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初，武漢發生新冠疫情的危急時刻，在漢台商、湖濱花園酒店董事長第一時間聯絡到當地政府，主動提出「希望將自己旗下的酒店貢獻出來，作爲政府的一個防疫隔離點」的想法，經過研究，這一提議很快獲得批准，這也成爲了全國獨一份的「台資隔離點」。

——2月6日，在武漢市台辦積極協調幫助下，武漢市洪山區政府確定將湖濱花園酒店作爲預備防疫隔離單位。

——2月13日，武漢市洪山區防疫指揮部正式下文，經酒店台商自願，徵用湖濱花園酒店爲防疫隔離點。

——當天，爲了配合防疫部門的運作，酒店留下了保安、工程、現場經理等10位工作人員在一綫。酒店工作人員配合防疫部門對房間進行清理，酒店房間的原有布巾及用品一律撤掉，漢保留了燒水壺。酒店原有客房200餘間，清理出可用隔離房110多間，共150多個床位，其餘房間用於儲藏設備等。

2月13日至今，這個「台資隔離點」先後安置了附近小區需要隔離觀察的人員近200人，發揮了重要作用。

目前這個隔離點仍在運作中。

在民族大義面前，個人一點犧牲算什麼

楊東彥是第一批進駐武漢投資的台商之一，他開辦的湖濱花園酒店，是當時武漢第一家五星級酒店，也是面積最大的「花園式」酒店。酒店位於東湖之濱，周邊相對獨立，占地約3.3萬平方米，建築面積約2.4萬平方米，以中國風式的紅色宮庭設計爲主，在當地知名度較高，被稱爲「紅房子」。

身兼臺灣「中華醫學會」常務理事長的楊東彥，目前忙於匯總各方醫生的防疫經驗，形成系統的防疫建議，也爲臺灣的相關防疫部門提供參考。

「因爲個人這個職務的關係，周圍的朋友很多都是醫生，他們告訴我，疫情最重要的事，一定要做好隔離，所以我第一時間想到了我的酒店，正好非常適合做隔離點。」楊東彥說道。

「酒店占地面積大，空氣流通性也好，非常適合做醫學隔離，因此提出自願辟做隔離點。當時武漢已經封城，但隔離點還不是很多。」因爲身在臺灣，受封城影響，歸心似箭的楊東彥沒法回到武漢，只能委托酒店方面的負責人全權代表他，響應和安排防疫部門的一應要求。

楊東彥曾想過飛到長沙，再從長沙開車返回武漢，「因爲覺得那裏更需要我」。但受到家人的强烈反對，只好打消了念頭。1961年出生的他，畢竟已不是一個年輕人了。「只要結束封城，我肯定第一時間回武漢。」

回武漢已經受阻了，把酒店拿出來做隔離，身邊沒有遇到阻力麽？「怎麽沒有，不光是臺灣的家人，周圍的親戚朋友，都有很多反對的聲音，包括很多酒店的員工都很不理解。聯繫不方便，很多人發微信給我。」楊東彥說。

楊東彥將酒店貢獻出來做隔離點的决定幷不是一蜆噸順.背邊的親戚朋友，包括酒店員工都很不能理解，他爲何要冒著日後虧損的風險將酒店作爲隔離點。

「他們的顧慮是可以理解的，做了防疫以後，生意肯定會受到影響，往後顧客也可能會有不好的聯想。預計疫情過後至少半年，酒店的生意無法走上正軌。「1個月有可能損失在百萬以上。」楊東彥說道。

面對衆多反對的聲音，楊東彥依舊堅定决心，積極推進酒店作爲疫情隔離點。「我覺得個人不重要，祖國大陸整體利益最重要，在民族大義面前，個人一點犧牲算什麽。我告訴他們，錢少賺一點，死不了！」

祖國大陸的戰「疫」工程了不起

「這一點我可能受祖父影響比較深，祖父爲人剛正不阿，重視民族大義。」楊東彥祖籍吉林，祖父楊元曾在國民政府時期擔任上海樞密院院長（相當於現在的法院院長），後隨國民黨遷往臺灣。

從小被祖父帶大，楊東彥懷著一顆赤子之心，1989年，28歲的他便回到祖國大陸發展。「我1991年來到武漢，在漢二三十年，早就把這裏當成了自己的家。」

現在每年我有300多天生活在大陸，在大陸的30年，見證了大陸的巨大變化，北京從當年滿街脚踏車，到現在的車如流水。以前從武漢到深圳、北京要一天，現在坐髙鐵只要4個多小時，太方便了。」

談到這次大陸的防疫工程，楊東彥更是贊不絕口，「快速建立雷神山、火神山醫院，建了那麽多的方艙醫院，幾萬人的醫療團隊支援湖北，這種防疫工程全世界也只有中國大陸才能實現；另一方面，臺灣口罩因疫情關係供需緊張須花錢購買，而祖國大陸大部分地方却會配發給百姓。另外，大陸對前綫抗『疫』醫療人員的福利和支持也令臺灣同行們欣羡不已。這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

楊東彥也直言：「現在很多臺灣電視節目報道大陸的疫情很離譜，在上面講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實際上在挑撥兩岸的民族情感。」民進黨當局禁止口罩出口大陸，却把口罩生産攥在手中，一片成本僅1元新臺幣的口罩，要賣到5元新臺幣，「大陸這邊口罩是用來送的，臺灣這邊是用來賣的」。

面對有臺灣朋友說大陸「封城」是種「不自由」的言論，楊東彥表示「封城有什麽不對，臺灣只有2000萬人口，而僅武漢就有1500萬，防疫的難度可想而知。犧牲小我的『不自由』，才能成就國家的『大自由』！祖國的『戰疫』工程太了不起了，希望武漢『抗疫』早日取得勝利！」

（李欣／文）