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核武如何從「一步之遙」到「胎死腹中: 他廢掉了臺灣的「核武功」?

「我不是為金錢,也不是為『平反』,而是要還這筆欠了快30年的債。」

時過29年,臺灣「叛逃者」張憲義出現了。

他曾任臺灣中山科學院核能研究所副所長,是核武計劃的關鍵研發人員之一。1988年1月,張憲義辭職離台,帶著秘密「叛逃」美國,導致臺灣「最接近成功」的核武計劃終因美國干涉而胎死腹中。

這次,他在美國公開接受「中研院」副研究員陳儀深採訪,並發表成書。臺灣核武研究的秘密和張憲義一起,再次回到人們視野中。

自蔣介石赴台伊始,到蔣經國病故至終,這一次,臺灣核武研究終於呈現出了完整的輪廓。

蔣介石:一手催生「核夢想」

1964年10月16日,原子核裂變的蘑菇雲在新碰羅布泊戈壁荒漠升起,第一顆原子彈在大陸試爆成功。

此時,臺北的蔣介石有些惶恐。雖然他對核武器的研製已經有所準備。

一年前,日月潭的涵碧樓賓館,蔣介石以上賓之禮,接待以色列原子能委員會主席伯格曼,與他密談三日,當即決定模仿該國模式,設立研發專責機構,在桃園成立「中山科學研究院籌備處」。第二年,即1964年年初,蔣介石任命台陸軍總部「供應司令」唐君鉑為「國防部常務次長」兼「籌備處主任」,發展包括核武在內的臺灣新武器系統。

核武研究雖已上馬,但隨著新趣的巨大火球升空,蔣介石知道,留給他的時間不多了。

其時,張憲義剛從陸軍理工學院(後改名中正理工學院)畢業,到籌備處工作。那時,籌備處下設核能、火箭、電子三個研究所,其後化學研究所也加人其中,分別負責研究核彈的彈頭、彈體、導引與推進劑。

1968年,一個代號「新竹計劃」的原子彈發展方案正式啟動,籌備處也在1969年被正式命名為「中山科學研究院」,禮聘伯格曼為顧問,試圖師以色列之長技。

可是這一方案並不順利,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反對臺灣發展核武,認為既浪費,又不實用。他建議,將核計劃交給民間的「原子能委員會」管理,這樣台當局便可以改以發展電力之名從美國購買核原料,他日再另謀發展。

蔣介石採納了這個意見,1970年,臺灣向美國採購核能發電廠,也就是後來的核一、核二及核三廠,雖確是因應臺灣工業起飛所需的電力,但利用核電廠使用過的核燃料提煉鈽同位素,也是重要用途之一。

同時,臺灣還從加拿大訂購了一個「用於研究」的四十兆瓦(MW)的重水式核子反應堆,這個反應堆在1972年首次達到臨界點。

此時,另一個代號「桃園計劃」的方案正式啟動——還是為了研製核武器。

就在蔣介石「核夢想」膨脹之時,美國總統尼克松完成了訪華,美國已決心改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不允許臺灣節外生枝。尼克松甚至一度威脅要派人去臺灣拆除核設施,蔣介石此時承諾再不從事核武器研發。

可是,「桃園計劃」的反應堆卻幾乎24小時不停地運轉,製造核武所需的原料。

「臺北在發展其核計劃時,顯然有一個核武器的選項。」美國2013年解密的一份中情局秘密報告中稱,1974年,核反應堆如果開足馬力,伴隨相關設施輔助,一年內就可以生產出製造一枚原子彈的原料,四五年內就有可能造出核武器。

一年後,蔣介石去世,沒能親眼目睹他一手推動的核武器誕生。巧合的是,協助臺灣發展核武的伯格曼,也在蔣過世的第二天離世。

蔣經國:朝向和平而不是武器?

臺灣的核武計劃並未因為「老蔣」的死而破產。

「希望能看到我們人造的大紅太陽。」一次,張憲義與時任核研所所長錢積彭一起乘車,望著紅色的夕陽,錢積彭表達了實現試爆核武器的希望。

1976年,赴美留學的張憲義返台,再次回到核研所,此時,這裏的研究已經如火如荼。

當年,國際原子能機構發現,臺北的核設施中,有500多克的鈈不翼而飛,這顯然不是為了供電;同時鈈燃料試驗室裏,已經能生產鈈金屬。當美國對此提出抗議時,臺灣保證「絕不參與任何涉及再加工的活動」。

「臺灣已經擁有核武能力,儘管並不打算製造核武器。」蔣經國曾公開表示,將「朝向和平而不是武器」。他甚至信誓旦旦地說,「光復大陸」以後,大陸的核設施「也僅用於和平目的」,這是他的「基本政策」。

可這是一種假意的保證,臺灣只是汲取了教訓,改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繼續研製,且進展頗為順利。

不過1984年,所長錢積彭因病退休,原本「蔣介石、蔣經國、唐君鉑、錢積彭」的核武研究單線領導制發生了改變,時任參謀總長的郝柏村加人了進來,變成「蔣經國、郝柏村、『國防部計劃次長』葉昌桐、核研所所長劉光霽」。

1986年郝柏村巡視核研所時,對所方報告「可在3至6個月內完成核彈」表示肯定——從郝柏村與核研所人員的角度,這只是精進「國軍」戰力,並沒有違反「基本政策」,但對美方而言,「紅線」已經被踩到了。

據張憲義稱,美國很忌憚郝柏村參與核武研究的中心,因為「美國人向來對企圖心旺盛的軍事將領很有戒心,不希望看到後蔣經國時代出現軍事強人」。

張憲義:我只背叛了郝柏村

1984年,張憲義升任核研所副所長,晉升為大校軍銜。同是那年,他通過了美國的測謊程序,被其「視為自己人」。此後,他與美方大約每隔兩三個月便要在臺北士林夜市附近會面,交談內容大都與核武研發的採購或會議相關,相對應的,他也獲知了一些美國的態度。

很多人眼裏,這種「情報交換」,已經意味著張憲義成為一名”通美間諜”。

「我沒有背叛蔣經國,只背叛了郝柏村。」張憲義認為自己沒違反「不製造核武」的號召,背叛的只是長官郝柏村的「企圖心」。

在離開核研所前,張憲義曾在辦公桌上留下辭呈,稱不希望有政治野心的人濫用核武的威力,似乎指向郝柏村。雖在辭呈中,他提到的是剛剛建立兩年的民進黨,稱擔心民進黨執政因擁有核武,採取冒進策略,危及臺灣安全。

自郝柏村成為核武研究的重要人員,美方便開始以「踩到紅線」為由說服張憲義「叛逃」,並希望他將更確鑿的研究進度以證據的形式透露給美方。

這所謂的「紅線」,張憲義稱,就是「能在3至6個月製成核彈,且能投到指定目標」。從此顯見,嚴起碼在美國眼裏,臺灣的核武發展在那幾年已接近成形。

一位核研所退休官員稱,1987年,臺灣距離擁有真正的核彈只一步之遙,「計算機仿真數據都已完成,能攜帶彈頭的長程投射載具雖然不夠穩定,但也有了,只差沒做核試爆。」

除了「一步之遙「外,能「投到指定目標」則是張憲義首次曝出。

此前,島內輿論中,總有人認為臺灣的核武器「無法投射,只能自己打自己」。前核能研究所空軍上校賀立維便持這種觀點:「兩蔣」研發核武,但缺乏投射核彈的載具,只是用來「玉碎」,同歸於盡。

對此,張憲義非常不認同,他稱中山研究院幾個研究所中,一所是核能研究所,二所是機械研究所。其中核彈的投射載具,就是二所的責任。「研發核彈的目的絕對不是為了炸自己,這種看法不但沒有常識,更是羞辱參與核能研究者的良心。」

更為重要的是,他還透露,除被美國勒令停止的中程地對地彈道導彈「天馬」外,當時還在研發中、尚未試飛的自製多功能戰機——IDF經國號,也被考慮作為核彈的載具。

「當年曾研究如何將原子彈小型化,以便能裝進IDF經國號戰機的副油箱裏面。」張憲義解釋道,「之所以選用經國號戰機,是因為那是我們設計開發的,能夠自行修改作戰半徑。當時我們希望將作戰半徑提升至1000公里以上,這樣才能有效配合核彈的射程。」

但一旦改裝副油箱後,戰機的燃料只能飛單程。也正因如此,他稱臺灣曾打算仿效「神風特攻隊」,飛行員挑「沒有結婚、沒有家人,志願執行任務的人」。

只不過,這些都未能變成現實。1988年1月9日,張憲義「叛逃」。1月13日,蔣經國因心臟病逝世。此後,美方派員到核研所,強行拆除與核武發展相關的設施,並把反應堆中的重水全部抽走。

臺灣發展核武的計劃,自此「胎死腹中」,有關的數據和記憶,也統統失落,走人歷史。

(蕭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