很大的，但燒傷科的前輩告訴他 ：「當你還沒遇到技術上的障礙時，就會遇到人心上的障礙了。」

「人生本來就是一場修行，何況是醫生呢？」徐曄只能慢慢釋懷這些人心的障礙，「任何職業生涯都是如此，有時是平的，有時是下坡路，有時是上坡路，就當成是一種螺旋式上升吧！」

「醫生和患者，本應是共同面對疾病的戰友，但越往後越發現，在並肩戰鬥的過程中，這對戰友不光只有疾病這一個敵人。」張建珍說。一名醫學院的畢業生之所以選擇成為一名醫生，身上一定是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的，「他們都是讀到了博士的精英，畢業後有一半的人並沒有從醫，如果進入市場從事醫療藥物和器械工作，收入上會獲得更好的回報。但只要能留下來，就證明他們一定是想通過治病救人來實現自己的崇高理想。」她發現，年輕的醫生一定得過人心的這道關。在這方面，徐曄的情況還不是最糟糕的，有的年輕醫生甚至會被心魔困擾，將意外歸結到自己身上。「他們總會想，如果我多看病人兩次，是不是他就不會有問題？如果我選擇另一種治療方案，結果會不會更好？這道關是真的不好過。」

中國科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血液科學術主任孫自敏，就被這種心魔折磨過。「1990年做過我們科15年的白血病回顧分析，很淒慘。所有的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人全軍覆沒，可以說這麼多年我們的工作白做了。所以我當時不想做血液科醫生了，每天面對的都是蒼白的臉、無力的笑容，病房裏沒有一點歡笑。」孫自敏說，醫生很苦很累，但支撐醫生繼續走下去的信念是成就感，一個病人都沒救活讓他們難以找到成就感。

尤其令孫自敏心痛的是，她的大學同學患了白血病，輾轉北京、上海後回到了她的病房，但依然沒有治好。這位同學頗有林黛玉的氣質，是人見人愛的美女，臨終前一直握著孫自敏的手，充滿了絕望和不甘。「當時我才做血液科醫生5年，內心一直覺得對不起她，始終不敢面對。」

將近30年，孫自敏一直沒有去過這位同學的墓地。一個個絕望的病人刺激著她，「我當時就立志，一定要攻克白血病，不攻克白血病，我這個醫生也就做不下去了！」2000年，臥薪嚐膽的孫自敏攻克了一系列難題，終於用臍帶血移植的方法，治好了第一例白血病患者。截至2019年，孫自敏團隊已完成1200例用於治療兒童和成人惡性血液病及造血衰竭性疾病的臍帶血移植，這個數量已經在全世界領先。

孫自敏完成了自我救贖。在紀錄片中，她終於鼓起勇氣，去墓地拜祭了那位一直讓她無法面對的同學。

醫患之間需要託付生死的信任

「我特別擔心這次疫情過後，醫生群體不在輿論中心時，又會被大家遺忘。」張建珍向《環球人物》記者表達著她的擔憂。在抗「疫」戰鬥中，舉國上下都看到了這個群體大無畏的犧牲，但這種犧牲並不僅僅發生在戰時。「時刻在依賴，時常在忽視，時而在抱怨，卻從來不瞭解」，張建珍說，這是日常狀態下公眾對待中國醫生的真實情況。在日常工作中，聚集了人命和金錢的醫院，一定程度上也聚集了大量極端負面情緒，有許多潛在的「定時炸彈」隨時可能引爆。

「我真想把你撕成碎片！」這是一位老太太對朱良付惡毒的詛咒，也是朱良付在片中第一個鏡頭對著攝像機的講述。「她說我把他家老爺子害死了，但我和她家老爺子在病區裏關係很好的，我也不希望意外發生，而且他們也知道我是個好大夫。」朱良付說，老太太一邊詛咒他，一邊說「我血壓高了，你給我看看」，「但是這並不耽誤她投訴你！明白嗎？」

「患者來到醫院，一定是求助醫生的，醫患雙方最初也都是共同面對死亡和疾病的親密戰友。那麼為何有的戰友到後來反目成仇了？」在張建珍看來，首先是社會心理決定的。「我們中國人很難去直面死亡。在一個國外的紀錄片中，一位年輕醫生手術失誤導致病人死亡，病人母親不但沒有責怪，還安慰他不要太自責。試想，這種事情在中國很難發生。其實我們必須明白，任何事情都是有一定概率的，哪怕失敗的概率不到1%，那麼到了你的頭上，就是100%。」

其次，患者習慣性地認為，醫生能解決所有問題。「但醫學本身有很大局限性，尚有許多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最後，就是與醫生的工作壓力太大有關。「老百姓有個心理習慣，往往認為三甲醫院的醫生才是醫生，導致一些名醫接診壓力過大。」張建珍在拍攝南京鼓樓醫院骨科主任邱勇時記得，有患者剛從診室出來就抱怨「等了兩個多月，進去30多秒就出來了」。「實際上他用30秒的時間就把問題解決了，但患者不會這樣想」，張建珍說，邱勇有時一上午要看100多個病人，所以在醫院開了6個診室，由助手和學生前期接診，當邱勇直接面對患者時，只需要用最少的時間直指問題癥結，「他這樣做，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救更多的病人」。

和醫生接觸時間長了，張建珍發現這個群體的行事風格是簡單、乾脆、利索，這和他們有限的時間和精力有關。「如果患者能夠理解他們固然好，但理解不了，他們也沒有怨言。」張建珍聽到過一名醫生這樣說 ：「與其費精力讓患者不抱怨，還不如頂著他們的抱怨，把病治好。」在醫生的心中，救死扶傷永遠是第一位的，在他們看似冷漠的外表下，是一顆顆懸壺濟世的心。

面對一個個脆弱的生命，醫生不是每時每刻都那樣冷靜。《中國醫生》記錄下一個胃癌晚期的年輕女孩，她依然對未來抱有希望，為了不辜負男朋友，甚至不肯摘除可能癌細胞轉移的子宮。南京鼓樓醫院腫瘤科副主任醫師魏嘉是她的主治醫生，和這個女孩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面對攝像機時，她說 ：「有腫瘤科老師說，不要和病人交朋友，因為你投入的感情越多，後面的自責、失落、傷心越多，你會走不出來。」

《中國醫生》還記錄下西安交大一附院整形美容外科主任舒茂國救治的一位特殊病人——被收養的唇齶裂棄嬰。孩子的養父在冬季的鄉間小路發現了他，如果不抱回家，孩子很可能被凍死。一見到這家人，舒茂國的心就融化了，「既然他的養父母把該做的事情都做了，作為一個有資源和能力的醫生，有些事也應當義無反顧去做。」他決定親自做這台手術，並且不讓孩子的養父母花錢。他將這家人的照片發到朋友圈，很快籌足手術費用。「這個孩子不僅簡單地屬於他的養父母，也屬於這個社會，我們這群有愛心的人，有責任將他供養起來。」

醫生和患者，永遠都是共渡難關的。舒茂國是用溫情的力量幫患者過關，而在有些情況下，醫生和患者卻需要託付生死的情誼。「醫生最想遇到的是信任他們的患者。」張建珍說，「在制定治療方案時，選擇有很多。在極度危險的狀況下，對於充滿質疑甚至情緒極端的患者家屬，醫生會按照操作規範來，這樣醫生就是安全的。但很多危急關頭，規範化的操作並不足以把人從死亡線上拽回來，這時需要的是放手一搏，只有充分信任醫生，才有可能共同闖關。」

四川華西醫院重症醫學科主治醫師尹萬紅，已經加入到最早馳援武漢的大軍中。「我對他一直有愧疚，我們的片子沒有把他拍好。」張建珍前幾天給身在武漢的尹萬紅打電話致歉，尹萬紅回復了短信 ：「你們做得很好了，能替醫生發言，最終受益的是患者，我個人無所謂。」「他們將自己看得很淡，卻將醫生這個群體看得很高」，張建珍說，理解了在危急關頭的放手一搏，就更能體會尹萬紅所說的「最終受益的是患者」為何意。

1月20日，北京朝陽醫院眼科醫生陶勇被醫鬧男子砍傷，中左臂受傷嚴重，可能再也無法重返手術臺。在1月25日下午清醒後，他以盲童的口吻口述了一首詩《心中的夢》，「我會努力，讓父母不因我是個盲人而始終生活在陰霾之下，我把光明捧在手中，照亮每一個人的臉龐」。作為國內頂尖的眼科醫生，經歷這樣的劫難，不僅是他和他家庭的損失，更是國家和社會的損失，多少患有眼疾的病人再不能被陶勇救治了。不過陶勇說，即便不能重返手術臺，他也要搞科學研究，還要組織一場盲童巡演，幫助他們賺錢養家。這樣的事件讓張建珍動容 ：「醫生是一個非常高尚的群體，即便見證了人性的醜惡，面對著命運的不公，他們內心也不是沒有任何抱怨，但是高尚的靈魂仍足以支撐他們繼續篤定前行。」

《中國醫生》的主題曲名為《重生》，其中有這樣幾句歌詞 ：「他們是疼痛過後，柔軟依舊，還是不染一抹塵埃 ；他們是生死兩忘，冷暖不休，卻仍獨自飛翔在天空。是鳳凰涅槃，浴火重生。」中國醫生的偉大就在於，他們要在命運和人性的枷鎖中，完成自我的重生，還要通過精湛醫術和高尚人格，幫助患者重生。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的特殊時刻，中國醫生就是這個國家和民族重生的力量！

（楊學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