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以殘酷的方式再次證明了「微觀世界」與「宏觀世界」之間的聯繫。致命病毒引發的神秘流行病，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再次超出人類的想像。
根據人民日報的數據，截至2月10日15點，中國累計報告確診病例40276例，死亡病例909例。中國以外，還有24個國家報告了確診病例，病毒的擴散從不「遵守」國家間的政治邊界，這已多次被歷史證明。疫情的防控需要協調應對，這已成國際社會的共識。
目前普遍認為，雖然「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致死率不如「非典」病毒，但傳染性卻遠超後者。這極大地增加了防控的難度，同時也凸顯了國際協調的重要性。不過，無論在國家層面還是國際層面，致命病毒對人類社會的潛在危險，與現實的防控措施和能力之間，都存在明顯的不匹配。
危機四伏
人類肉眼不可見的致命病毒，讓我們生活在一個危機四伏的世界。2019年9月，也就是本次疫情暴發3個多月前，一個名為「全球防範監測委員會」的組織，發佈了一份名為《危機四伏的世界：全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防範工作年度報告》的文件。這個成立於2018年5月的國際組織，由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共同召集，主要任務是追蹤世界範圍內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評估國家和國際社會應對這類事件的措施和能力，並就此提出政策建議。
在普通民眾的印象中，神秘病毒引發的大規模傳染病流行，有2003年的「非典」，還有2012年的「中東呼吸綜合征」、2014年出現於西非而且近年來多次暴發的埃博拉病毒疫情。此外，還有各種類型的「禽流感」「豬流感」寨卡病毒等。但病毒肆虐的真實狀況，遠比人們感受到的嚴重。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2011年至2018年間，世界範圍內有172個國家出現了1482起病毒引發的傳染病流行事件。
上述文件基於世衛組織以及其他相關研究報告得出結論：過去數十年，傳染病暴發呈逐年上升趨勢，全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風險日漸增大。「如果過去只是序幕，那麼一個真實存在的威脅是，快速傳播的高致命性呼吸道病原體大流行，將奪取5000萬至8000萬人的生命，令世界經濟的近5%化為烏有。如此大規模的全球傳染病大流行將是災難性的，會造成大範圍的混亂、不穩定和不安全。世界將猝不及防。」
1918年導致數千萬人死亡的西班牙大流感之後，人類社會再沒有出現過因傳染病流行而導致的千萬級人口死亡的悲劇。但這並不意味著類似的悲劇不會再次出現。美國的「疾病建模研究所」通過大數據技術預測病毒傳播後認為，如果現在出現西班牙大流感那樣的高致命性呼吸道病原體大流行，將在6個月內導致全球3300萬人死亡。《時代》雜誌2017年5月的一期封面報道寫道，世界並未為下一次大流行病做好準備，出於種種原因，人類比100年前更加脆弱。
更加脆弱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人類活動範圍的擴張，縮小了其與帶病毒動物之間的物理距離。截至目前的科學研究表明，幾乎所有的惡性傳染病都是因為病毒在野生動物體內「跨界傳播」到人類。伴隨著全球化而出現的人類流動性增加，越來越膨脹的人口千萬以上的超大型城市，以及幾天內就能讓人們從地球的偏遠角落抵達地球任何地方的便捷交通，客觀上都在增加病毒傳播的風險。也就是說，與100年前相比，病毒與人類的距離更近了，其傳播「效率」更高了。
某種程度上說，人類脆弱的根本原因在於病毒的「未知」特性。數百上千年前，瘟疫大流行被解釋為「天神發怒」，邏輯是對「未知」的恐懼。進入現代科技時代，雖然對「未知」病毒的恐懼大幅降低，但人類應對病毒的能力還遠談不上、事實上很可能也做不到胸有成竹。人類科技發展的同時，病毒也在不斷進化，這是病毒學領域的一個常識。在武漢出現的新型冠狀病毒，就是「非典」病毒的近親。
從科技角度來看，人類與病毒的較量中，相對於100多年前的進步主要體現在，通過基因技術快速地「捕捉」到導致傳染病的病毒、追蹤到病毒的原始宿主和傳播路徑。但是，病毒如何進化以及是否會進化到更具傳染性、更加致命的程度，「決定權」不在人類，而人類打造出「對稱武器」——疫苗或藥物，需要時間。換句話說，人類與致命病毒的較量，沒有完成時，永遠都是進行時，而且人類永遠都處於被動的地位。
應對不足
「人類改變命運的同時，也就加大了自己面對疾病的脆弱性。」著名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在其1976年撰寫的《瘟疫與人》中，梳理了過去幾千年人類遭瘟疫侵襲的歷史，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那時的基因技術方興未艾，現代醫學也未發展到如今的先進程度。不過，40多年後，麥克尼爾的悲觀結論依然站得住腳。難以否認的事實是，人類與致命病毒較量的過程中，科技一直沖在最前沿，但政府政策行為向來都是短板。
人類與傳染病鬥爭的歷史很長，但這種鬥爭真正上升到政府政策層面，卻只有100多年的歷史。標誌性的事件是19世紀中期歐洲國家對抗霍亂、天花的大流行。
而對抗傳染病流行的國際協調與合作，始於1946年世衛組織的成立。1951年，世衛組織通過《國際衛生條例》，要求成員國向世衛組織報告疫情並採取措施防止疫情蔓延。但「條例」的執行效果並不好，防疫基本上是國家內部事務，事實上沒有形成國際協調的局面。
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轉折期，觸發因素是艾滋病的擴散。當時，艾滋病在美國演變為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美國政府開始加大對全球公共衛生問題的投入。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的推動下，世衛組織多次修改《國際衛生條例》，在加大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貧窮國家醫療援助的同時，也鼓勵在防控傳染病上開展更多的政府間合作。20世紀末，國際社會已經形成共識：傳染病所造成的危險，是單個國家無法應對的。
2003年的「非典」疫情是另一個轉折點。美國公共衛生問題專家勞裏•加勒特，在其2006年撰寫的《逼近的瘟疫》中寫道，「非典」疫情預示著一個新時期——全球流行病時期的到來。她的主要依據是，與此前的傳染病流行不同的是，「非典」疫情代表著神秘未知病毒出現在全球化時代的「新世界」。根據世衛組織的數據，「非典」疫情最終蔓延到30多個國家，導致8000多人感染、近800人死亡。
2005年，世衛組織再次修改「條例」，196個成員國承諾把「未知威脅」納入國際防控合作範圍。但是，做出承諾與兌現承諾之間的距離依然很長。有的國家出於種種考慮，連最基本的疫情報告義務，執行得也不盡如人意。比如，2007年印尼暴發H5N1疫情後，就曾拒絕與外界分享病毒樣本。世衛組織2012年的報告顯示，成員國中只有15%的國家達到了「條例」要求的標準。重要的原因在於，世衛組織被賦予的權力並沒有「牙齒」，它更不是全球公共衛生問題上的「安理會」。
既然人類永遠處於被動，那麼就應更加注重防控。但就目前來看，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方面，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存在嚴重的「能力赤字」。2019年10月，來自20多個國家與國際組織的專家學者，共同撰寫了一份題為《全球健康安全指數》的研究報告。這份報告通過預防、疾病監測和報告、快速反應、醫療系統、國際規則承諾、環境危險度等6個類別，以及34個具體指標，評估了195個國家預防、發現和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
在這項總分為100的評估中，得分66.7分以上被認定為具有較強的危機應對能力。195個國家的平均得分是40.2分，也就是說，整體上世界並不具備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這些國家中，只有19%的國家達標。得分排名前五的國家分別是美國（83.5分）、英國（77.9分）、荷蘭（75.6分）、澳大利亞（75.5分）、加拿大（75.3分）。亞洲國家中排名最高的是泰國（73.2分，世界排名第六），中國的得分是48.2分（世界排名第51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國的「醫療系統」這一項得分普遍不高，平均得分在6個類別中最低（26.4分）。即使是總分最高的美國，「醫療系統」得分在6個類別中也是最低的（73.8分）。基於此，那份報告認為，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為重大傳染病的暴發做好了充分的準備。《時代》雜誌那個封面報道援引疾控專家的話稱，傳染病大暴發不像其他自然災害那樣限於單個區域，一旦暴發，再好的醫院也會快速耗盡床位和醫療呼吸器。
政治病毒
病毒引發的傳染病流行，使人類生活在一個危機四伏的世界。大多數國家在政策和投入上的不足，造成了危機應對能力赤字。這些狀況再加上「政治病毒」，那麼對於應對全球公共衛生挑戰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
2月1日，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在一次關於中美關係的講話中提到，要警惕妨礙中美攜手應對共同挑戰的「政治病毒」。他在談及本次疫情時說：「可能有些人試圖利用當前的形勢謀取政治或經濟利益，甚至推動兩國人民‘脫鉤’。」
崔天凱大使談的是中美關係中的問題，但卻隱晦地點到了目前美國政治中不利於應對全球健康挑戰的「病毒」。美國商務部長羅斯近期公開表示，中國的疫情有助於美國在中國投資的企業回歸美國，有助於美國製造業的振興。作為美國政府高官，羅斯這樣的表態，在政治道德上令人側目。但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入主白宮以來，美國的外交政策在政治道德的評判上，可能並不會讓國際社會給出高分。
1月29日，美國前副總統、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在《今日美國報》上撰文，稱特朗普是最不適合帶領美國應對全球健康挑戰的領導人。他認為，傳染病不會止步於國界，建牆無法阻擋疾病流行。「如果不幫助別人獲得安全，我們自身也無法確保安全，也無法獲得他國幫助帶來的好處。」
2014年初，在奧巴馬政府的力推下，數十個國家啟動了「全球衛生安全議程」，在疫情防控、病毒監測和協調應對上加強合作。該項目成立後不久，就在應對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一直以來都是這個項目的最大出資國，雖然奧巴馬政府向他國提供醫療援助有拒病毒於國門之外的考慮，但很難否認其中積極的政治道德因素。
而特朗普在入主白宮的第一年，就把這個項目的預算削減了2/3（從1.8億美元降為6000萬美元）。這裏面，毫無疑問也有政治道德因素。就全球健康面臨的挑戰來說，「美國優先」轉化為「政治病毒」，或許比人們想像的容易。
（雷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