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民眾關注外交問題是好事，外交問題交專業人士處理與民眾關注外交問題不矛盾。民眾信息越對稱、越成熟，越理性，外交空間就越大。在自媒體時代的今天，外交人士面對公眾聲音，一要瞭解民意，尊重民意；二要不唯民意。歷史證明，外交被民意所綁架，難免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袁南生：博士，教授，高級經濟師，外交官。

曾任外交學院黨委書記、常務副院長。

袁南生：疫情改變世界秩序，防止發生戰略誤判

這場疫情對中國到底意味著什麼？世界將如何變化？突如其來並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引發了社會各界的思考和爭論。

「高度肯定中國抗疫成績沒錯，對於其他國家的疫情幸災樂禍則是極端錯誤的，」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副會長袁南生說，「預言這是中國崛起的‘歷史機遇’更是戰略誤判。」

袁南生是北京大學培養的第一個博士大使、教授大使，先後擔任中國駐印度孟買總領事，駐津巴布韋、蘇里南大使，駐美國舊金山大使銜總領事，回國後曾出任外交學院黨委書記兼常務副院長、中國國際法學會常務副會長。

在接受筆者專訪時，袁南生坦率地直面國內外的諸多熱點話題，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歷史證明，外交被民意所綁架，難免帶來災難性的後果」，袁南生主張，在自媒體時代的今天，外交人士面對公眾聲音，既要瞭解和尊重民意，又不唯民意。

這位外交家認為，這次疫情將改變世界秩序，全球化一定程度上轉向逆全球化，持續了數十年的中國戰略機遇期轉向一定程度的去中國化時期。

「走向冷戰、中美脫鉤的可能性不大，但不能完全排除，仍有待觀察，不可掉以輕心」，袁南生提醒要避免最壞的局面發生，「尤其要防止對美誤判，誤認為美國已衰落。要看到美國同自身相比仍在發展，並沒有衰落。」

應對疫情，中外各有其成功之處

馬國川：目前儘管國內疫情趨於平復，但是由疫情引起的諸多話題仍然是社會輿論的焦點，其中之一就是病毒起源。一個流行廣泛的說法是，新冠病毒來自美國軍事實驗室。作為一名資深外交人士，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袁南生：不久前，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在接受美國媒體「AXIOS」和「HBO」聯合節目採訪時表示，他反對傳播導致新冠病毒來自美國軍事實驗室的說法。他聲明，傳播這種理論是「瘋狂的」，「這種猜測對誰都沒有好處。這是非常有害的」，「最終，我們必須找到病毒最初來自哪里的答案。但這是科學家的工作，不是外交官的工作。」崔天凱是中國駐美大使，是中國國家元首習近平主席在美國的代表，他的表態當然是權威的。我贊同崔天凱的觀點。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等都已表態，要找到病毒起源。不少國際政要也已表示，這次冠狀病毒肺炎不能說過去就過去了，一定要查明來源。我們不妨靜待結論出來。

馬國川：現在國內不少人擔心，病毒起源問題是否會和追責聯繫起來？事實上，現在國際社會確實有「追責」的聲音。

袁南生：國際上沒有因病毒起源和蔓延被追責的先例。埃博拉病毒起源於非洲，沒有誰向非洲追責。「西班牙流感」席捲全球，感染了5億多人，幾千萬人因此喪命，特朗普的爺爺也是因為這次流感而在1918年去世，年僅49歲。不少人一看「西班牙流感」這個名字，就以為起源地在西班牙，其實西班牙是替美國背了黑鍋。1918年3月，美國堪薩斯州軍營暴發了一場大規模的「感冒」，「零號病人」是一名美軍廚師。美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美軍開到哪里，病毒就傳到哪里，美國一分錢也沒有賠償。國際上有人鼓噪「追責」，有的是為了甩鍋，有的是抹黑中國，有的是希望借此撈取利益。

馬國川：其實，大多數國際人士都承認，作為第一個受到新冠病毒打擊的國家，中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取得了一定的經驗和教訓。

袁南生：是的。早在2月24日，也就是武漢封城一個月的時候，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就說：中國為遏制病毒傳播所作出的犧牲，是對全人類的偉大貢獻。中國抗疫，既有寶貴經驗，也有沉痛教訓，中國和國際社會聯手應對疫情，一方面與國際社會分享經驗，另一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馬國川：對於美國、意大利、英國等國應對疫情的辦法，中國民眾（尤其是網民）中有不少批評、質疑的聲音，認為它們手段太軟，應該向中國「抄作業」。

袁南生：持這種觀點的，多數人出發點是好的，是希望有的國家借鑒中國的做法，儘快取得抗疫鬥爭勝利。當然也有人以居高臨下的姿態看待國外抗疫情勢，讓人家「抄作業」。這同某些人對國外缺少瞭解有關，同這些年來虛驕自大之氣的浸潤有關。

應對疫情，中外各有其成功之處。中國有的經驗，國外照搬不了；國外有的經驗，中國也難以複製。不管哪個國家，應對疫情既要講科學，也要講國情。就像用餐，中國人習慣用筷子，西方人習慣用刀叉，印度人、非洲人、許多拉美人習慣直接用手，不能簡單地說誰比誰好，這方面中外都不可能讓彼此抄作業。

馬國川：在您看來，應該如何客觀評價其他國家的應對之策？

袁南生：評價別國應對得失，一是符合科學常識，二是符合當地實際。總之，我們不能依據我國自身做法和經驗對外國抗疫評頭品足，外國也不能依據他們的思想習慣對我國抗疫說三道四。

馬國川：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現在許多國人對我們自己的抗疫成績津津樂道，但也有人對於其他國家的疫情幸災樂禍，預言這是中國崛起的「歷史機遇」。

袁南生：高度肯定中國抗疫成績沒錯，對於其他國家的疫情幸災樂禍則是極端錯誤的，預言這是中國崛起的「歷史機遇」更是戰略誤判。有識之士擔憂這次疫情將助長國內的民族主義，是有道理的。特朗普提出「美國優先」，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他是在迎合美國的民粹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是在搞單邊主義。對中國民粹主義、極端民族主義不加以防範，任其發展蔓延，國際社會很可能會因此而誤認為中國也在追求「中國優先」。

瞭解民意，不唯民意

馬國川：歷史一再證明，極端民族主義對一個國家的發展是有害無益的。我們如何避免極端民族主義呢？

袁南生：一是要普及知識，重申常識，防止信息不對稱，讓人們瞭解更多歷史。一些人滋生盲目的民族主義，同信息不對稱、坐井觀天是分不開的。例如，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然值得自豪，但有人由此漂然自大，到處高調「厲害了，我的國！」，這就可能出問題。其實，幾千年來，中國是世界上最有資格的第二大經濟體。

按照著名世界經濟史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計算，公元元年中國GDP總量僅次於印度，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時的印度包括巴基斯坦、克什米爾、孟加拉國、斯里蘭卡等。公元1500年明代時中國超過印度，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是近代中國被英國超過，直到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中國GDP還是世界第二。1927年中國是世界第三（這是鄒韜奮說的），1949年下降為第四。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再次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所以，中國先後三次坐老二的位子：一次是明代以前，一次是近代，一次是現在。瞭解這些情況，有助於我們保持清醒的頭腦。

二是要加強引導，改進思想方法，防止看問題簡單化、標簽化、情緒化。例如，把砸日本車簡單地等同于愛國。

三是要守住底線。例如，對英國首相約翰遜被確診為感染冠狀病毒不應「點贊」，對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疫情大國、死亡數萬人不應「恭喜」。

馬國川：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現在許多民眾越來越關注外交問題。但是也有人士認為，外交問題應該交給專業人士處理，普羅大眾不宜置喙。您怎麼看這個問題？在自媒體時代的今天，外交人士如何面對公眾的聲音？

袁南生：許多民眾關注外交問題是好事，外交問題交專業人士處理與民眾關注外交問題不矛盾。民眾信息越對稱、越成熟，越理性，外交空間就越大。在自媒體時代的今天，外交人士面對公眾聲音，一要瞭解民意，尊重民意，這既是由外交為民是中國外交的宗旨所決定的，也是世界外交的題中應有之義；二要不唯民意。歷史證明，外交被民意所綁架，難免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例如，十月革命後，蘇俄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發表對華宣言，宣佈蘇俄無條件放棄依據不平等條約從中國掠奪的領土。聯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蘇俄副外交人民委員越飛使華，談判與中國建交，希望以此對沖來自于英國對蘇俄的巨大壓力。北京政府外長顧維鈞對越飛說，如蘇俄從外蒙撤軍，中俄可立即建交。但北京大學生示威遊行，要求無條件與蘇俄建交，並宣稱如不答應，就像五四運動對待曹汝霖等一樣，一把火燒了顧家。顧說，你燒了我家，我也不答應，哪有占著中國大片領土，又要建交的道理。後來顧維鈞家收到一個包裹，打開時真炸了。儘管這樣，顧仍不讓步。民間看不到加拉罕對華宣言只是一個外交姿態，並沒有打算真正實行，歷史上也真沒有實行。後來，越飛到上海，與在上海的孫中山發表《孫越宣言》，蘇俄承諾幫助國民黨，孫表示俄不必立時從外蒙撤軍，由此埋下外蒙脫離中國的種子。歷史證明，顧維鈞是對的。

民眾畢竟不是外交專業人士，一味遷就民意，甚至討好民意，很可能損害國家利益，最終也會損害民眾利益。

馬國川：有人說，中國外交應該強硬起來；也有人說，中國應該繼續奉行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政策。在社會上，兩種不同意見爭論激烈。您怎麼看這種爭論？

袁南生：韜光養晦不等於不強硬。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就包含該強硬時應該強硬之意。「韜光養晦」是把寶劍插進刀鞘，外交上的韜光養晦是指用謙遜的姿態與人交往，而不是咄咄逼人，強人所難。有人認為韜光養晦就是缺鈣、軟弱、裝孫子，這是誤解。跟人打交道，把刀拿在手上，人家是什麼感覺？亮劍是軍人的職責所在，搞外交的韜光養晦，把寶劍插進刀鞘，你不亮出來，人家也知道你有劍。

顧維鈞做外交，對任何人都稱您，因為打外交仗，不在於聲音大，不在於是否亮劍，而在於是否在理。宋代王倫四次出使金國，在談判桌上拿回的土地，比任何一位抗金名將，包括岳飛，都要多，他靠的是智辯，而不是對罵。

就韜光養晦問題社會上有爭論，是正常現象，是好事。中國外交應該「強起來」，而不是單純的「強硬起來」，因為外交強國應做到該放下身段的時候放得適度，該求人的時候求得恰當，該說硬話的時候硬得上去，該出手的時候出得精彩。

「防止對美誤判」

馬國川：基辛格博士在4月初的文章裏預言，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您是否同意他的觀點？在您看來，這次疫情對於世界格局將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袁南生：基辛格的見解有其道理。新冠病毒大流行對世界秩序的改變，至少體現在以下幾方面：全球化一定程度上轉向逆全球化；中美戰略合作關係轉向美國所說的中美競爭對手關係；持續了數十年的中國戰略機遇期轉向一定程度的去中國化時期（逆全球化實質上就是去中國化）；優勢互補的國際大分工轉為價值觀認同的國際合作；隨著美國不斷「退群」，WTO、WHO等國際組織很可能趨向於弱化、虛化，美國和盟友有可能另起爐灶，圖謀將中國排除在外，以聯合國為標誌的雅爾塔體系的運轉受到挑戰。

馬國川：隨著全球化轉向逆全球化，中美兩國是否會加速「脫鉤」？中國如何應對？

袁南生：2013-2014年，我擔任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期間，中美之間每7分鐘一架航班往返於兩國，每天往返於兩國之間的旅客1萬人以上，一年下來約400萬人。中國旅客在美平均消費6000美元。舊金山市四分之一的公民是華人，舊金山領區清華大學畢業生1萬2千多人，北京大學畢業生7000多人。中美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正脫鉤很不容易，但今後中美之間的聯繫、往來、互動，其頻率十之八九不會像以前那麼頻繁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關係與當年的蘇美關係有很大區別。當年蘇東國家組成社會主義陣營，計劃經濟立足於「經互會」這個封閉的圈子；美英等國組成資本主義陣營，市場經濟在關貿總協定體系裏運行。今天中美兩國在WTO體系裏創造了經貿往來的歷史記錄。1979年建交以來，雙邊貨物貿易增長了207倍，達到將近6000億貨物貿易總額，加之服務貿易1000多億。中國經濟在獲得巨大的出口、就業、技術、人才等方面利益的同時，中國也成為美國海外成長最快的市場：美國出口的26%波音飛機、56%大豆、16%汽車、23%農產品和23%集成電路賣到中國。中國是美國飛機、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場，農產品、汽車和集成電路的第二大出口市場。在服務貿易方面，中國處於逆差地位，來自中國人的旅遊、教育給美國帶來巨大的收益。中國在美國非金融類投資2016年為500億美元，中國投資遍佈44個州，為美國創造10萬個就業崗位。

馬國川：在您看來，中美之間不大可能像當年蘇美一樣對抗，不可能出現「新冷戰」狀態？

袁南生：所謂「新冷戰」，就是中美脫鉤，包括科技脫鉤、投資脫鉤、產業脫鉤、教育脫鉤、人才脫鉤等等。但中美真會脫鉤嗎？我認為不可能，因為只要經貿往來脫不了鉤，中美就不可能脫鉤。中美雙邊貿易規模太大，中美相互聯結的產業鏈、供應鏈太緊密，美國對中國資金需求太大，中美在高技術領域相互依賴太深，中美兩國人民往來太廣泛，中美宏觀經濟協調對全球市場影響太大。中美脫鉤，必將引發世界秩序極大混亂。

在席捲全球的嚴重疫情中，美國政府進退失據，其現狀和作為對中國不利是肯定的。疫情過後，全球化進程不會中斷，但可能有另一種走法。舊的全球化強調成本優勢，實現國際分工；新的全球化可能強調價值趨同，排擠打壓中國。但是，離開了中國的全球化，不是真正的全球化；沒有中國的參加，就不會有完整的世界市場，中國作為製造業大國、貿易大國和市場大國，完全可以揚長避短，維護和拓展自己的利益邊疆。

馬國川：誠如您所說，世界秩序變化的一個主要方面，是中美戰略合作關係轉向美國所界定的中美競爭對手關係。本來這次疫情完全應可以演化為中美攜手抗擊共同「敵人」的溫情故事，可事實上卻加劇了中美之間的「互疑」。

袁南生：中美關係經歷了四個階段：敵手階段、對手階段、聯手階段，現在又回到對手階段。敵手階段指的是朝鮮戰爭時期；對手階段是指冷戰時期中美建交之前這一段，這一時期美對華政策是遏制；聯手階段是指中美建交以後到特朗普上臺之前這段時期，特別是911事件促成了中美聯手，聯手階段美對華政策是接觸；現在，中美關係又回到了對手階段。

但是，前後兩個對手階段並不是一碼事，雖然兩個階段都是對手關係，但前一個階段美國只是視中國為一般意義上的對手，談不上競爭；後一個階段，即我們現在階段的對手關係，按美國的說法是「戰略競爭對手關係」，新的對手階段美對華政策有可能變為以遏制為主，走向冷戰、中美脫鉤的可能性不大，但不能完全排除，仍有待觀察，不可掉以輕心。

馬國川：如何才能避免最壞的局面發生？

袁南生：避免最壞的局面發生，一是要保持戰略清醒，認清和平與發展的時代特徵沒有變；二是保持戰略耐心，防止急於求成；三是守住戰略底線，既韜光養晦，更奮發有為，維護好國家核心利益；四是防止戰略誤判。尤其要防止對美誤判，誤認為美國已衰落。要看到美國同自身相比仍在發展，並沒有衰落。

過去100年裏，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始終在四分之一左右，在可預見的未來也可能是這樣。美國將繼續擁有科技霸權、軍事霸權和金融霸權，仍然是世界第一地緣優勢大國、農業大國、教育大國、科技大國和資源大國。以農業為例，美國以不到300萬農業人口，成了世界糧食生產出口第一大國，其一個國家的糧食出口占世界糧食出口總量一半，而我們則是世界上最大的糧食進口國。美經濟總量已超過20萬億美元。橫向比，只有中國、印度、越南、埃塞俄比亞等少數國家增速超過美國。

美國影響力和控制力在下降，主要是中國和新興大國力量上升，相對來說美國的影響力下降了。防止戰略誤判的重要性從當年朝鮮戰爭可以看出來，金日成誤判美國不會出兵，美國誤判中國不會出兵，中國誤判美國出兵朝鮮的目的是要打過鴨綠江。

（袁南生、馬國川／文  轉自地中海魚兒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