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周恩來無論是在大小會上作報告，還是走路、與人談話或幹其他任何事情，他的右臂總是彎曲地端在身前，這是他一個無奈的、痛苦的習慣。而鮮爲人知的是，在由江青引致的周恩來延河墜馬右臂傷殘後及其治療期間，他一直以來在人前隻字未提過江青之過。

周恩來摔傷右臂，是在1939年7月10日騎馬到中央黨校作報告的途中。

1939年7月10日下午，革命聖地延安城烈日當空。延安中央黨校禮堂坐滿了人，大家都興奮地等待不久前由重慶歸來的周恩來作報告……時間過了，還不見人。突然有一個人慌慌張張地跑到正在休假的周恩來的警衛員劉久洲座位旁：「小劉，副主席出事了，你怎麽還坐在這兒？」劉久洲一下子從座位上蹦了起來，就跟著來人跑。

跑到黨校會客室，劉久洲見有許多中央領導已趕來，醫生們圍著周恩來正在進行搶救。醫生問：「您怎麽從馬上摔下來的？」

周恩來忍著痛說：「自己不小心，落下了馬，可能是這一年多來沒騎馬，生疏了。」

周恩來一向細緻謹慎，他長征時騎馬白天夜裏跋山涉水，長途行軍；第一次會見張學良時，他和李克農在雪地上「飛馬」去延安……但誰也未聽說他遇過險、出過事。這回怎麽摔下馬而且跌斷右臂呢？當時許多人問他，他總是這幾句話，而且總是說自己不小心。只是朱德去看他時，劉久洲從旁隱隱約約聽他說，「是江青突然跑馬引起的。」但是在那時，保密紀律性很强，不該問的不問，不該說的誰問也不能說。一直到周恩來去世後，劉久洲才聽當時隨同周恩來的警衛員王來音告訴他周恩來墜馬傷臂的真相。

那天早上，毛澤東忽然接到兩個請柬：一個是延安馬列學院，一個是中共中央黨校，都是請他去作報告的。毛澤東就對周恩來說：「恩來，你從大後方回來，外邊的形勢大家都想知道，你就幫我去一處吧。我到馬列學院，你到黨校。要不，我一個人，怎好去兩家呢？」周恩來同意了。這時正好江青也在場，她就說：「讓我也去聽聽。」毛澤東告訴她：「你條件不够（指高級幹部）嘛！」江青嬌嗔地說：「人家去學習學習嘛。」這時，毛澤東讓步了：「那好，你跟我去馬列學院吧。」江青又說：「聽了報告我還想看文藝表演。」毛澤東有點不耐煩地擺擺手：「好，那你和周副主席去吧。」

去中央黨校要過延河，那時延河上還沒有架橋。當時，頭天的雨水正沿著各條山溝往延河裏灌，延河水奔騰汹涌，汽車無論如何也開不過去。毛澤東當即叫王來音牽出他騎乘的大青馬。這匹馬伴隨毛澤東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跋山涉水很有經驗。毛澤東還不放心，又讓他的警衛參謀蔣澤民隨行。本來蔣澤民也是有馬的，這回江青要去，他只好把馬讓給了江青。

過延河時，水深及膝，王來音給周恩來牽著馬走在前邊，江青騎著馬緊隨其後，蔣澤民走在最後邊。衆人平安地趟到對岸後，王來音丟開了周恩來的馬繮繩，在河灘上穿鞋子。這時，剛剛上了河灘的江青突然心血來潮，她兩脚使勁一夾，揚起鞭子，對著坐馬就是一鞭，那匹馬一下子猛烈地奔跑起來。大青馬和江青騎的那匹馬原來是一對，江青的馬一跑，大青馬也跟著跑去。這麽一來，江青和周恩來的兩匹馬一前一後在延河邊飛奔起來。就在河灘路將要跑完，江青騎的馬即將跑上河岸的小道時，馬蹄聲驚動了附近人家的一條狗，狗迎著馬頭，狂叫著跑過來。江青見狀驚慌失措，猛地一勒馬，陡然拐進田間的小道。說時遲，那時快，周恩來的大青馬也已跑到，眼看就要撞上江青的馬，周恩來一個急拐彎，……偏不凑巧，展現在馬頭前的是一個刨過樹根的大土坑，大青馬在緊急避讓中將周恩來摔了下來。周恩來怕頭撞到地上的石頭，伸出右手去撑地，結果折斷了右臂。

受傷以後，周恩來忍受著劇烈的疼痛步行來到黨校會客室，由中央衛生處派來的醫生作了簡單的包扎，打上了石膏。

中央黨校忽然像山洪暴發般地傳出消息：周副主席在騎馬過河來黨校的路上受傷了！人們聽到這個消息，不由抽緊了心。他們誰都想瞭解究竟是怎麽回事，但誰都說不清楚。於是紛紛猜測，私下議論：是遭到了特務、漢奸的行刺？還是騎的是一匹强馬？我們黨和紅軍的領導人，從來還沒出過這麽大事故。槍林彈雨都闖過來了……中央黨校高級班（在這個班學習的都是團級以上的幹部）的學員更是後悔不迭。有的說今天不該請周副主席來作報告；有的說既然山洪下來了，汽車過不來，就改個日子算了，何必騎馬來，畜牲這東西最容易出事。

周副主席躺在黨校，毛澤東還不知道。最著急的是陪周恩來到黨校去的王來音和蔣澤民。周副主席受傷，自然應向毛主席報告，這是王、蔣兩人分內之事。但他們却十分爲難，因爲江青這個地位特殊的人物夾在中間，要報不敢，不報又不成，只能按原則辦事，由王來音騎馬回楊家嶺如實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知道後很著急。在院子裏轉來轉去，一面叫他的秘書葉子龍和他一起去黨校看望周恩來，一面對江青發火：「你出什麽風頭！你耽誤了多少大事！……」江青自知理虧，遠遠地躲開，一聲不吭。以後好長時間都不敢回楊家嶺見毛澤東。

周副主席受傷的消息很快傳遍了延安城。

各部門的領導人和周恩來的老戰友，一個個先後親自趕來登門看望。周恩來雖然傷痛很厲害，還是强忍著一個一個接待他們。對他們說：是他騎馬去黨校，過河以後馬一失蹄跌到一個大坑裏面，摔下來，右胳膊杵到了地上。醫生已經治了，不要緊的，很快會好的，請放心吧！他們雖然相信周恩來的話，甚至有人說那條路上確實有日本飛機扔炸彈時留下的坑，但是仍搬不掉壓在他們心頭的那塊沉重的大石頭。他們嚴肅地要求中央教導大隊（即中央警衛團）認真吸取教訓。據王來音回憶說：「隨後，中央教導大隊領導向我們下了指示：從今以後，首長騎馬不論走路過河，警衛員必須牽馬走！」

當時延安的醫療條件很差，不能接骨。直到8月18日，印度援華醫療隊的柯棣華大夫和巴素華大夫再次對周恩來的病情進行了檢查，取下石膏後才發現骨折處的癒合很不理想。他的肘部已經不能活動，右臂肌肉開始萎縮。儘管進行了按摩和熱敷，右臂仍然無法伸直，只能處於半彎曲狀態。於是中共中央决定送周恩來到蘇聯莫斯科去治療。

載著周恩來的飛機騰空而去，但他那顆心仍然系在中央的工作上。自跌傷之後，他從未臥床不起休息過一天。雖然有醫生的督勸、來探視的同志的懇求和鄧穎超的關愛照護，可是他硬是說自己胳膊傷了頭腦毫無損傷，依舊可以照常工作。於是，中央開會他照常去參加，文電照舊親自處理。他只要求中央組織部給他派人記錄文稿。

那時給周恩來派去作書記員的，是當年在延安馬列學院第二支部學習的陳舜瑤，她曾回憶說：「剛要畢業，中央組織部給馬列學院寫了個條子，找我去談話，說周副主席受了傷，手不能正常寫字了，周副主席口述的話你要記下來，材料要保密——女同志不多接觸人，保密條件好。到楊家嶺後，周副主席問了我的簡歷，給了我一個筆記本，說試試看。先記的是‘八•一’報告提綱。他很不習慣地說一句等著別人記一句。他回別人的書信總是一口氣說完，我寫出來。有時他指出口氣不對，就說一句，讓我寫一句。他的手不能寫字。他傷得非常重，醫生差不多天天來給他看病、換藥。現在有的回憶材料裏說，總理當時用左手寫了一本厚厚的文件提綱，那是不可能的。總理口述過許多文件，章句明確，甲、乙、丙、丁層次清楚，好記錄。我在的那一段，都是超工作量的工作，沒有散步、活動。來找他談問題的人不少。那時他是我黨駐重慶代表團的負責人，中央統一戰綫工作部部長，又是中共南方局書記，特別是想瞭解當時大後方情况的人，都來找他。」

就這樣，日復一日，由周恩來口授，陳舜瑤代他記錄、抄寫、整理有關文稿、文件。他出國之前有很多工作要完成，有好多材料要送往重慶。於是，他指揮著大家整理東西，將材料裝進袋子，請陳舜瑤代寫了給各方面的信。只有一封他沒讓陳舜瑤代筆，那就是給鄧穎超的信。鄧穎超知道消息後，打電報給中央，請求組織批准她陪同周恩來去蘇就醫，中央考慮到恩來同志的生活需要照料，批准了鄧穎超的請求。此時鄧穎超正在重慶，周恩來十分體貼大姐的心情，怕她著急，用左手給她寫了一封親筆信。鄧穎超收到這封信後，雖然擔心，却很鎮靜，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延安，準備陪同周恩來去蘇聯治療。

這封左手寫的信，是周恩來對妻子加同志的鄧穎超十分敬重的見證，同時也是周恩來右臂傷殘那段艱難困苦歲月的鮮明見證。

蘇聯政府安排了許多高明的醫生爲他治療，先後進行過三次大的會診，提出兩個治療方案，供周恩來選擇：一個是把肘骨拆開，重新接上。這樣胳膊可以運動自如，但要動兩次手術且花費的時間會長一些。這個方案萬一不能恢復原來的狀態，可效果終歸肯定是好的。二是不開刀，就是强力拉展已經愈合的肌肉，可最後手臂只能伸展40度到60度，這樣做所需的時間短，但是壞處是愈合的效果不會太好。

蘇聯醫生希望采用第一個方案。他們有自己的自信和自尊，他們不願意看到病人彎曲著手臂走出他們的醫院。然而，周恩來考慮到由於國內工作太忙，不允許在國外滯留太久，所以他堅持選擇第二個方案。他說：「我現在不可能長期在國外治病，國內的事情很多。只要能够用它進行工作和生活，我就滿意了。」

手術是9月19日在克里姆林宮醫院進行的。這是一次小手術，只切除了一小塊突出的骨頭。過了一周之後，即25日就已經拆綫，經檢查傷口已經全部愈合。從拆綫的第二天起就開始新的療程，主要是按摩、烤電、運動和浴療，目的是使受傷的手臂逐漸恢復運動技能。按照教授和醫生們的最初估計，周恩來的手臂將可以彎曲45度。

經過一周卓有成效的治療，周恩來的手已經可以移動，手部的顫抖也已經减輕。但是，鄧穎超在信中不無哀傷地指出：儘管以後手的彎曲程度要比預料的大些，但是要完全恢復將是不可能的，這只手最終將是半殘疾的。

强力拉抻是很痛的，多次强力拉伸受的罪就更大了。治療過程中，有時在注射麻藥後，醫生把他的胳膊强行按一定的角度加以固定，簡直是痛苦异常，特別是在麻藥失效後，病人疼痛難忍。

然而，堅强剛毅的周恩來都以極大的毅力堅持了下來。

當時師哲在克里姆林宮醫院爲周恩來擔任翻譯，每天陪伴著。他曾回憶說：「疼呵，是人承受不了的疼呵。我從來沒有見過能比上總理那樣堅强的人呵，他竭力地忍住巨痛。」「從某種角度上講，總理這彎曲的殘疾是他自願留下的，因爲最大的原因就是他想趕快回國。」

周恩來在醫院總共住了兩個多月，在新年的前幾天出院。

周恩來從1939年9月至1940年3月，在蘇聯共待了六個月，他一系列的活動，其實是在醫治共産國際的心病，共産國際當時不相信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理論。周恩來將毛澤東1939年9月1日《關於國際形勢對新華日報記者的談話》帶到共産國際，共産國際對此很稱贊，說中共領導正確，給了他們很大的支持。

1940年春天，周恩來身著粗呢西服回到了中國，帶回了一架電影放映機和五部蘇聯電影膠片。

即便進行了如此醫治，但周恩來的手臂恢復完全自如已不可能，右臂已半殘。

延河墜馬，終使右臂殘疾，其中真相周恩來生前連鄧穎超都未曾吐露。歷史之謎沉寂了38年即在周恩來逝世後大家（包括鄧穎超）才知道了真相：原來此事與江青有關。

（孟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