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哪里也不想去，除了大陸。只要有時間和機會，我都願意回大陸看看。」這是臺灣傳奇女作家陳若曦近日拜訪中國現代文學館時所說的話，一語道破文人的家國情懷。

這位有著傳奇簡歷的女作家隨和而又樸實，28歲時，為了追求心中的社會主義，她和丈夫毅然來到祖國大陸生活7年。之後，在美國等地漂泊了20多年的她，又放下家庭獨自一人回到臺灣，為故鄉作貢獻。

如今，這位擁有灰白短髮、爽朗笑聲的女先生，依然青春。

臺灣光復，改變了她的一生

1938年11月15日，陳若曦出生於臺北鄉下的一個木匠家庭。那時候臺灣還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之下。日當局為進一步控制臺灣民眾，在臺灣推行皇民化教育，要求臺灣男子一律要有和使用日本名字，而對女孩子，則是強制要求登記的名字必須要有「子」字。陳若曦最早的名字被逼迫叫陳珠子，直到臺灣光復後，家人才將她的名字改為陳秀美。陳若曦，是她考上臺灣大學後，給自己取的筆名。原因無他，只是不希望讀者在閱讀其作品時，因為姓名判斷出性別，從而產生直觀上感性判斷。

1945年，臺灣光復時，陳若曦剛讀小學一年級。某天深夜，有人來找陳若曦的父親陳阿川，父親便出門了，直到第二天天亮才回來。回來後父親得意地告訴小若曦，他們是去把幫助日本人欺負臺灣同胞的訓佐(警察)打了一頓。這是陳若曦小時候最深的記憶。壓抑太久的臺灣人，這時開始發洩日據時期所受的委屈。

光復前一年，木匠陳阿川在臺北給一戶日本人修房子，後來這家人離開臺灣時，把房子送給了陳阿川，一家人還歡喜了好一陣子。可沒讀過書的陳阿川，並不知道房子是要有產權證的，那戶日本人家走時沒有給他房產證。這樣在光復後，政府在清理資產時他的房子被算成了臺北市產。陳阿川又不得不再花所有的家底再把房買下來。

父親只得繼續去做工，搬家的重任主要就落在了陳若曦和哥哥陳德意的身上。當時的鄉下老家和臺北市隔著一條川瑞橋(光復後改名叫中正橋)，兄妹倆拉著板車，來來回回了好幾趟。這是陳若曦第一次踏上臺北市的土地，從此展開了不一樣的人生。

到了臺北市後不久，陳若曦重新開始讀書，接受的是中文教育。她還記得，新的《民眾國語讀本》第一課，是《中國人》。「所以，我其實接受的是完整的中文教育。」陳若曦說，是臺灣光復，改變了她的一生。此前，臺灣無論中小學，還是大學，都有分類，教育水平高的，都是只給日本人就讀的，只有少數臺灣權貴家庭才能進去讀書。光復後，則是所有的學校一視同仁，進入需要考試，通過成績的高低進行擇優錄取。

1947年，爆發了至今對臺灣還有深刻影響的「二二八」事件。如今，很多臺灣年輕一代，受李登輝、陳水扁時期教育的影響，以及民進黨長期以來的選舉「宣傳」，把事件理解成是臺灣外省人對本省人的欺壓。作為事件的親歷者，陳若曦說，作為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我想說一些公道話，其實當時亦有很多外省人被殺害，只是因為他們的家在大陸，臺灣沒有什麼親人，死亡了也沒有人知道，被扔在淡水河裏，十分悲慘。

打工賺錢，靠自己完成學業

很快，陳若曦的小學生涯結束。那年，哥哥考初中沒有被錄取，家中也十分貧困，便去了一家公司做倉庫工人。當時的臺灣，還處於重男輕女時期。陳若曦看到哥哥不讀書了，心想自己可能也讀不了書了，便自覺地申請輟學，準備打工掙錢貼補家用。但由於陳若曦的功課特別優秀，老師很捨不得，便去家中做父親的思想工作，說這孩子很聰明，不讀書太可惜了。父親陳阿川雖然不識字，但識理，且又是個爽快人，並一口答應下來說，只要孩子有本事就讀，我不會去阻攔她。

陳若曦說自己一生多貴人，這位老師就是第一位。正是她的鼓勵，重拾了陳若曦讀書的信念。當然，她也深深理解父親及家庭，並決定自己掙自己的讀書錢。於是，此時，她也開啟了自己的打工生涯。她笑稱，自己應該是臺灣最早期的工讀生了。此後，無論是學費還是其他雜七雜八的費用，陳若曦都沒有和家裏要過一分錢。

陳若曦平時喜愛看書讀報，受報刊影響，打工之餘，她還開始給《國語日報》投稿，類似於運動會上寫的小條子，一條大概20到30字，起先稿費是送一支筆，後來是每條1塊5角錢(新臺幣，下同)。她說，那時她不僅是在積攢所需經費，也是在積攢她的文學啟蒙。

假期裏，她都會去找各種工作，努力賺錢。記得在北一女中讀書時，有一年，學校教師有事，沒人看管游泳池，便在學校招人看管。陳若曦知道消息後，立馬申請了這份工作。「其實，現在想來都有些後怕，我從小就怕水，是一個不會游泳的人，竟然看管了一個暑期的游泳池，還好沒有出事。」

為給家裏減負，陳若曦還處處省吃儉用。當時中午學生吃飯一般都是自己帶便當，學校可以幫忙加熱，但要交一點錢。整個班上只有她一人，從初中到高中6年，為了節省，一次都沒去加熱過。至今，陳若曦還記得冬天冷飯從食道不斷穿過的感覺。

中學畢業後，由於陳若曦天資聰穎加上後天勤奮，她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臺灣大學外文系。此時，她對打工讀書有了另一種理解。因此，在大學裏，她依舊一切靠自己，並同時做了3份家教。當時一份家教一個月有150元到200元，台大學費是一個學期才150元。這樣，陳若曦所賺的錢，不但可以保證自己生活所需，還能夠貼補家用了。

創辦雜誌，用作品關懷社會

大學是人生的轉折點。陳若曦亦是如此。在這裏，她交的第一篇作文，便被老師推薦到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上發表。這是當時臺灣最重要的文學雜誌之一。隨後，她撰寫的《欽之舅舅》等文章，亦在雜誌上刊登。

然而，一天，她聽同學白先勇說，夏濟安老師即將去往美國加州。那時候的臺灣，流行一句話——「來來來，來臺灣;去去去，去美國」。因為覺得當時的臺灣風雨飄渺，看不到前程。這樣一來，夏濟安離去，就意味著《文學雜誌》面臨停辦。

這讓他們這些文學青年都好生著急，陳若曦更是「異想天開」地說，可是沒有錢，不然我很想辦一份這樣的雜誌。這讓白先勇興奮起來，他說自己可以想辦法解決錢的問題。陳若曦只當他是說笑，沒想到白先勇果真有辦法。白先勇是國民黨著名抗日將領白崇禧的兒子，有分到一些家產。他把錢借給了一家工廠，靠利息可以養雜誌。這樣，錢的問題就基本解決了。後來，雜誌的每個工作人員也都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陳若曦也把在學校內獲得的獎金等都貢獻給了雜誌社。

由於社裏的人來自天南地北，陳若曦提議，就叫做「南北社」，並開始創辦《現代文學》。《現代文學》不設主編，而是以「現代文學編輯委員會」的形式進行管理，委員會以「南北社」成員為主，包括之後幾十年影響華人文學領域的白先勇、陳若曦、李歐梵、王文興、歐陽子等人。

之所以取名「現代」，是為了應當下的「現代主義」風潮。第一期封面是卡夫卡，後來陸續刊登了伍爾夫等現代主義作家。

既然取名「現代」，陳若曦決定也開始模仿現代主義寫作技巧，寫了小說《巴裏的旅程》，可惜小說刊登後，很多人表示不太明白想表達什麼。此後，陳若曦再沒有在此道路上再作嘗試了，而是繼續以其自己的作品風格關懷社會，關懷人生。

雖然雜誌社成員都很努力，但僅靠自身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要得到更多的資金，他們需要其他機構的支持。於是，陳若曦便作為代表，找到了當時在臺灣的美國新聞處處長麥加西。麥加西對陳若曦的印象很好，經過一番交談，他當即決定買兩期《現代文學》雜誌，每期500本，贈送到東南亞去。

當時因為太忙，大家都沒有進行跟蹤瞭解。沒想到幾十年後，陳若曦到東南亞地區交流演講時，很多人告訴她，他們認識她，知道她辦過《現代文學》。她才知道，雜誌真的送到東南亞華文世界裏去了。彼時《現代文學》已經停刊，異國他鄉突然聽到，陳若曦內心十分感觸。

遇段世堯，改變人生軌跡

由於那次見面，漸漸地麥加西和陳若曦成為了很好的朋友，他建議陳若曦去美國留學，並在知道陳若曦家境貧寒後，特意為她寫了一封推薦信，免除了她的吃住、學雜等費用。

20世紀60年代初，陳若曦來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攻讀文學碩士。在這裏，她認識了同在這裏讀書的段世堯，並與之相愛、結婚。而這，徹底改變了她對大陸的看法。

陳若曦初中的時候看過一則報紙頭條新聞:最美麗的難民去美國了。講的是一位中國明星，為了去美國，把自己形容成難民，以求得到美國綠卡。這讓她很不能理解，並在當時就下定決心，就算自己去美國也一定要回到臺灣。她把這個想法告訴了段世堯。段世堯很驚訝，因為當時的臺灣人來了美國很少要回去的。

段世堯出生在福建，父親是國民黨軍中情報系統的人員，段世堯14歲隨家人一起來到臺灣。他見證了國民黨的潰敗，知道其腐敗。同時，因為從小的成長背景，他十分喜愛大陸。所以他和陳若曦說，「我寧願回大陸」。這句話嚇到了陳若曦，從小在臺灣接受的教育告訴她，大陸是「匪區」，那裏的人「啃樹根、吃香蕉皮」，怎麼去?但因段世堯所言，她開始有意識地去瞭解和認識大陸了。「後來，我讀到一本書，埃德加•斯諾寫的《紅星照耀中國》，那是一部文筆優美的紀實性很強的報道性作品，真實記錄了延安時期的共產黨領袖的行蹤和風格。我不相信臺灣的反共宣傳，外國人寫的不會是騙人的。」此後，陳若曦開始悄悄地接觸紅色讀物。因為出身鄉村木工家庭，童年在臺灣受過日本殖民統治，在熟讀了許多紅色讀物之後，陳若曦夫婦內心便嚮往社會主義，充滿了對新中國的無限嚮往，最後下了決心，到祖國大陸去!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還不能從美國直飛祖國大陸，陳若曦夫婦只好繞道歐洲，於1966年10月16日從法國巴黎輾轉回國。為了紀念這一天，段世堯當即決定，這是新生活的開始，我要把這天作為生日。在過海關填寫表格時，他真的把生日改為10月16日。

回到大陸，萌發強烈創作欲望

剛回來他們被安排在上海愛國大廈，4天時間裏，不停地參觀上海市容、看電影，展現在陳若曦夫婦面前的一切，都讓他們感到新奇。從上海到北京後，他們被安排在北京華僑大廈5樓的一間客房，等待分配工作。當時正值「文革」，結果一等就等了兩年零四個月。後來，陳若曦夫婦分配到南京華東水利學院(現河海大學)。段世堯是留美的流體力學博士，他對分配的工作不太滿意，希望搞流體力學研究，但沒能實現。不久後受到「文革」衝擊，段世堯先到青龍山煤礦挖煤，後到「五七幹校」，進行了3年的勞動改造。而陳若曦則是直到1972年秋天才算走上崗位，教英語。

這期間，他們的兩個孩子陸續出生了。大兒子叫段煉，就是自覺接受鍛煉的意思，這是由當時北京街頭標語「鍛煉身體，保衛祖國」而來。為表示男女平等，第二個兒子隨母姓，名叫陳賡，是為了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陳賡大將。為了孩子能出生在祖國大陸，在美國期間，陳若曦夫婦一直採取避孕措施，堅決不讓孩子生在外國。「自己都不想當美國人，哪能讓孩子生在美國呢。我希望自己的孩子生在大陸，要讓兒子是『國貨』。我這一代人，生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民族意識特別強烈，感歎中國百年積貧積弱才備受外侮，知識分子當以天下為己任，且先天下之憂而憂，學成報效祖國是理所當然之事。」陳若曦就是這樣一位女子。

「文革」使得陳若曦夫婦每天都活在恐懼中，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他們決定離開這裏。1973年，陳若曦一家移居香港。在大陸那段刻骨銘心的日子讓陳若曦有了強烈的寫作欲望，於是她鋪紙命筆，寫出了著名小說《尹縣長》。講述了「文革」初期發生在陝西省興安縣的一個悲劇。這篇作品發表於香港《明報月刊》1974年11月號(107期)。

此後，陳若曦就一發而不可收，緊接著便有《耿爾在北京》《值夜》《晶晶的生日》《查戶口》《任秀蘭》等文章陸續發表，後集結成《尹縣長》一書，於1976年3月在臺灣出版，至1979年4月，3年間竟再版了21次。這篇小說被評為二十世紀百部中文小說之一。

1976年至1978年，陳若曦移居加拿大，繼續埋頭寫作，在臺灣發表了《老人》等7個短篇小說。1978年4月，以《老人》為書名的小說集也結集出版了。此外陳若曦還寫了長篇小說《歸》以及其他一些作品。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國大陸，還比較封閉。文學批評家、文史家一般都不知道陳若曦在香港發表的作品，便把盧新華的《傷痕》和劉心武的《班主任》這兩篇短篇小說看作「傷痕文學」的代表作。其實從時間來說，這兩篇作品都比陳若曦的《尹縣長》晚了好幾年。著名評論家肖夏林說:「嚴格說來，《尹縣長》應該是最早的傷痕文學代表作，或者說是發軔之作。」

因為工作原因，陳若曦夫婦回到了美國。在大陸改革開放後，她自覺自願地充當海內外文化交流的橋樑。她在美國伯克萊的家，經常高朋滿座。她的兒子更是戲稱這裏是「陳若曦旅館」。海峽兩岸到美國的作家，都願意到她家下榻。大陸老中青三代作家都受過她熱情接待，如詩人艾青夫婦，小說家丁玲、沈從文、蕭乾、蕭軍、王蒙、茹志鵑、王安憶，劇作家曹禺、吳祖光，表演藝術家英若誠等等。

飛抵臺灣，為臺灣民眾發聲

1979年12月10日，高雄的《美麗島》雜誌因舉辦人權節遊行，發生警民留學衝突，即「美麗島事件」。在美國的臺灣知識分子群情激動，決意出手相救。但當時什麼人可以把一封信或一個訊息帶到蔣經國那裏?只有一個人，就是陳若曦。他們覺得，陳若曦的背景充滿傳奇色彩，兩個人的經歷有一點像。當時蔣經國還推薦每個人都應該要看陳若曦的《尹縣長》這本書。所以大家認為，如果陳若曦返台，蔣經國一定會召見，這樣陳若曦便可以直接向他表達海外華人的關切。

請她回台，陳若曦原先有些害怕，但最終還是答應了。但她認為自己勢單力薄，提出找海外人士聯名給蔣經國寫信，這個想法獲得了大家的認同。1980年1月7日，陳若曦飛抵臺灣。飛機降落時，她還感到恐懼，怕被抓起來。她通過《自立晚報》吳豐山、吳三連找到蔣彥士，提出要見蔣經國，獲蔣經國同意。

陳若曦見到了蔣經國，並把聯名信件交給了他，說:「現在人心惶惶，我坐計程車，他們都說非常恐怖，大家都不敢講話，所以我希望這個事情能夠大事化小，不要搞成第二次『二二八』事件。」 蔣經國聽到「二二八」3個字，愣了一下，只說了一句:「一定不會，陳小姐這樣子太過慮了。」

幾天後，蔣經國又一次見了陳若曦。這一回主要談事件發生時軍警的處理方式。蔣經國表示軍警都有嚴格紀律，對民眾「打不還手，罵不回口」，在被暴民打傷了100多人後才不得已採取鎮壓的。沒想到，情急之下，陳若曦問，「那會不會是你們表演的苦肉計?」蔣經國秘書蔣彥士驚得從座位上彈起來，要和陳若曦打架。蔣經國則表情無奈但口氣堅定地說:「我用我的人格擔保，我們不做這種事。」談話持續一個半小時。最後蔣經國說:「哪怕一個人受到冤枉，我的心都不會安的。」

後來，有人問陳若曦，是否向蔣經國反映了計程車的事情。原來蔣經國到南部視察時，突然提出要坐計程車。她想起了那天的對話。

來往兩岸，始終擁有赤子之心「1984年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在香港，看到我寫的《尹縣長》，覺得挺客觀的，就把書拿給他爸爸看，說這是姓陳的作家寫的。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看過之後就通過媒體說，我們歡迎陳若曦女士有空再來祖國大陸看看，現在改變很大了。」

「可以說是《尹縣長》送我回大陸的。」陳若曦笑說，那是1985年的春天，她再次來到大陸，先到其工作過的地方，即南京河海大學舊地重遊。看了，已物是人非。後來去北京。

在中南海，胡耀邦接見了陳若曦。「一見面他就說，我看過你的書，書寫得很真實。我發現他沒有架子，談話很隨意。就跟聊天一樣。」他們這一談就是兩個多小時。陳若曦向胡耀邦請教什麼是「一國兩制」。他建議其去西藏看看。

1987年，由全國台聯安排，陳若曦來到了西藏。「西藏的建築是不規則的，很自然、很好看。藏民非常熱情。我記得有個藏族人把我們請到家裏，站在一個箱子上面，去拿珍藏的餅乾。我特別感動，雖然不認識你，但像老友相逢一樣。」

之後，陳若曦相繼寫出了紀實性散文《西藏行》《青藏高原的誘惑》等文章，向海外介紹祖國邊疆的面貌。她還在美國到處演講，宣講自己眼中的西藏和大陸對西藏的民族自治政策。「我第二次去時帶了很多作家，想大家一起見證、宣傳。因為，『藏獨』勢力在美國很大，很多知識分子不知道真相，就相信了『藏獨』分子的話語，同情他們。我聽過一次，一個『藏獨』女子說，中共在我們西藏光是1950年就屠殺100萬人。我說這根本就不可能，西藏土地那麼硬，要埋一個人都很難撬開地的，別說那麼多人了。再說，1950年時，西藏人口總共就那麼多，如果真殺死那麼多人，請問現在怎麼還會有這麼多人。但是這些謬論竟然也有人信。」

陳若曦說，她看到政府對西藏是很好的。她第二次去西藏時，沿途看到很多裝滿物資的車運往西藏，同時又有很多空車從西藏出來。這都是中央在以各種形式進行的援藏活動。

隨著孩子的長大，陳若曦認為自己是臺灣人，應該回臺灣生活。但是當時臺灣政治氛圍濃烈，經歷了大半生政治風雲的段世堯，晚年只想圖個清靜，不願意回到臺灣。兩人最終和平離婚，離婚還是由他們身為律師的大兒子段煉辦理的。

1995年，陳若曦回台定居，為生態環保等公益事業奉獻餘力。近年來，陳若曦把自己所有的物品都捐贈了出去，自己搬至老年公寓，並加入了多個服務老年人的團體，與大家一起鍛煉、生活，並常年來往兩岸，感受大陸的巨大變遷。

（章漣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