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是武漢封城的第45天，距離高考還有92天。

這天上午9點，武漢高三學生黃玉婷拿起筆開始考試，這場考的是語文。考場只有她一個人，考點位於武漢軟件學院——新冠肺炎患者隔離觀察點。元宵節的前一天，黃玉婷檢查出感染了新冠肺炎，被送入方艙醫院治療，出院後，被送到這裏隔離觀察。試卷提前10分鐘傳到了網上，隔離點的工作人員幫她打印了出來。

開考一個半小時，黃玉婷收到通知，讓她下樓排隊檢查身體。她從六樓跑到一樓，等她再爬上來時，考試時間只剩下20分鐘了。她作文沒寫就交卷了。那天的作文題是關於新冠肺炎的。

20多公里外，誠子也在家中開始答卷。她的椅子背後就是一張床，媽媽坐在床上，擔任監考老師。這大概是誠子經歷過的考風最嚴的一次考試，「直接給我盯失憶了」，誠子吐槽，但媽媽卻對這個差事表現得很積極，因為她好久沒上班了，呆在家裏「快發黴了」。

這是武漢市舉行的一次全市的高三網上模擬考，3萬余名考生參加了這次考試。按照慣例，每年二月，武漢都會統一進行高三年級的「二月調考」。「二月調考」對高三學生有較強的參照意義，是對考生前一階段復習的重要檢測。由於疫情，今年的「二月調考」一再延遲，直到3月才在網上舉行。此前，武漢的高三學生都居家復習，上網課，考試也全憑自助。

暫住住在武漢江夏區的韓松也是一名高三學生，但她沒有參加這次考試，因為她是湖北黃石人，不是武漢人。她是一名美術生，年前來武漢的一家畫室集訓，封城後，獨自被困在城中。2月2日凌晨，她接到爸爸發來的微信，外公去世了，是胃癌。她大哭了一場，發了條微博：「一個人在外面，很落寞，痛苦的心情沒有人能夠理解。」

在方艙備考

黃玉婷和媽媽平時租房住在學校附近，1月19日放寒假，她搬到了外公、外婆家裏，打算陪兩位老人過春節。沒幾天，外公突發高燒，外婆還以為外公是傷風感冒。拖了幾天，燒還是沒退。外婆慌了，帶外公去醫院檢查。第二天，結果出來了——核酸檢查為陽性，外公確認感染了新冠肺炎。

家裏進行了緊急消毒，用純糧食酒、滴露消毒液擦拭每一個角落。本來，黃玉婷和外婆住在一個房間，但怕黃玉婷被感染，外婆搬去和外公住一屋，讓黃玉婷自己住一屋。家裏實行分餐制，外婆讓黃玉婷沒事不要走出自己的房門。過了幾天，外婆也出現了腰疼、頭暈、沒力氣、發燒的症狀，一檢查也感染了新冠肺炎。黃玉婷並沒有出現任何症狀，但媽媽還是建議她檢查一下，結果，她也被傳染了。

2月7日，黃玉婷帶著一箱書、兩身換洗衣服和洗漱用品，坐上了一輛專用的公交車。臨走時，外婆交代她，一個人住要注意一點，避免交叉感染，碰到什麼事情，要稍微忍耐一些。對於未知的生活，本來她有點恐懼，但坐上車，反而心安了一些。她特意數了數，車上共有20個人。

次日凌晨兩點，黃玉婷到達了東西湖方艙醫院。那天是元宵節。她正式開始在方艙學習。她把床旁邊的桌子橫過來，坐在床上，趴在桌子上上網課。除了必要的治療，她的學習時間還是和班上的同學保持一致。

方艙有時候比較吵，黃玉婷上網課時，經常聽到有人跳廣場舞、組織一些活動。她只好戴著藍牙耳機，強迫自己把注意力放在網課上。她一直在尋找一台打印機，自從上網課後，老師都會把學習資料、佈置的作業發到網上。對著屏幕寫作業，不能在紙上勾畫，讓黃玉婷很不能適應。但她找遍了方艙的打印機，發現它們都沒有聯網。

網上上課是突然通知的。誠子的學校1月20日放寒假，她們原計劃是放一周多一點，但1月29日，學校突然通知2月1日開始網上上課，這讓她和同學們都很慌，因為書都落在了學校裏。放假前，誠子只帶了老師佈置的作業和一本地理課本回家。雖然學校把一些資料和兩個筆記本寄給了誠子，但誠子還是覺得不夠用，「如果允許，我很想把自己的整張桌子搬回來」。一些同學還在討論能不能翻牆，去學校拿書。誠子的雙眼近視，一個300多度，一個400多度，每天盯著屏幕，眼睛感覺都要爆炸了。尤其是考試時，誠子覺得用電腦看試卷，她就是一個「漏斗」，一邊看一邊忘。爸媽本來想在京東上給她買一台打印機，但是找的商家不是缺貨，就是不送貨。最後，還是爸爸騎著電瓶車去單位拿了一台。

「家長削尖腦袋都要弄一台打印機」，武漢市民王國軍說，他兒子是湖北省武漢實驗中學的高三學生，這是一所省重點高中。封城後，王國軍托朋友才搞到一台打印機。另一位武漢市民塗姐的女兒是華中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的學生，她下單比較早，2月4日就在網上買了一台打印機，一周左右收到了貨。

3月9日，黃玉婷離開隔離點，回到家中。她想在網上買一台打印機，但一查要1000多塊，就放棄了，因為媽媽有段時間沒有經濟來源了。她決定手抄，扛過這段時間。

韓松也沒有打印機，她只能把老師的ppt都抄下來。抄筆記時，她儘量用碳筆，而不用中性筆，因為畫室不缺碳筆，而中性筆如今卻很緊缺。她也沒有電腦，只能用手機學習。但手機的內存只有32G，經常聽著聽著課，就卡屏了。她的地理不好，最近一直想買一本地理資料，但問了好多家，對方都回復「不發武漢」。

從封城之後，韓松就覺得很壓抑。為了復習，她今年春節原本就打算和一個同學一起在武漢過年。但1月23日武漢封城那天上午，這位同學卻被她爸爸開車接走了。韓松特別難受，也很想回家，可當時她已經來不及離開了。本來四個人的寢室，只剩下她一個。大年三十，畫室食堂的大屏幕正在放電影《傳染病》，她打了一份飯，一邊看，一邊吃。雖然沒人陪，但聽見聲音，讓她不那麼害怕。

「不要以為有疫情，高考就不會來」

「今天距離高考還有多少天？」「不記得了。」誠子回答。在家裏復習後，她開始對高考的時間變得不再敏感。這在一個多月前，幾乎是不可能的。教室黑板旁就有一個小板，上面寫著高考倒計時。牆上拉著兩短一長三條條幅。條幅還是作為英語課代表的誠子親手拉的，但現在她已經記不起上面的內容了。一進教室，就能看到一張很大的成績表，上面公佈著每次月考班級前五名的成績。這次誰在上面，誰滑下去了，一目了然。在這種氛圍下，人不能不緊張。但回到家，這根弦卻松了。

剛推遲開學時，不少人還挺開心。武鋼三中的高三老師尹璐清楚地記得，放假時，她還看到一個學生髮了一條朋友圈，說願意「犧牲」自己的大長腿，來換學校晚一點開學。

原本以為過幾天就會開學，沒想到假期越拖越長。從1月21日放假以來，王學之再沒出過門了，他是武漢一所市重點中學的高三學生。他記得很清楚，1月21日，晚自習是歷史課，全校的老師都被叫去開會了，回來後，就通知臨時放假。大家都很激動，根本無心上課。放學後，一個同學遞給王學之幾個口罩，他們一起戴著回家，路上還討論這次疫情有多嚴重。

一轉眼，這麼多天過去了。剛開網課一周多，王學之覺得自己有點學不動了。在用釘釘上課之前，他們曾用過一段時間的微信。歷史老師50多歲，很敬業，每次都會用很長的語音方陣。「我實在聽不下去了。」他很焦慮，每天都在跟朋友哭訴，「什麼時候能夠出門？」他過了一段很放縱自我的生活，每天中午12點鐘起，凌晨兩三點鐘才睡覺，瘋狂地打電腦遊戲，這可以讓他脫離現實一段時間。有時候，她晚上打遊戲比較激動，喊叫的聲音比較大。爸媽過來提醒他「聲音小一點，別讓鄰居投訴了」。

尹璐發現在倒計時一百零幾天時，大家的狀態都不是很好，效率變低了不少。有的學生在學校時，四五十分鐘可以完成一篇作業，但是在家裏，一個多小時才能寫完。「學生之間很喜歡聊天，現在做作業又需要手機、電腦，所以更容易受到誘惑。」尹璐說。

誠子感覺以前上課特別有實感，一節課上完之後，能感覺到自己腦子裏留下了東西。現在，上網課，注意力不太好集中，看著看著電腦，眼神就會飄。文科有很多知識點需要背，但她總覺得在家裏讀書好尷尬，很難張開嘴。「武漢什麼時候才能開學啊，高三學生真的心很慌」，3月1日，誠子發了一條微博，裏面配了9個「失望」的表情，此時離高考還有98天。

高考倒計時100天之後，「慌」的情緒在高三學生中蔓延。「不要以為有疫情，高考就不會來」，每次上課前五分鐘點名時，誠子的班主任都會這樣提醒學生們。誠子的桌子上，立了幾張她喜歡的音樂劇演員高楊的卡片，還有一張小卡片，上面寫著「高三啦」，每當她懈怠了，她就抬頭看看，給自己緊緊這根弦。

黃玉婷的朋友圈封面上寫著「華中師範大學」，這是她高考倒計時100天那天換上的。每當她想刷朋友圈，找人聊天時，這張圖就提醒她「別刷了」。

韓松現在覺得壓力非常大。她想考湖北美術學院，這個學校本應在2月22日就結束專業考試，但由於疫情，學校的考試時間還待定。本來，她可以一心只準備文化課，如今卻不得不兩手抓。韓松是理轉文過來的，文綜基礎本來就薄弱。

尹璐的學校舉行了一個簡單的「百日誓師」，每科老師給學生們講幾句話，她告訴同學們「沒有絕望處境，只有對處境絕望的人」。

尹璐覺得學生現在很需要鼓勵的話，特別是女生比較多的班級。「可能是社會各方面的因素，使得女生自我要求比較高。因為這種高要求，反而容易產生一些挫敗感，不夠自信。男生在我們看來，有時有點傻乎乎的，反而很容易自信，高看自己，覺得自己狀態特別好，特別牛。」他們學校現在會弄一些科目測試，很多女孩連續考得不好，覺得很崩潰。

尹璐認為，平時自覺性比較強的人，高考中，可能能夠脫穎而出；以前靠那種壓迫式學習的人，很有可能最後的表現與預期會相差甚遠。學校對每個班都有升學的指標，班主任會把指標的壓力分攤到任課老師頭上。尹璐現在很擔心學生們的成績，升學壓力還是其次，主要是結果不好，自己心裏也覺得愧對學生，包括產生自我懷疑，「是不是自己的教學水平和能力有限？」

「留給我的時間不多了」

王國軍兒子的學校邀請家長來擔當「網管」，一起進入上課群，看哪個學生沒來上課，誰中途掉線了，及時地和班主任溝通。在家裏上學，學校想發動家長來監督孩子的學習。

剛上網課時，王國軍會到兒子房間裏，看看他的學習情況，「基本上是在上課，偶爾也有開小差的時候」。他看到後，就會稍微提醒一下。過幾天，他再去兒子房間時，發現門已經被反鎖了，「不讓我們看了」。

家長和孩子之間的對立情緒，在這段時間更加凸顯。晚自習時，除了老師講解以外，學校要求學生把手機和電腦都交給家長，但這個事情在王國軍家幾乎沒有實現過。「他們認為自己能夠控制自己，實際上控制不了」，但在這個節點，王國軍不願意激化矛盾，怕兒子「撂挑子不幹了」。

王國軍1996年來到武漢上大學，畢業後留在這裏成家立業。他和妻子都是通過高考改變命運的，因此很看重高考對人生的影響，「高考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孩子的一生」。之前，他覺得兒子好好學，還是很有希望沖一個「985」高校的，「但是現在疫情耽誤這麼長時間……」他沒再往下說。

王學之的房門也一直是反鎖的，他很希望有自己的私人空間。吃飯時，爸媽會來敲門喊他。他動都不動，只隔空應一聲「別叫了，我想吃就出來」。「吃飯」，爸媽的敲門聲又傳來。「不想吃」，他大聲喊，爸媽還是會繼續喊。「他們像聽不懂我說話」，他感到很煩。自從封城之後，他的父母也一直沒工作。在王學之看來，他們每天就是在做飯，一天做五六頓。空下來，王學之也會走出屋，和他們聊天，但說著說著，他就會情緒激動。父母經常會把自己在教育新聞上看到的一些學習方法傳輸給他，他很不愛聽。

王學之家所在的社區有人感染後，每天都能聽到大喇叭用武漢話喊，「非防疫工作人員或者就醫不得外出，遛狗的、想跑步的、閒逛的，都蹲在家裏別出門」。玩遊戲時，王學之很快樂，但他覺得這只能讓他暫時麻痹。在家裏這麼久，他覺得最開心的一天，就是大家一起喊「武漢加油」的那天。他沒開窗，但連馬路對面小區的聲音，都能聽得很清楚，他覺得武漢人挺會苦中作樂。他很想念學校附近早餐店裏的豆皮、湯粉、牛肉麵、牛肉粉、油條……他已經很久沒正經「過早」。

打了10多天遊戲，距離高考還有100天時，王學之翻了一位已經考入中國傳媒大學的朋友的社交動態，突然清醒了一下，「萬一把成績玩沒了怎麼辦？」他對大學生活充滿了嚮往，又感到時間好緊張。寒假前的最後一次月考，王學之考了570分，班級排名第一，年級第二。他在打遊戲的群裏，發了一句「兄弟們，我要學習了」。王學之的數學不好，他每天早上7點半起床，8點開始做數學題，做一整天。他執行自己的復習計劃，偶爾會去圍觀下網課。

3月9日之後，全市模擬考的成績陸續出來了。王學之因為晚上失眠，睡覺睡過頭，錯過了語文考試。有一天半夜11點多，他發了一條朋友圈「想考600分」。過了幾天，他又發了一條「焦慮發愁」，後面加了5個「啊」。

黃玉婷因為做CT和核酸檢查，沒有完整地完成語文、數學、文綜的考試，這次的總成績並不是很理想。但她覺得分數並不是那麼重要，「我主要是想通過這次考試找一些問題」。她調整了新的復習計劃，日後，有針對性地對各學科薄弱的地方進行知識鞏固，「短時間內實在沒辦法有很大提升的地方只能選擇放棄，我只需要得到我該得到的分就夠了，留給我的時間不多了」。

2018年起，湖北省採用「3+2+1」的選科模式，高中不再文理分科。2021年便是「新高考」第一年，這意味著，今年的考生成績不理想，明年也很難再複讀。

人生第一次大考

感染後，黃玉婷只把消息告訴了班主任，其他老師對此一無所知。直到有一天，她在方艙上網課的視頻，被一位警察拍了，傳到了網上，大家才都知道。班主任告訴她，很多老師聽說後，都哭了，覺得她特別堅強，每天看她照常交作業、上網課的樣子，一點都看不出她生病了。

並不是沒有情緒崩潰的時刻。最初，只有外公感染時，外婆每天都陪著外公去醫院打針。晚上9點出門，第二天早上回來。每天晚上，一聽到開門的聲音，黃玉婷就知道家裏又只剩下她一個人了。她很害怕，但心裏覺得還有外婆這個倚靠。後來，連外婆也確診後，她整個人就有點繃不住了。一天晚上，外公外婆都去打針後，她給媽媽打電話大哭。她覺得自己特別沒用，兩個老人都生病了，自己卻幫不上什麼忙。外婆怕她感染，不讓她動手。看著外婆強撐著去洗碗、做飯，她就特別心疼。

進方艙的第五天，黃玉婷又哭了一次。當時她的核酸檢測結果依然是陽性，媽媽又打電話過來說，外公外婆還沒找到醫院，病情還惡化了，再加上學習上的事情，一樁樁堆在一起，她整個人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她偷偷跑到圖書角，趴在桌子上哭了起來。

一個穿著白色防護服的人向黃玉婷走了過來，他的防護服上面寫著「警察」：「怎麼了？」黃玉婷不想讓別人看到自己哭，說「自己想靜一下」，讓這位警察離開。但對方並沒有走，而是搬了一個板凳坐在了她身旁。事後，黃玉婷才知道，方艙的工作人員是要跟確診患者保持一定距離的。但這個警察一直勸她，說：「別怕，有我在，你有什麼事情可以跟我說，我一直都在。」這句話讓黃玉婷感受到特別強大的安全感，她像泄了閥一樣，把壓在心裏的煩悶都說了出來。傾訴完之後，她覺得自己舒服了一點。

韓松也哭過一次。2月2日凌晨，她接到爸爸發來的微信說，外公去世了。她立刻發了視頻過去，接通後，不說話，爸爸只聽到她的哭聲。韓松無人傾訴，發了一條QQ空間。有很多人點贊，這讓她心煩。她把說說刪了，改發了一條微博。微博沒有人認識她，她可以痛快發洩。

每個人都在尋找一些安慰。在誠子書桌的小角落裏，一堆輔導資料後面，有一排日裔英國小說家石黑一雄的小說。她害怕自己忍不住看，故意藏在了最裏面。但每次學習累的時候，她會讓自己看一個小時。這是她在壓抑、緊張的高三生活中，為自己保留的一片小天地。

到了高三，一切都要為高考讓步。在誠子的班上，每個人座位上都有一面小鏡子，包括男生。在學校時，第二節課下課後要跑操了，女生們先拿出口紅偷偷塗一下，再走出教室時，每個人發自內心地覺得自己真漂亮。前幾天，誠子和姐妹一起在網上搶了一個眼影盤，物流不發武漢，她填了一個廣東朋友的地址，等解禁後，這位朋友回武漢時就可以把眼影盤捎給她。可到底什麼時候用上？誠子心裏也沒譜。

塗姐覺得比起他們70後，現在的孩子面對的不確定性因素更多，「環境可能還要比我們還要艱難一些」。

塗姐的女兒一直想學生物專業，以後做基因檢測研究方面的工作。高二時，外婆得了癌症，塗姐的女兒就產生了日後從事生命科學相關工作的想法。本來，塗姐覺得女孩子做這個太辛苦，並不是太希望女兒往這個方向走，但經過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她更加堅定地要支持女兒。「在不確定性很多的情況下，還是讓孩子做一些她自己想做的事情。這樣的話，可能更有利於她成長，有利於她有一個更好的心態去面對未知的將來。」

每個人心中都藏著一個願望，黃玉婷想成為一名老師，因為老師和醫生一樣，都可以「燃燒自己照亮別人」，她也想當別人人生中的指路人；韓松想學動漫設計或者視覺傳達，平時可以接些小稿，過過自己想過的生活……實現這些理想的第一步就是眼前的高考。

3月9日，黃玉婷回到了外公外婆家，但家中只有她一個人——在她進方艙幾天後，外公外婆終於找到了醫院，目前仍在接受治療，她也依然不敢讓媽媽過來，害怕傳染給媽媽。她獨自在這裏準備迎接人生的第一次大考。

（王霜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